杨福家 - 人物介绍

杨福家，出生于1936年6月，宁波籍。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历任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核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玻姆物理协会科学委员。专于原子核物理学，曾提出放射性氡子体监察的普适理论公式。著有《原子物理学》、《离子束分析》。

杨福家领导、组织并基本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在原子核能谱学方面，实验上发现一些新能级数据；在级联衰变方面，给出复杂能级的衰变公式，概括了国内外已知的各种公式，较广泛地用于放射性厂矿企业，推广至核能级寿命测量，给出图心法测量核寿命的普适公式；领导实验组用γ共振吸收法发现了国际上用此法找到的最窄的双重态（900eV）；在国内开创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在束箔相互作用方面，首次采用双箔(直箔加斜箔)研究斜箔引起的极化转移，提出了用单晶金箔研究沟道效应对极化的影响，确认极化机制。

在1991年，杨福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自1998年起被聘为美国Vanderbilt大学物理名誉教授。杨福家教授也是日本创价大学名誉科学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名誉人文博士，香港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名誉博士。杨福家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校长，自1996年起担任世界大学校长执行会执行理事。2001年起至今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出任英国名校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近年来频频直言中外高等教育之差异、差距，为高层、教育界及社会瞩目。

杨福家 - 渴望知识

杨福家1936年出生于上海，但他的故乡却是宁波市镇海区骆驼镇河角村。镇海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县区，面积218平方公里，人口27万。但它出包玉刚，出邵逸夫，出大学校长，尤其盛产院士，26位。骆驼镇上就出了好几位，而杨家一门就走出了两个：杨福家和哥哥杨福榆。杨福榆是贝时璋院士的高足，著名生物化学家。兄弟俩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年龄也差了9岁，却在1991年同榜荣登院士，这是杨家的光荣，也是宁波人的光荣。

杨福家自幼机灵好动，却也淘气顽皮。读初中时有一次将粉笔灰嵌入粉笔擦中，老师越擦越不干净，盛怒之下，勒令其退学。杨福家也曾多次转学，幸运的是上高中时进了一个好学校：上海格致中学。格致中学创建于1874年，是上海的一座名校。在这里，杨福家头脑里的智慧和求知的“火种”被点燃了。在老师的启发诱导下，杨福家开始发奋上进。暑假里他将自己关在亭子间，一口气做了1000多道数学题，使数学成绩从不及格一跃而获得满分，并由此养成了很强的逻辑观念。从小学就开始学的英语，原先总也学不好，在格致中学老师的诱导之下，发现英语原来非常有趣呀，学习劲头鼓起来了，结果英语也成了他的强项，使他终生受益。

事隔多年之后，杨福家犹念念不忘格致中学给了他人生两件最宝贵的东西：一是人生观，从一个糊里糊涂的“小捣蛋”，成为有梦想、有追求的人；二是点燃了他头脑里知识的火种，培养了学习和后来做学问的兴趣，更让他懂得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客观、尊重知识。也许，正是这两件宝贝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一个爱国科学家的基础。1997年，第54届校友杨福家个人出资在母校格致中学设立了一项奖学金，不少人提议命名为“杨福家物理奖”，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把它定名为“爱国奖”。他认为爱自己的祖国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情感，设“爱国奖”，就是希望格致学生铭记自己是祖国的儿女，激励自己担负起祖国赋予的责任——这也正是他，一个学子对祖国和母校的“寸草春晖”。杨福家每年到母校颁奖，已有9个年头了。

杨福家 - 情系复旦

1954年9月，杨福家以优异的成绩从格致中学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从学生后来做到校长，开始了他与复旦大学、与物理学科的终生情缘。

在复旦物理系，系主任、也是普通物理学的授课老师是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王福山。第一个学期的期终考试，是由王福山教授主持的口试。杨福家第一个进考场，面对这么多教师，又是平生第一次口试，心情十分紧张，结果只拿了个4分，这也是杨福家4年大学惟一的一个4分。以后，杨福家又师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一级教授周同庆，间或也溜出去旁听数学大师陈建功的课。苏步青、陈建功、周同庆都是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那时的复旦校园很小，也没有高楼。但正是从这些导师的身上，杨福家真切地体会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至理名言。

