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叔华为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主要从事综合世界时的精确测定和地球自转等方面的观测研究。50－70年代建立并发展了中国的综合世界时系统，在各天文单位的合作下该系统精度从 1963年起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1978年以来组织中国各天文台参加国际地球自转联测并推进有关新技术在中国的建立，负责中国甚长基线射电干涉网的建设。90年代开拓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负责“现代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重大攀登项目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发起和创建“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国际合作项目，1996年担任首届主席，1985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外籍会员。1988－1994年当选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

       叶叔华院士不仅是中外科技界著名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长期热心于科普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的社会活动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青少年学生指导科学实验活动、作科普报告、在广播和影视媒体上讲课、出席大型科学普及宣传教育活动、编著《新世纪版的系列丛书——十万个为什么》等科学普及著作以贯彻“科学普及法”的实施和加强“四科”的宣传教育。她不顾年事已高、科研工作的繁忙，还担任上海市科普自愿者协会的理事长等社会兼职，为提高上海市公众的科学素养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叶叔华于1927年出生于广州，原籍广东顺德。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195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徐家汇观象台工作。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由徐家汇观象台改制）研究员。1981年至1993年任上海天文台台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叶叔华长期从事天体测量和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1957年受命负责建立中国世界时综合系统，经过和同事们的努力，中国世界时精度达到世界水平。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开始研究运用新技术测定地球自传运动（世界时和极移）和地壳运动的方法，在上海天文台建立了与世界同步的人造卫星激光测距和甚长基线干涉站，并取得了国际声誉。从1982年开始，发起了与美国宇航局在多个研究项目上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收获。1994年，发起成立了“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APSG）国际合作计划，每年按期活动，得到许多国际同行的支持。

       1985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外籍会员。从1988年到1994年，连任两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1995年，获选中国十大杰出女性。1991年至2001年任中国攀登项目“现代地壳运动和地壳动力学研究”首席科学家。历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科研成果曾获得中国科学大会和中科院重大成果奖、中科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94年8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他们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经申报提名，获国际组织批准后，正式命名为“叶叔华星”。在中国和国际天文学界，以个人的名字为新发现的行星命名的，为数不多，而女性更少。作为一名女性，叶叔华不仅涉足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天文研究领域，而且成为中国天文史上惟一的一位女天文台长。早在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使叶叔华这位在国际天文学界早有名气的女学者有机会走出国门，第一次带团到法国进行业务访问。这次访问使叶叔华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我最大的感受是从前总是用强调自力更生来代替闭关自守，其实，在科学上要走得快一些，要借助外力，与国际合作。”

上海天文台隆重举行叶叔华院士八十华诞庆典

       叶叔华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然而在跨入该研究领域之前，天文学并不是她的最爱。那时候，叶叔华最喜爱的是文学和音乐，报考大学时，只想学文科，但父亲不同意，报考前夕，三次找她谈话，后来叶叔华改考了数学，并以第一名的高分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促使叶叔华对天文学发生兴趣，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丈夫程极泰。1945年叶叔华以第一名的高分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后，与志趣相投的同窗程极泰结为知己，到后来成为终身伴侣。

       而在当时，程极泰对天文的兴趣要远远高于叶叔华，为此程极泰不惜在武汉大学上了两年后再转系到中山大学。程极泰回忆说：我刚刚转学到中山大学的时候已经发表了许多天文方面的东西，这当然是一个吸引她的因素了；我们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阔，所以我想这也是使得她注意我的方面之一；当然我们两个人长得也都不太丑，这是主要方面，所以两个人当然一见钟情了。1949年6月，叶叔华和程极泰从中山大学毕业，当时广州还没有解放，工作一时难找，叶叔华的父亲为他们在香港德贞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同年两人结为连理。但是很快他们就决定回大陆。1951年1月，叶叔华夫妇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她敲响了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的大门，在叶叔华之前，徐家汇观象台还没有女性研究人员。

       徐家汇观象台是上海天文台的前身,是由法国传教士设立的一家天文台。从1914年起,徐家汇观象台就参与了国际上世界时综合系统的测定工作。世界时,就是全世界统一使用的时间，它是以地球的自转运动为基准,通过天文台的观测而得到的标准时间系统。叶叔华进观象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看星星，这份工作的意义在于时间——精确的时间标准，正是通过天文台的观测，再经过一系列复杂地计算处理后获得的。

