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国，1913年生。四川营山人。谢觉哉夫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曾任中共营山县委妇女部部长、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参加了长征。后参加西路军前进剧团。1937年后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管理科科长。1946年后，任延安市妇联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定国15岁被卖作童养媳，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调到省委领导的新剧团（后改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工作，随剧团三过雪山草地。1936年底随红西路军西征，在甘肃永昌地区被马步芳部队俘虏。在狱中展开对敌斗争和营救红军战俘工作，曾成功掩护红军女将领张琴秋。1937年秋逃离虎口，到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同年9月与时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觉哉结婚。解放后，任谢觉哉秘书等职。 百岁老人王定国在80年革命历程中，长征不止，达观人生，乐于奉献，力行和谐。她曾与伍修权同志一起，跑遍河西走廊，救助西路军流散人员；她曾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等同志，发起挽救失足青少年活动，足迹遍布中国；她曾在76岁高龄时重返草地，在川北22个县考察，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她曾在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

1913年冬天，王定国出生在四川营山县安化乡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

20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定国家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一个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妹妹活活饿死了，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王定国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还在六七岁的时候，她就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说是推磨，实际上是把磨上的横棍捆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困倦了摔倒。因为推磨一般是在晚上，从天黑推到月照东墙。

父亲死后，15岁的王定国被送到一户姓李的人家当媳妇。嫁人、生子，这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定国不同，她幸运地认识了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地下党。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王定国的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王定国家里开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负责放哨的王定国和母亲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

舅舅的朋友中，“杨布客”是王定国最熟悉的一位。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王定国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这些事让王定国听起来心里发痒，恨不得跑出去看看。在杨克明的鼓励下，王定国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就这样王定国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后来，舅舅和朋友们凑了40多块银元，终于结束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获得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西路军战斗中，任红5军政治部主任的杨克明，同军长董振堂和3000将士一起，战死于高台一役。杨、董二人的头颅，被敌人砍下邀功。1983年，到高台烈士陵园凭吊良师益友的王定国挥毫写下：“烈士陵园物候新，巍峨遗像见成仁。将军虽死山河在，留取丹心照后人。”

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随军的剧团里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女红军，负责服装、化妆、演出杂务工作，她就是王定国。早在参加红军之前就入了党，还担负过地方革命负责人的王定国，由于平时就爱唱爱跳，被抽调到剧团来做宣传工作。今天，王老是这样讲述她的宣传队的：“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簧调等等，“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一首《渡金沙江胜利歌》还唱得声情并茂。她说跳舞是李伯钊教的，比如《八月桂花舞》。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了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王老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王定国随剧团经过毛儿盖来到卓克基，为过雪山做准备。就是在这里，王老与谢觉哉偶然相遇，后来结成了终身伴侣。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

过草地时，王定国的体重仅有50多斤。说起那段经历，王老笑着说：“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是的，在过草地时，有多少战友就在身边陷进了沼泽，没能再爬出来。过草地时，最可怕的还是饥饿。绵延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战士们没有充备的口粮供给，能够果腹的仅仅只有野菜和草根。但是，即便是野菜和草根也不可能支撑那么多的队伍一次次地采集，更何况有的“野菜”和“草根”是有毒的，长征的途中，就有许多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菜”，而永远地留在了草地中。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来，有人采访王老，问到她长征期间“丢”了个脚趾，她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的：“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回答说：“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服，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我们总说革命者的情怀，王老以极平常的语气所说的往事，是不是最感人的情怀呢？

虽然，长征的道路是异常的艰苦和曲折，但是，王老记得更多的是艰苦中的快乐。她以轻松的口吻，说起和毛泽东主席过草地的往事：那时，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们就主动帮毛主席一个小忙：“我们是在同一条路上啊。他一路要抽烟，没的抽啊！我们就找没有毒的树叶子，采下来，背在背上晾干，然后给毛主席，他弄弄就抽。”毛主席一路上抽着战士们为他卷的树叶香烟，和战士们说笑着，主席的乐观也同样感染了王定国，让她更加坚定地战胜这艰险的征途。

同谢觉哉结婚时，王定国还是文盲；几十年刻苦自学终于大器晚成。获救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也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谢觉哉。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1933年 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迎接红四方面军许世友部进驻营山，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1935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所在的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王定国和剧社的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休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王定国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谢觉哉比毛泽东还年长十几岁，在长沙第一师范小学曾和毛泽东同为教员。谢老古文底子好，深得毛泽东敬佩，视为老师，并在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衣服的时候，“胡子”老同志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敌人以为找到了红九军的军部，飞机、大炮都用上了。苦战中，剧社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敌人扑来，身材单薄的王定国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终因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住了。“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一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趁剧社扩大的机会，王定国和战友们把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社，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张琴秋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敌人悬赏一千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张琴秋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女副部长，王老尊她是“没有军衔的女将军”。

后来组织上派来一个叫张文彬的来联系营救，又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家亲切地称作“八办”。有几千人被送回到八路军。王定国获救后就积极参加“八办”的工作，经她手救出许多同志，也是在八办遇到了谢觉哉。担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觉哉，通过来接关系的人了解了被俘人员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张掖有地下党，支部里有个女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谢觉哉认出：这个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国觉得眼前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不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级领导，一位将自己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胜过兄长的亲人。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结连理的红线。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老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为“八办”留住了这个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直到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为失去良师、战友、丈夫而痛不欲生。

家庭成员

丈夫：谢觉哉，生前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子女：王定国与谢觉哉共生育有七个子女。

长女谢宏，已经去世，生前是国家财政部一位处长；

长子谢飘，离休前供职于国家外贸部；

二子谢飞，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三子谢列，离休前在国家远洋局工作；

四子谢云，离休前在解放军总参部工作；

二女谢亚霞，目前在德国从事医学工作；

五子谢亚旭，目前供职于国务院事务管理局。

1978年，即谢老去世7年之后，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作为谢老的终生伴侣，王老得天独厚地有了学文化的机会。这使得她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等多部历史文献时游刃有余。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

1978年开始的6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500万字。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

为表彰王定国对中国生态建设作出的贡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在 “生态行动助力中国”的活动中，她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201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王定国出任终身名誉主席。

2016年12月，入选感动中国2016候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