在杨福家4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时年43岁的一级教授卢鹤绂，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给他们开设了富有色彩、七章七节的原子核理论课，而且有幸在最后一学期，卢鹤绂成了杨福家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卢鹤绂把他领入原子核物理领域，让他有幸领略绚烂的“物理之美”，并使之成为他一生的事业。卢鹤绂常常这样忠告青年学子：“一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发展，最后的目标是来创新领域；二是要老实，不要虚伪，弄虚作假、故弄玄虚的人都是站不住的。知而告人，告而以实，仁信也。”

在卢先生指导杨福家论文的时候，国际物理界发表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在当时这是最新科研成果。卢先生不希望他的学生轻轻松松地拿论文，而是要他这个未出茅庐的大学生去碰一碰那个世界前沿的课题，鼓励他去试试另外一条途径，看看是否可以得到同样结果。经过半年努力，杨福家发现这篇论文是做不出正面结果的，但即便如此，杨福家的收益仍然非同一般，因为他在卢先生的严格要求下，通过做这个论文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的奥妙。5年后亦即1963年，提出这一理论的两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1964年，杨福家有幸在哥本哈根遇到了其中一位，因为有当年的基础，使杨福家有能力与他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一个好的学校，它会给你一个好的氛围，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到好的素质方面的教育，而好的老师能发现你的长处，能够引领你走上一条科学的道路。这是杨福家的切身体会，而卢鹤绂先生当年的忠告，使杨福家懂得了做一个一流的科学家，眼睛应该时刻盯着科研的最前沿。“追求卓越”，成了他的终生信条。

1958年7月，杨福家从复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原子核科学系做了一名助教。1960年，复旦史无前例地任命了一批非常年轻的副系主任，杨福家是其中之一。论资历，那时杨福家大学毕业才两年；论年龄，年仅24岁；论资格，助教也只做了两年，直到3年后也才是个讲师。这一段经历使杨福家刻骨铭心，所以33年后，当杨福家成为复旦校长时，他满怀激情地说：“1954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第二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24岁时，我被任命为原子核科学系副主任。我亲身体验到：复旦大学有着培养青年人成长、为青年人创造机会的浓厚的政治与学术气氛。我衷心希望，我们能保持和发扬复旦这一优良传统。”所以，上任伊始，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杨福家 - 出国深造

1963年9月至1965年8月，杨福家有幸被选派到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他在物理学家“朝圣”之地、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哥本哈根度过了难忘的两年。

临出国前，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给新中国第一批出国深造的人员亲口讲了一个故事：当年陈毅留学法国期间，一次乘无轨电车，遇上一位老太太，陈毅主动为她让座，但谁也不会料到，当这位老太太知道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子我不要坐。”这个故事极大地震撼了杨福家的心灵，让他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诚然，陈毅元帅故事里的那个年代早已过去了，中国人毕竟站起来了。但是杨福家也看到，在这个以实力排座次的世界，一个虚弱的民族纵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只是一个小脚女人和东亚病夫——不要说叫人家给你让位子，就是你想给人家让位子都没有资格！要紧的是，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

玻尔研究所，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大师之一的尼耳斯玻尔于1921年创建的。玻尔一直引用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言：“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以此来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激励自己为祖国的昌盛建功立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杨福家深为玻尔的精神所感动，如果“丹麦”两字改成中国，玻尔的追求不就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追求吗？杨福家一方面庆幸自己有机会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实验室工作，另一方面则憧憬在不久的将来能有自己的“炼钢炉子”，即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自己的祖国在世界的现代科学殿堂里也能得到她应有的席位。杨福家在玻尔研究所留学期间，该所来自各国的50多位学者大多有博士学位，而他只是一个本科毕业才5年的讲师，又来自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面临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因此，杨福家总是满腔热情主动地工作和学习，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连吃饭的时间也同各国同学讨论问题，仅用一年时间就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1964年夏，杨福家证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所所长奥格玻尔教授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莫特逊教授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玻尔教授祝贺他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希望他延长在丹麦工作的时间。在此期间，杨福家的另一大收获是，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之所以成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除了他的创始人尼耳斯玻尔对世界物理学做出的无与伦比的不朽贡献之外，还因为他爱才如命，到处物色有希望的青年人来所工作，积极提倡国际合作，以致被人誉为“科学国际化之父”。尤其是在玻尔倡导下形成了“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这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精神”已成为物理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世界的贡献，也许不亚于玻尔的量子力学。而对杨福家来说，在丹麦两年所感受到的“哥本哈根精神”，也许是对他日后成为一个名牌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所长时的最好的科学精神的洗礼！