       在某些尖端领域和国防生产部门，计时精度要求达到千分之一秒甚至更小的误差。经过与同事的共同努力，叶叔华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得她自我感觉很好。但是不久以后，在一次与测绘部门共同参加的会议上，其他部门的意见却让叶叔华深受。这使她进一步懂得了工作的意义，同时这些意见也促使国家进一步重视综合世界时服务工作。叶叔华受命作为此项工作的负责人，很快在业务上脱颖而出。

       1958年徐家汇观象台着手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时综合系统，叶叔华挑起了这个担子。到了1963年，在各个天文台共同努力下，精确度就已经跃居到世界第二位。1965年，中国结束了采用别国精确时间时的历史。在承担这项工作时，叶叔华刚刚31岁，而这项工作也为中国天文界赢得了国际声誉。

       在叶叔华的研究工作中，中国攀登项目“现代地壳运动与地球动力学研究”是她非常看重的。这项研究云集了100多名科学人员，包括30多名教授级专家，叶叔华出任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可以说没有叶叔华顽强的坚持，该项目就很难有今天的成果，甚至说很难立项。回顾这段经历，人们发现叶叔华还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个攀登项目做了两三年以后，叶叔华感觉到光是中国还不够，她要把这个项目扩展到亚洲及太平洋地区。1994年叶叔华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据理力争，将他们的提议从“死亡线上”拯救了回来。

       1995年7月，叶叔华为了争取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准备去美国参加“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大会”。但也恰恰在这时，丈夫程极泰摔断了股骨需要做手术。在叶叔华陷入两难的境地时，深知叶叔华此行意义的程极泰，鼓励叶叔华赴美国参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叶叔华提出的规模庞大的国际合作项目计划，并正式确定由叶叔华领衔主持这个计划。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叶叔华就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政坛上为数不多的女领导人。无论是在政协，还是在人大工作，她都是一位公认的政绩显著并且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好领导。在人大审议上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时，身为人大副主任的叶叔华，从观点到事实，阐述了此法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一席发言，语惊四座，听者折服。上海的姐妹们深有感触；女性参政实在重要，决定政策的人们中有没有女性就是不一样。

       已经77岁的叶叔华仍在主持亚太地区空间地球动力学计划和参与上海天文台地球动力学的研究工作。而老伴程极泰作为中国著名的混沌理论专家，工作和生活也是一样的充实而繁忙。老两口都喜欢音乐，但是更多时候，他们则是各居一室，埋头于各自的研究。孩子受父母熏陶，从小喜欢读书。十年动乱中他当了九年工人，但坚持工余自学，“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后来又去美国深造取得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计算机教授。叶叔华曾经说过，一个人一生当中所能够获得的幸福是有限的，不可能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她所从事的天文事业又是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的经历都还做不够的事业。她能够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在自己所喜爱的这项事业当中，就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我年轻时喜欢中文，后来改学了自然科学。选择天文，终归要比数学更浪漫一些，更接近文学吧，而宇宙也让我一直保持着好奇心和浪漫的心境。

　　记者：有人说，您是一个超级追星族，因为在土星和火星之间，有一颗“叶叔华星”。

　　叶叔华：那是在1994年8月，紫金山天文台将他们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在获国际组织批准后以我的名字命名，国际上有这种以某个行业比较有成就的人来命名行星的先例。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然很高兴，也感谢他们。你们认为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大事，而我觉得未必。

　　记者：怎么爱上天文的？听说，您年轻时爱好文学、音乐，两者相比，天文还是比较枯燥的。据说，在您之前，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还没有女性研究人员。

　　叶叔华：对，我年轻时喜欢中文，但是受父亲影响，后来改学了自然科学。因为在那时，文科的学生并不是那么好找工作。

　　但我骨子里还是很追求浪漫的，当时刚考入中山大学天文数学系时并没有分专业，带我入门的邹仪新老师给我们讲天文学，宇宙中的奥妙引起了我的兴趣，天文终归比数学更浪漫一些，更接近文学吧。后来的工作更让我认识到，浪漫并不是不切实际，而是能给你带来很多遐想，宇宙让我一直保持着探究的好奇心，保持着浪漫的心境。但是，只要是工作，就一定有很多琐碎的、重复的事情。长年累月测试、观察、记录数据，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细致、平常、重复的工作中，让我感受着工作中的乐趣。

　　我和很多科学工作者一起参加了国家组织的探月计划，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许多国家也在进行该计划，这项工作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威望。

　　记者：您负责的国家攀登项目“现代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在多个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中国首次开设了一门新学科——天文地球动力学，首次建立了中国天文的完整图像，并成功预测了厄尔尼诺灾害。随着研究的深入，还有哪些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值得探索？

