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教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香港去美国念历史的，师从费正清、杨联升、赖肖尔、兰格和叶理绥等人。其中，费正清和杨联升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研究中外关系的，一个是研究社会史的。和徐中约先生一起在哈佛求学的包括余英时先生、周策纵先生等，他们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候，跟随美国最重要的汉学家读书，然后留在美国发展。他们是二战以后中国人到美国汉学界发展的第一批人中的代表。

徐中约先生那个时候学术研究所针对的问题，是要改变美国汉学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美国汉学界一直以西方为中心。他们认为，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流在西方帝国主义，西方列

强侵略中国对中国的冲击。这是一个挑战，他们站在西方中心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中国好的。用汤恩比的“挑战与回应”这个理论来看，文明的发展是要经过挑战和回应的，它的背后是达尔文主义，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如果你不能回应这个挑战，你就会被淘汰。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也是根据挑战与回应这个理论来替清朝一一中国跟西方接触的时候来定调的。西方的帝国主义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它是来冲击中国，让中国回应，然后有一连串的发展。徐中约研究中国历史，然后接触中外关系，是希望改变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把中国放在一个国际社会的大家庭中，与其它国家具有同等的地位，但他并不是完全反对费正清这个说法，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费正清的这种观点是有意义的。徐中约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认为西方中心论的汉学观点是需要修改的。不是说西方对我们有利，就忘记了它们对中国的影响。

另一方面，费正清汉学中心的研究用了一个王朝概念，自汉唐以来，中国建立了所谓“天朝”的观念，朝贡体系的制度。整个社会、历史环境都变了，中国还不知道。所以，西方自鸦片战争以来进入中国，中国没有找到、看到一种好的路来跟西方新的力量来接触，碰到了这样的困难。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从一个宏观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整体视角去讨论中国在清朝的时候走进国际社会所碰到的困难。他是以通史的方式写出来的。

西方研究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发展很快，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冲击非常大。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写通吏，写大历史的人越来越少，学者们更倾向于微观历史，走向小历史，走向本土J力史，走同另类J力史，比如社区等等。凶为后现代的王里论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每一个时间、空间的历史都有其特定的意义，所以你一定要走到那个时间、空间去了解。第二点，后现代最大的特点是，研究的对象（一般说文本）与作者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徐中约与这本书也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由于他在费正清研究中心，要改良费正清的观点。

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个海外华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费正清这个很大的权威之下写出来的，这样做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时代的使命，这种时代的使命是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

要评价这本书，我前面已经提到，要放在史学史的角度。第二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史学家通常不会轻易去写一本通史。因为通史要涉及到的问题太多了。他早年在中国，后来到美国，海外一些学者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想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普遍的，在中国还是以唯物史观看历史问题，而其它地方是以不同史学的理念，不同史学的位置来看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可以综合的、调节的可能？这是徐中约的另外一个意愿。因为在后现代史学中研究有一个潮流，英文叫做negotiation（谈判），就是说，研究历史有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因为史学研究是相当有主观牲的，不同的历史学家有自己的主观标准。所以，讨论历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谈判、协调。徐中约这本书提出来的是一种谈判的，希望大家去寻找一个可以协调的，对于中国近代史观念的评价，当然，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领域来看，成功不成功很难说。但是，无论如何， 《中国近代史》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在这个经典的书里面，他要尝试去寻找一种综合、协调的想法。这是他主观的意愿，也是一个历史学家跟他的文本之间的互动，寻找一种新的出路。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徐中约兼有实证和思辨之长　

受访人：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京报：虽然徐中约先生在海外享有盛誉，国内读者都比较陌生，请您介绍一下他的经历。

茅家琦：徐中约1923年在上海出生，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1954年获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任教，做过历史系主任，长期在这里工作。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为“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这是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

改革开放初期他回国探亲，我在南京大学接待过他。

新京报：有学者称， 《中国近代史》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具体所指是什么？

茅冢琦：徐中约的本科是在燕京大学念的，当时燕京大学的历史系是很强的，尤其注意实证、考证。徐中约在燕京接受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训练，基础打得很牢固。到了哈佛大学以后，又接受了费正清学派研究方法的训练。他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徐中约既有良好的实证功夫，又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这使得他的史学研究具有很强的个人特点。

在内容上，他在海外看的书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广，看了很多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所以，在内容上，徐中约结合了中国和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徐中约的经历对其史学风貌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近代史》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茅家琦：作为一本教材来看，它的内容丰富而全面，分析问题比较实事求是，没有极端的地方。另外，它吸收了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也反映了中国内地1949年初版的同类著作中的一些观点。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的这些看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求实。作为一本教材来看，它无疑是极其优秀的。如果把它作为一本学术专著来看，他的学术创造性就没有那么突出。

我在这本书中讲过，徐中约基本是一个进化论的信仰者，但是他也肯定社会革命的历史作用。第二，因为内地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有不同观点，他赞成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又主张近代史教科书应该从明清交替时期写起，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的背景。第三，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国内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他认为是“半殖民地国家”，但是，在具体论述的时候，又与国内史学界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致吻合。第四，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论述上，作者力求全面和实事求是，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对于同治中兴和义和团运动的评述都是这样。

新京报：在摆脱西方汉学对于近代中国的解释方面，徐中约先生做了哪些努力？

茅家琦：他接受了费正清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影响，但又不完全赞同。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背景，所以近代史要从明清交替写起，强调中国历史本身对近代史的影响。他不是从概念和框架出发，他有他自己的框架，但是从事实出发的。

新京报：在内地、台湾以及海外的近代史研究中，我们总能看到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各地学者受地域局限所具有的固有观念的束缚，你认为徐中约先生是否具有同样的局限？为什么？

茅家琦：从《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来看，徐中约对于各地学者的近代史著作都有研究，但是他纳入了自己的埋解、分析和思考。

我认为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徐中约先生所表达的“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他的调和是否成功？

茅家琦：我认为，徐中约先生在本书中表达出来的一些个人观点，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新京报：徐中约先生说，“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如果以一位史学家对另一位史学家观点的看法而论，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徐先生是否过于乐观？

茅家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同意徐先生的这个看法。但是，从现实政治问题来看，很多问题就很难讲了。

《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

这部近代史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作者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在书中想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