杨福家 - 把握机会

1965年8月杨福家从丹麦学成回国。不久，“山雨欲来风满楼”，继之祖国陷于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在“文革”中，杨福家虽然没有遭受很大的冲击，但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一间安静的实验室了，他所钟情的原子核研究也不能幸免。

不过，对一个有心人来说，机会总是有的，哪怕在夹缝中也能找到。1975年3月，杨福家带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去一家化工厂“开门办学”。在厂里，杨福家发现该厂环境污染测试计算出来的结果，有不少是负值。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百思不得其解。杨福家找到有关部门，查核了计算公式，发现原来该厂所用的公式是盲目搬用苏联的，在中国根本不适用。再查查美国、英国等先进国家的环保测试公式，也几乎令人绝望，因为这些国家的计算公式都是有条件限制的，一个公式只能适用于一种条件。但是这个发现也使他兴奋不已，因为发现新的问题正是新的科学创造的契机。

从解决这一新的难题出发，以及从控制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计着眼，杨福家决心搞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计算公式。经过他数月的不懈努力，分析了6个微分方程，终于推导出了“核级联衰变一般公式”。这一公式可适用于所有厂矿的环保测试，而且囊括了前面提到的西方与苏联的所有相关公式，因为那些公式只是它的特例。把它运用于重离子反应、寿命测量学方面，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这个公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迅速成为测试环境污染程度的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

哲人说得对呀，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杨福家 - “炉子效应”

“文革”灾难终于过去，科技工作者又回到了实验室和课堂。杨福家被任命为原子核系主任，并且升为副教授。和“臭老九”一起香起来的，还有职称，简直成了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有人劝杨福家，为了“正高”，应该埋头写论文。杨福家则不这样认为，写论文固然需要，但根本的是要把实验室建起来。国外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很有质量，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大学有很多烧得很旺的炉子，铁丢下去就能很快地烧红。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还缺少足够的好炉子。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炉子烧起来，为下一代能够在这样的炉子里锻炼成好钢创造条件。

杨福家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工作过，可以说是当时接触过串列加速器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多年前他就梦想着自己的祖国能有这样一个实验室。因此，“文革”结束后杨福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第一流的实验室。结果，“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终于建起来了，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实验室在1989年被国内第一流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实验室上去了，高质量的论文也出来了，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也从这里培养了出来。1980年杨福家升为教授，1981年，成为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又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

1986年底，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诚邀杨福家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任所长，杨福家却婉拒了半年。后来禁不住该所老党委书记巴延年“五顾茅庐”，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至立也登门劝说，杨福家同意了，1987年8月，在陈至立同志陪同下走马上任相比于复旦的原子核实验室，上海原子核所是一个更大的“炉子”，是中科院第二大所。先前他之所以婉拒周光召院长的邀请，是因为他曾担心行政事务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但是当他上任后，想到如果把这个“炉子”烧得更旺，由于自己的工作而能够进一步调动全所1200多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那么自己的工作就会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杨福家到任后，与所党委共同研究，积极推进“一所两制”的运行体制，提出了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又要坚决贯彻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杨福家自然也没有忘记陈茂柏，为了使陈茂柏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课题能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认可和支持，杨福家亲自写信为当时还只是副研究员的陈茂柏力争：超灵敏质谱计是当代最重要的核分析手段，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中国尚属空白。陈茂柏等提出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含有新的想法，值得一试。结果，这个课题被立项了，负责人就是陈茂柏。一个副研究员领衔一个项目，这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1993年6月14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持下，以陈茂柏为首的课题组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台“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通过了鉴定和验收，成为中国核技术研究中具有独创性的重大成果。国外耗费了大量资金，研究了近10年还没有成功的项目，被陈茂柏攻克了。

