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周扒皮原型揭秘，是今辽宁瓦房店市的周春富。《先锋国家历史》说他省吃俭用，为人厚道，对长工好吃好喝，只是对子女严苛，辛苦积攒两百多亩土地，简直是创富能手、做人模范。后来土地充公，人也被活活打死。作家高玉宝也承认《半夜鸡叫》是创作需要杜撰。

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

周春富有8个孩子，五男三女，大约20口人生活在一起，有耕地一百多亩(一说二三百亩)，仅是复县最大地主陈维礼的一个零头(陈拥有土地7200亩)。除了土地，他还有染坊、油坊和小卖店。“方圆20里，就这一家小卖店，他二儿子在外经商，很有能耐。在和平村算不上是最有钱的，但很不错。”闫振明家有五六口人，耕地50多亩，当时被划为中农。他曾在周春富家做过短工，按他的说法，周春富平日生活简朴，最看重土地，一有钱就买地，自己家住的房子很差，还不如闫振明家气派。

这个说法也得到其他村民的证实。“他的房子不好，现在的(周春富旧居)是翻新过的。他省钱就奔着买地，自己家开油坊，有豆油，但不舍得多用，过年节时油都放得少。”村民孔显德说。因是贫农出身，孔显德至今仍对土改时期斗地主的行为表示支持，“那时地主都狠，也有好的，但好的不多。”

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里学鸡叫，然后把刚刚入睡的长工们喊起来下地干活。日子一长，长工们对鸡叫得这样早产生了怀疑。小长工小宝为了弄明白此事，在一天夜里，他独自躲在大车后边观察院内动静，不一会儿，只见周扒皮悄悄来到鸡窝跟前，伸长脖子学鸡叫，随后又用棍子捅鸡窝，直到公鸡都叫了起来，他才离开。小宝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长工们，大家非常气愤，都到地里睡觉去了。天亮后，周扒皮到地里一看，长工们都在睡觉，他举起棍子又骂又打。长工们不甘心受压迫，他们想了个对付周扒皮的办法：当天夜里，正当周扒皮在鸡窝跟前学鸡叫的时候，躲在暗处的小宝喊了声：“捉贼！”早已准备好的长工们纷纷跑来，对着周扒皮一阵乱打。地主婆闻声赶来，说明被打的是老东家，大家这才住手，并故意表现出惊讶的样子。地主婆无可奈何地扶着狼狈不堪的周扒皮回到屋里去，长工们见状都高兴得笑起来。

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公鸡啼鸣一般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4 时 28 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3 时 30 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 12时），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他省钱就奔着买地”

周春富被打死的那次批斗会召开时，孔显善到河边搂草去了。但在那之前，1947年秋天，他参与了另一次斗争周春富的大会。“有千八百人吧，在台上斗他，说他对伙计比较狠，打他和夏三老婆，拿鸡蛋粗的棒子照身上打，看着都吓人。”

不批斗的时候，周春富就被关在与孔显善家一院之隔的“监狱”里。那里原是民宅，后村民搬走，成为专门关押地主富农的场所。在孔显善的记忆里，里面长期被关押者在十人上下，包括一个叫刘振广的“狗腿子”，和另一对大概有近百亩土地的夫妇。因没有孩子，这对夫妇人均土地显得偏高，因此被划为地主。

在村民们的讲述中，周春富有时被称作地主，有时被称作富农。按照周春富曾外孙孟令骞的考证，周春富在土改之初被定为富农，但在第二次划分阶级成分时，被划为“双富农”(土地和小作坊均雇工)，等同于地主。

“反攻倒算”

周春富在“满洲国”时期，完成自己的土地原始积累。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的好运不再延续。苏联在日本投降前对日宣战，并挺进了东北，扶植共产力量。

“苏联人最先进来。他们长着大鼻子，吃东西只要八分熟，吃完后把手往裤子上一抹。我在哈尔滨到大连的大道上看见过他们。”孔显德说，共产党随后进入了复县，开始批斗地主，把土地、房产和浮财进行分割。

时间进入1946年，复县和平村的太平山庙被扒掉了。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复县闫店乡据此开展清算地主“恶霸”、减租减息分田地运动，将青苗分给贫苦百姓。(注6)据曾在周春富家打短工的中农闫振明回忆，周春富也在此时受到冲击，不仅被分了土地和财产，还受到批斗，“不仅他，有好几个人被打”。参与批斗的积极分子中，有黄永祥和郭士忠，他们是农会干部。黄永祥与周春富有私怨，“满洲国”时，黄永祥的兄弟开皮铺，在当时违法，曾被周春富举报。

“一开始批斗他时，在黄店屯北边的大树砬子，搭个台子。批斗他的人多，他不服行么？”闫振明与周春富家同在和平村黄店屯，相距五六百米。他称，后来等到国民党打进来，周春富开始向那些贫农索要财产，这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国民党控制复县闫店乡的时间并不长，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初。这期间，国民党曾组成东北行辕二处策反组(即头队、暗杀团)，杀害农会积极分子和村干部。(注7)但据村民们讲，在和平村，并无头队杀人行为。

“黄永祥和郭士忠被抓去好几回，周春富向国民党举报他俩，想把这两个人枪毙。本来就要枪毙了，但周春富的二儿子不让枪毙。等到共产党再次进村时，黄永祥专门去乡里告周春富，报复他。”

此后历次对周春富的批斗中，黄永祥都会在台上指控他偷过自家的葫芦。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妇女指控他偷自己头上戴的簪子。这是村民们能回忆起的关于周春富仅有的具体“罪恶”。他被关进了村里的“监狱”。

与“监狱”相隔一个院子，就是孔显善家。“打人时，我们能听见他叫。白天打，有时晚上也打，想收拾你不分时候。”生于1927年的孔显善说。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2006年，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在接受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