　　叶叔华：所有的工作都是和同事们一起做的，我只是带个头。目前，我和很多科学工作者一起参加了国家组织的探月计划，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许多国家也在进行探月计划，如日本、印度、美国等。这项工作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威望。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将来可以在月球、火星开发新领域、新疆土，但这是一条很长的路。

　　记者：在您的一生中，最让您得意的事是什么？

　　叶叔华：我最得意的事是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叫亚太空间动力学。这是我国天文学界在国际上第一次争取到一个由我们提议、我们主办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非常不容易。1994年，我获悉联合国亚太经合会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关于空间的和平利用、持续发展的会议，就争取参加。当时我在会上提出建立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的建议，但是到会议闭幕时，我发现大会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在看了所有人的议案后，我找到联合国有关人士不断介绍我的计划如何好。当时的会议执行主席经我一再游说，被打动了，破例让我专门就此写一份提案并在会上宣读。这份建议书在会上获得了肯定。

　　但是我的计划要获联合国的批准还需要在更多的国际会议上得到认可。第二年，正好有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在美国召开，我决定再次争取。但谁知临行前，老伴骑自行车摔伤了腿，要开刀治疗。开刀第三天他又发烧，让我非常不放心。好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领导说他们负全责（叶叔华的丈夫是交大教授），然后我又拜托了天文台的同事每天去看望他，这才放心地去美国。

　　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国际上正式确定由我领衔并主持这个跨国研究计划。这意味着我把中国的地球空间动力学在国际上立了一个很大的项目，非常不容易。之所以希望在国际上立项，是因为我认为在科学上要走得快一些，就得借助外力，与国际合作。从前我们总是用强调用自力更生来代替闭关自守，这是不行的。

　　也有遇到挫折想退回去的时候，但是到了晚上，等一切静下来，睡一觉醒来，我又想，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如果没有，就不要放弃。

　　记者：遇到挫折时您会怎么样？

　　叶叔华：上世纪70年代早期，我们从文献上看到国外同行的一个提法，用射电望远镜、用全新的技术，可以让测量的精确度有很大的提高，据说可以提高十倍以上。当时我们在传统技术方面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停步，人家马上就有比你好十倍的东西出来。为此，我找到电子工业部的一个处长，问能不能造一个25米的射电望远镜。他坐在办公桌前，说不行，之后就不再理我。我没有办法，就在那个处长的办公桌前不远，站了大概15分钟。他后来被感动了，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要见部长，后来就见到了部长，慢慢谈起来了。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遇到些障碍，不能退缩。

　　我自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人，一个比较敢做的人，想做的事情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也有遇到挫折想退回去的时候，但是到了晚上，等一切静下来的时候，睡一觉醒来，我又想，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那么，我是不是所有方法都尝试了？如果没有，就不要放弃。

　　我觉得女性容易静下心来工作，更单纯一些。我们国家男女平等要达到真正理想的境界，至少要再过30年。

　　记者：您是全国唯一的女天文台长，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领域里，女性的价值和她们必然遇到的障碍是什么？

　　叶叔华：和男性相比，我觉得女性更容易静下心来工作，更单纯一些。我并不认为我们国家男女现在已经完全平等了，但比上一代已经好多了，要真正达到理想的境界，至少要再过30年。这30年间要克服几千年社会中形成的各种障碍，有些障碍还存在我们女性的头脑中。现在一些女性渴望不工作，回家当家庭妇女，事实上，只有经济才能支撑你的平等，其他都是虚的。

　　还有现在很多女白领找不着结婚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她们潜意识里并没有把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而是适应了社会旧有的观念、心理，希望找一个能力比自己强、收入比自己高的对象，这就是传统观念对女性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也存在于现在大部分女性身上。因此我说，30年的时间大家能达成共识，真正做到意识上的男女平等就不容易了。

　　记者：您和您先生程极泰都是名人，整天忙于工作，家庭生活怎样打理？有什么爱好吗？

　　叶叔华：我和先生的工作都比较简单，过有规律的生活，所以身体也比较好，精神压力少。我们的生活比较简朴，午饭都在食堂吃，因为饮食习惯、工作时间不一样，晚上我们各吃各的，他吃得早，下午四五点钟就吃完了，我回家晚。

　　我们俩都喜欢音乐，特别是西洋古典音乐、歌剧、交响乐等等。晚上我们在各自的房间看书、工作，有时还会不约而同地哼出同一首歌曲。我的儿子在十年动乱中当了9年工人，后来坚持自学，考上大学，再后来又去美国深造取得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计算机教授。

　　记者：您现在主要忙什么呢？

　　叶叔华：我现在每天还是有相当多的工作，但已经从过去直接上场的“运动员”变成“教练员”、“裁判员”了，尽量多做一些帮助后辈人的事。只要我还能工作，我就会继续工作，除非有一天我做不动了。