实验核物理研究室主任石双惠提出了寻找新核素的课题，立即被杨福家列为重点科研项目。世界上已发现的2000多个核素中，没有一个是还中国人发现的。周光召院长曾经对杨福家说，你们应该争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上去。经过漫长的攻坚，终于率先合成了新核“铂-202”。1992年7月28日，这项研究成果终于正式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了核素的版图！这就是杨福家的“炉子效应”。

杨福家 - 创造一流

1993年2月，杨福家在担任副校长两年后，被国务院任命为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自从1905年马相伯创办这所大学起，复旦就是江南名校。所以，在1993年2月25日的就职典礼上，杨福家发表就职演说，题目就是：《找差距，创一流，振兴复旦》。

“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是杨福家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很快，古老的复旦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复旦大学教师、干部的平均年龄，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最年轻的。启动“名教授上基础课”的计划，“首先是教学生怎样做人”等举措也相继出台。而建立一个“ThinkTank”（即：智囊团、思想库）是杨福家在副校长任内就提出来的。1992年9月，杨福家给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徐匡迪写信谈了自己对高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想法，并明确提出：高校应当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他提议：在加快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形式下，鉴于上海市在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参照国外一些高级智囊研究机构的成功经验与范例，在上海建立一个为政府与企业决策服务的“思想库”。很快，徐匡迪给杨福家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所提ThinkTank一事，我已请市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蔡来兴研究员牵头筹组，不久他即会与您联系。”

1993年2月12日，春节刚过，杨福家倡议的复旦发展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一个没有围墙、完全开放的新型研究机构在复旦园里挂牌成立了，徐匡迪欣然出任名誉院长，杨福家则被推为院长。为什么要成立“思想库”？杨福家的解释是：复旦的目标不是要创一流吗？一流就是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烙印，像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那样。复旦在上海，既要打“中华牌”也要打“上海牌”，在作为龙头、带头羊的上海腾飞过程中献计献策。复旦不仅应在基础学科方面拿国际金牌，而且应该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起积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复旦发展研究院的缘故。”

复旦的“思想库”一设立，就立即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实力。1993年6月，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主持召开的“上海：面向新世纪国际化大都市”战略研讨会在锦江饭店隆重举行。100多名著名专家济济一堂，共同为振兴上海、开发浦东进行决策论证。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称之为“拉开了21世纪上海战略研讨的序幕”，市委副书记陈至立评价说：研讨会将对上海市委、市府进行上海的战略决策提供很重要的参考。1994年3月，复旦的第一本绿皮书《重新认识中国——1993年中国发展报告》，就呈现在上海市领导的办公桌上。尤其让复旦人自豪的是，复旦的“思想库”不但成了上海市发展建设的“高参”，还为国家输送了杰出的人才。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得力大将王沪宁，曾是复旦最年轻的教授，全国政治学、行政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很快脱颖而出，先是被江泽民总书记“借”去，从此不还，1995年4月起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副主任，胡锦涛继任总书记后，即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胡出国访问时，王沪宁常以核心成员身份伴随左右。

杨福家执掌复旦后的作为，《人民日报》在1994年12月17日、20日、21日、26日连发4篇文章，并配发编者按，给予高度评价。

杨福家 - “知识经济”

杨福家有一个主张：既然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那么中国的大学校长就应该多走出去。你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你。1996年，杨福家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并当选为"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执行理事，给了他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极好机会。 　　

每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都要举行一个总统早餐会。杨福家多次出席过克林顿和小布什的总统早餐会，觉得的确受益匪浅。特别是 1997年2月6日克林顿总统的第45次早餐会，杨福家等3位外国名牌大学校长和来自170个国家的650名外宾，一起聆听了克林顿发表的即席演讲。克林顿演讲的主题是团结、合作与教育。"虽然我们乘不同的船来到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克林顿的话虽然轻松幽默，话题却也很有分量："在我下一任期四年内的首要任务，是使美国人民在全世界受到最好的教育。"特别是，克林顿强调："要使每一个公民都了解，要成功地进入以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为特征的新世纪，应达到什么样的教育标准。" 　　

