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君远先生与夫人合影

　　许君远（1902—1962），男，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英文系就读，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废名、梁遇春、石民、张友松等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艺界较为活跃，深得丁西林、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后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陈博生、张季鸾、胡政之等赏识、提携，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央日报》等担任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为《大公报》第二代高层领导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等担任讲师、教授。

　　1945年曾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1946年至1953年，担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资料组长。1949年上海解放，许君远被调到《大公报》资料室工作。

　　1952年，上海《大公报》宣告停刊，部分员工北迁天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名《大公报》，从此许君远脱离《大公报》。在李小峰先生介绍下，许君远进入上海四联出版社（后合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第一编辑部副主任。这期间，他满腔热情投入出版工作。1953—1957年短短的四年中，在完成出版社的本职工作外，在1954年，编写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两本地理丛书。1955年翻译了《莎士比亚喜剧故事选》，收入喜剧七篇，为莎氏全部喜剧的二分之一，原书插图多为彩色。同年9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翻译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著《老古玩店》上下集。1956年翻译整理了蒲松龄的《聊斋故事选》。著名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斯托沙里农庄》，经过许君远翻译修改后也于当年出版。

　　1957年，在大鸣大放期间，许君远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以一个老报人的身份对当时的报纸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结果招来严厉的批判和粗暴的对待。许君远和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系统三大右派。父亲因此被发配到青浦县饲养场劳动改造，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7级，才60元。一家数口，日子十分难过。

　　1958年，许君远被调回原单位（上海文化出版社）当校对。1958年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奈，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始终没有放下笔。他化名或以朋友的名字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多篇散文、游记。还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发表了多篇《文心雕龙》等学术研究、考证方面的文章。可惜这些文章大多一时难以查到。　　1959年，在黄素封先生邀请下，许君远花了大半年时间修改和校对了黄素封先生翻译的英国古典文学巨著《亚瑟王之死》。该书于1960年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后许君远又翻译了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邓肯自传》。很可惜这部三十多万字的译稿在文革初期被焚毁。

　　1962年，许君远做了白内障剥离手术，结果手术失败，术后引起半身及手脚瘫痪，完全失去生活和工作能力，后合并肺炎，不幸于1962年9月9日与世长辞，终年60岁

　　许君远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后人辑为《许君远文集》（许杏林、许乃玲编）、《许君远译文集》（许乃玲编）、《许君远文存》。

　　许君远是《大公报》人，曾是上海版编辑主任，一个在新闻史上留下过痕迹的人。他1928年毕业于北大，先后在北平《晨报》《益世报》《大公报》等报纸服务，1945年曾代表《益世报》见证了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他大半生事业的成就都在民国时代，可以说是典型的民国人。想到“民国神话说”，我想说，民国不是神话，也没有被神化。那个时代的教育和媒体不是神话：《大公报》不是神话，《独立评论》、《观察》周刊不是神话，那些挺立在动荡乱世中的报人更不是神话。他们认真地生活过、工作过，是那个时代具体的活的见证。许君远就是当中的一个人，他出身北大，是周作人、徐志摩、叶公超等人的学生，他投身新闻界，尤其多年在《大公报》工作，在胡政之、张季鸾他们的身边，亲身体会过做报人的喜与忧。他没有显赫的名声，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他更具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国时代本土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许君远曾写过一个北大系列，回忆北大的师长、同学，北大的生活，真实感人。那时蔡元培先生已不在校，是蒋梦麟在苦苦支撑，老师中有许多学术界的精英，但“老一辈的同学都在太息于拖小辫子的辜鸿铭辈之不能存留，而悲悼学术精神之逐渐消逝。”他说自己只赶上北大全盛时期的尾巴，“虽然是一个尾巴，北大却始终维持着一贯的宽宏大量的校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个专门，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图书馆陈列着你所应当参考的书籍。在表面看来是杂乱无章，实际上很造就了许多专家学者。”他的兴趣在文艺方面，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理解，虽未出洋留学，他实际上已窥见西方文化的真谛，他翻译的文字也清新耐读。

　　他进入《大公报》，在这家人才济济的报馆，能脱颖而出，做到编辑主任，一度主持编辑事务，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与他的务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关，也与他下笔独有个性有关。胡政之他们毕竟是识人、能用人的。他悼念张季鸾、胡政之的那些文章，充满深情和敬意。他回忆自己的新闻生涯，认为《大公报》也有缺点，但它的优点却比别的报纸多，造成了报业领军的地位，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大公报》能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报纸成功的资本。他说，“一个全才的新闻记者，实在应该具备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条件，头脑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锋利，交际手腕要灵活。”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报》得到成长，很多方面，他都坚守着张季鸾留下的传统，特别是不站在某个党派、集团的立场上，而是保持报纸自身的独立性。

　　1947年，国民党制造了一个“北塔山事件”，全国报纸都登在要闻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大公报》竟然只当作普通消息来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上写下大字：“大公不公，正义不存”，总编辑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责他失职。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个报纸的编辑事务交给他。等王芸生们重返上海接管《大公报》时，又把“为国民党服务的罪恶”加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他只能去资料室。

　　在许君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养育出来的知识者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眼光、心态、气度，他们对世界和社会人生的看法，处处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民国的气息。那是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在没有走上激进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许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里，也能依稀感受到。血与火的厮杀、你死我活的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的动荡，都没有改变他们，让他们随波逐流，变得浮躁不安。在乱世外象之下，掩盖不住民国骨子里的那种安静，在极不确定的时代，他们身上有一种确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读他的文字，我们处处能闻见一种平静、冷静而富有人味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