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秀峰组织农民协会，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朱德、周士第带领的起义军，从广东大埔经饶平抵秀峰，当晚召开军事会议，游志诚应邀参加，翌日又为起义军当向导，经坪、山岗到永定大溪。1928年春，志诚积极配合朱积垒组织工农革命军，准备武装暴动。

　　在秀峰负责组建3个武装大队400多人，3月8日，按原定计划与游精修、游柳生3人分别带领秀峰3个大队进攻县城北门，胜利完成任务。事后国民党军队杨逢年部卷土重来，进行“围剿”并通缉捉拿游志诚。志诚背井离乡，于6月南渡马来西亚，初以劳工为生，后做小贩买卖。

　　1930年，志诚随友迁往印尼东爪哇，在新埔头开设和成号商店，经营烤烟生意，由于经商有方，生意日见兴隆。他为人乐善好施，不遗余力，捐资办学，深受当地侨胞爱戴，1950年，被当地侨胞举为中华总会委员并荣任中华总会创办的小学董事长，1963年被选为中华总会主席。身居异域的游志诚，热爱祖国，不忘桑梓，在闽、粤两省均有投资，同时多次寄款回家乡，修建秀峰小学校舍、礼堂，购置教学用具，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5年，印尼排华，他携眷回国，定居于漳州华侨新村，1989年，因病逝世。

　　游先生说：“另外一种赏鉴文字并不引述集评集释，当然也不依古人为准，而独立自主地做出赏析，其赏鉴进路很容易走上意识型态的路子，以马克斯文学或马克斯美学为主要策略。邱崇丙在赏析《战国策》〈赵威后问齐使〉与〈乐毅报燕王书〉两篇即是显例。大陆学者解释古典理论。（按：这句话似意有未尽）古典作品一旦涉及意识型态，采用马克斯策略，往往露出盲点，有牵强附会与生硬乱套之弊。这也是台湾学界不能认同也不愿对应的一点。赏鉴文字经常冒出u2018劳动人民u2019u2018封建社会u2019u2018上层阶级u2019u2018资本阶级u2019u2018被压迫民众u2019等等，完全以意识挂帅，服从政治教条，充分见证着权力结构、文化模子与文学体制强加给文学论述的操控力与影响力，以致做为一种文学的言谈论述更加暴露了论述的机械特质，假借表象的多元开放，占据着实质的一元封闭主宰。这方面的论述愈多，便愈加贬损学术的客观评价。尤其可能导致研究策略走歪路，走偏激。”

　　想不到一篇对古代文章的赏析，竟招来游先生如此严重的责难。这一大段议论，很容易使人想起大陆在文革期间流行过的“扣帽子”歪风，因为游先生并没有具体指出《赵威后问齐使》赏析文章哪些地方错误，也没有说明游先生自己对《赵威后问齐使》的“客观评价”是什么，只是给我戴一顶大帽子而已。如果说我运用了“马克斯策略”，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而不是笼统的下结论，那么，这就对了。这种“进路”就是灵活运用，就是开拓，就是发展，这比照搬西方理论好得多；如果不能作具体分析，而仅仅是不着边际的下结论，才是牵强附会与生硬乱套，才是“偏激”“歪路”。这顶帽子给游先生自己戴上，也许更合适一些。当然，游先生用的不是“马克斯策略”，但也是“意识型态的路子”。

　　众所周知，《战国策》汇集的是战国时期策士的言论，内容谈的就是政治。战国时期是什么社会？历史学家称之为封建社会，也有人认为是奴隶社会，游先生既然反对冒出“封建社会”这个词语，那么，应该怎么表达？王、后、臣、民，是历史上存在的名称和事实，又不是“马克斯策略”捏造出来的，也无“牵强附会与生硬乱套”之处。“u2018劳动人民u2019u2018封建社会u2019u2018上层阶级u2019u2018资本阶级u2019u2018被压迫民众u2019等等”，我的文中并未用到这些词语，即使用了，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不能“经常冒出”？游先生不准冒出这些词语来，流露出一种政治偏见，很像有“操控力”，其实是不自量。台湾没有劳动人民吗？工人农民不劳动吗？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居民不是被压迫民众吗？不冒出这些词语，应该怎么表达？游先生自己也创造性的冒出了一个“意识挂帅”，这是否也可称之为“政治教条”？

　　《赵威后问齐使》内容涉及赵国和齐国两国外交，外交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原文所肯定的是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学说。但民本思想是现代民主思想的先驱，为什么不能肯定？生活在民主时代的游先生为什么要嘲弄？难道要赵太后专制独裁，才是“客观评价”吗？我并没有牵强附会生硬乱套，把它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游先生却硬要指鹿为马。所谓赏析，无非是指出文章的主题和语言特点，提醒读者注意、借鉴。赏析文章分析它的内容和形式，能够撇开它的思想和语言表达技巧吗？如果认为这是盲点，游先生认为应该怎么分析，才是亮点？不冒出政治词语，难道要赏析赵威后和齐王的男女感情吗？难道要分析赵威后缺乏女性的礼貌、温柔，才符合游先生的“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