"知识经济"一词虽然早已有之，但从一位国家总统的口中这样郑重地提出来却还是第一次。思维敏锐的杨福家像捕捉科学前沿的最新信息一样，瞬即意识到了这个英文单词的特殊意义：它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即"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经济"的时代开始了！ 　　

回国后，杨福家分别在《文汇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知识经济》、《谈谈"知识经济"》等文章，被几十家报刊转载。杨福家文中以比尔·盖茨为例，阐述了知识经济的含义及其巨大威力，并迅即请复旦有关同志组织力量对知识经济进行研究，很快出版了《知识经济论》一书。当时"知识经济"在国内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新名词，杨福家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后，知识经济问题才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普遍关注，并很快成为新的热点。《文汇报》主任记者江世亮撰文指出："杨福家院士率先在国内引进并阐释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带来的挑战，无疑已在中国科技史及教育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知识经济"的概念很快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注意，1998年2月4日，江泽民在中科院一份报告中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同年6月1日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知识不断创新，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而要加快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关键在人才，必须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杨福家 - 为国争光

1999 年1月，杨福家卸下已经当了6年的复旦大学校长之职，原想专心一意地继续搞他的原子物理，但是一个消息瞬间传遍了全世界：2000年12月12日，著名的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宣布，选举中国科学家杨福家先生为下一届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从2001年1月1日起，任期3年。

为什么请一个中国人去担任原来只有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才能担任的职务呢？校方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他的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有在许多国家工作的经验。他曾是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的校长……"而诺丁汉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2001年2月 13日上午，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欢乐气氛中，杨福家偕夫人告别祖国赴英履新，正式就任诺丁汉大学第六任校长。而专为他举行的任职典礼，选择在7月4日诺丁汉大学的毕业典礼之前。这一天，在因传奇英雄罗宾汉和"诺丁汉森林足球队"而闻名的英格兰中部文化名城诺丁汉，在有"大学公园"之称的风景如画的诺丁汉大学校园，在英格兰童话般的清澈的池塘、参天的古树、古堡似的小楼之间，旷古未有地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接着，在杨福家以校长身份主持的诺丁汉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包括中国等139个国家留学生在内的3000名毕业生，在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家长和当地政要名流的注目中，一个一个鱼贯上台，接受中国校长的亲切祝福。从清朝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开始，至20世纪末，中国学人踏出国门，目的全都是一个：学习。但是从本世纪的第一年开始，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所有名誉博士学位证书上，都将签有一位中国人的名字，那是他们的校长--杨福家。 　　

中国人担任英国名校校长，这在中英、中外交往史上都是第一次。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事本身，它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先进意味着发言权！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说："英国大学能选一位中国科学家当校长，证明他们关于中国的观念也正在改变，而中国科学的飞速进步是他们改变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席路甬祥说："诺丁汉大学聘请杨院士为该校校长，是对他科学工作的成就、贡献及影响的高度评价与认可，这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就在杨福家执掌诺丁汉的消息传出不久，在香港的一辆出租车上，当司机认出眼前的杨福家就是那个令人扬眉吐气的中国校长时，竟当场激动得流泪。要知道，在从前，不要说请一个中国人到英国去担任名校校长，即使在中国国土上的香港，也没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会让你中国人当！ 　　

就在杨福家面前放着权杖，凭王室赋予的权杖来行使他的权力主持庄严仪式，看五星红旗凡是他坐到这个台上的时候就冉冉升起的时候，有一次在台下坐了一个华侨会会长叫江凤翔，仪式后他一定要请杨福家吃饭。他说自己是60多年前来到英国的，他问杨福家：你知不知道那时候英国人叫我什么？杨福家说不知道，他说："叫我’清人’，脑后拖着一条屈辱的辫子的’清人’。你知道吗？清朝最腐败了，所以叫我清人，不叫我华人！……没有想到，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大学中间的唯一一套衣服、唯一的一顶金边帽给真正的华人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