       今年74岁的叶叔华院士，神清气爽。在她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一幅立体画：背衬着浩瀚的蔚蓝色星空，一个硕大的地球正在旋转；画的下方，是英文单词HOME。尽管担任了许多领导工作，但叶叔华院士还是保证40％的时间在天文台做研究。星空、地球，已深深融入她的生命之中，并成为其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当晚要飞赴荷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叶叔华院士一听采访的话题是“挑战杯”，还是挤出时间和记者畅谈了一番。

　　个人档案：叶叔华，著名天文学家，我国天文地球力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两次担任“挑战杯”评委会主席。

　　记者：现在“挑战杯”影响越来越大，参赛大学也越来越多，今年参赛高校达到了300多所，包括港澳台的大学也派人参与，有人把它誉为大学生的科技“奥林匹克”。既然是竞赛，评比就成为最受关注的环节之一。您曾两任评委会主席，请问，“挑战杯”在评选时一般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叶叔华：我们在评选时，比较鼓励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所做的工作。当然，这不太容易鉴别。特别是在研究生阶段，这种区分就更难。老师指导和出力的程度，跟学生付出的努力，学校支持的力度，项目的大小，动用的资源，各校很不一样，一些名校、有实力的学校，跟那些偏远地区的小院校，显然是有差异的。这项竞赛不是在评价学校，而是更多地在鼓励学生。因为毕竟各校实力不同，竞争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上一届评比中，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评奖不能都是大项目，也肯定一些虽然小但确实有深思、有新意的项目。比如，学生利用假期到农村去搞调查研究，这样的项目实施起来非常艰苦，要克服很多困难。

　　记者：应该说，这些成果在像您这样的大科学家眼里，是比较稚嫩的。

　　叶叔华：这毕竟是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创作出来的作品。我记得，每一次评选，新评委一开始往往按照国家科技奖的标准和眼光来评选作品，要求很高。后来我就开了一句玩笑，说我们评的不是“NBA”。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件参评的作品，这毕竟不是大科学家所为，而是一个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所进行的创作。学生能做到国家大奖的水平吗，不能说没有，但毕竟不是太多。

　　“挑战杯”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我们的用意是希望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学校参与其中，所以还要考虑到得奖要分布在不同的学科。

　　记者：现在有这么一种观点，“挑战杯”的评委都是各个领域杰出的专家，应该说，这些项目经过您们的遴选之后，能够获奖，其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因此企业家也很看好，有些还当场签约，出大价钱来进行成果转让。

　　叶叔华：这个里面有没有误导，我不是太清楚。因为这些成果都是实验室的东西，到投产，还有一个过程。实验室的东西都是精雕细刻才弄出来的，可能会很好，但是到你大批制作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个过程。另外，企业家的眼光和评委的眼光可能不完全一样，企业家看重的是这个产品有没有市场销路，是不是容易产业化。

　　记者：这几年来，学生创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随着“挑战杯”的举行，相信会有一些学生凭借自己手中成果，放弃学业，去创业。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叶叔华：很多人受比尔·盖茨的影响，大学未毕业，就辍学去创业。我们很大一批科学工作者，并不鼓励学生辍学创业，因为大学时光短暂，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时间。这段时间，他可以打好基础，有机会接触到各个方面的学问，有老师、有同学可以请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很希望同学们珍惜这个学习机会。

　　但也不能说绝对不允许。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教育制度，比如你在大学读两年，然后申请去工作，几年之后再回来读书，也是可以的。

　　学生创业，失败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之后去创业也会失败，希望学生能积极对待。我们工作了好几十年，也经常面对失败。在科学研究方面，此路不通不能说是一种失败，但是创业可能会不一样，这个产品能不能赢得市场，取决于很多更复杂的因素。

　　记者：当年“挑战杯”的优胜者，现在纷纷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挑战人生和事业的征途中，很多人又成了优胜者。您觉得，昨天的“挑战杯”，与他们今天的成就有内在的联系吗？

　　叶叔华：这个毫不奇怪。“挑战杯”的成功者，也是校园里的佼佼者。因为能够参与“挑战杯”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学生。他出来工作以后，有了更多的锻炼，如果继续努力，机会也还可以的话，当然会出类拔萃。在这过程中，“挑战杯”也许会给他鼓励，使他从此坚定地走上了科学之路。可以这么说，“挑战杯”给了他们人生一个发展的推动力。

　　21世纪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人的竞争。我寄希望于这一代大学生，也看好这一代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