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觉五（1900—1994年），四川省都江堰市人，先后就读于南开大学、中央大学，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曾任国民党中央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蒋介石为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国大代表、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复兴社领导人，蒋“十三太保”之一。于1994年11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终年95岁。

1900年10月初三，任觉五生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原灌县）蒲阳镇一个小康之家，其祖父是位正直慈祥的老人，整天笑容满面，对人和气，与亲友邻居相处较好。祖母去世后，年幼的任觉五仿效黄香扇席暖被的孝行，常在冬夜充当祖父的火炉，陪伴祖父睡觉。祖父对乖顺的小孙子十分疼爱。

任觉五的父亲跟祖父有许多相同之处，为人厚道、和气，对任何事都抱着积极乐观态度，埋头苦干，从不发脾气。那时的四川农村十分落后，商业很不发达，民间日常生活用品，是在固定日期（每月逢三、六、九日或二、五、八日）到乡镇赶场时购买。他的父亲主要做卖布生意，开了一家店铺，除布外，还经营米、油、盐和茶，父亲终日在外办货，东奔西跑，母亲看店极为繁忙、辛苦。

任的母亲是位对生活态度严肃、拘谨的妇女。她主持家务有条有理，对子女管教很严。一次，他扮了一个鬼脸，斜着眼睛看人，就挨了母亲一记耳光，教训他对人要正视才是君子。要求坐时不能东倒西歪，走路不东张西望，不随地吐痰。生冷煎炒东西不准小孩食用。 任觉五先在蒲阳镇安顺街、唐家河读私塾，后转入同一条街的公立小学，校长马之良采用新式教育，兼任教员。国文、算术、史地、体操、音乐、常识等全由他一人包办。任觉五12岁时，打算到县城考高级小学，其母亲不同意，认为家庭经济能力不够，需要他在家里帮忙照顾生意。他坚持继续求学志向，几天不肯吃饭，母亲终于答应他的请求。

任在高小入学考试中名列第二，读到高小三年级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发生。学校带领学生到灌县城东门外翔凤桥附近公路游览，新建的公路又宽又漂亮，当时乡下都是泥土路，很少人见过铺沙石的公路，使他感到新奇。他抱着到成都升中学的愿望，一面用功读书，一面锻炼身体。高小毕业后，就到成都参加联合中学（石室中学）的入学考试。考试名列第一。 在中学四年，八个学期内，他得了七次第一名，是全校优秀的模范生。他平日不断地运动，无论坐、立，总是精神抖擞，从不弯腰驼背，引起许多同学效法。

1921年，任觉五与成都师范的 王元辉（任觉五的蒲阳小同乡）一同从成都搭小木船到乐山，换船到宜宾，再换船到重庆。最后一段水路浪大滩险，沿途晕船呕吐，十分辛苦。他们在重庆搭民生公司油轮，顺长江而下，饱览三峡美丽风景。在宜昌换更大的江轮直达上海。他们到达上海后，大学考期已过，任进入浦东中学读五年级。第二年他考上了南开大学，王元辉考上北洋大学，两所大学都设在天津。在南开读了两年后，由于家贫，无力负担私立大学昂贵费用，他转入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就读。 1925年，任觉五与同乡同学肖彝等三人投笔从戎。他们由 杨杏佛教授介绍，到上海看望戴季陶。戴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们搭海轮到广州见 蒋介石。由于黄埔军校三期已开学额满，他们暂被派往广州市执勤的宪兵队服务。同年十一月，任和肖彝一同进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团。当时军校有两个不公开的组织，即共产党组织的“革命军人同志会”和蒋介石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任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 回到黄埔不久，军校举行简单的考试，3300多人参加，以第四期学生最多。考试后，任被派到政治大队，另有经理队和军事大队等。政治大队不在本校，而设在福德岗。政治大队是革命军人同志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竞争最激烈的单位，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恽代英和几位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来授课。在福德岗受训三个月后，北伐开始。前线军事干部不够，部分学生参加北伐，大部分留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训。

任成为正式兵员后，也被派往北方。他先从广州搭火车到韶关，往南昌途中，由于长途行军未能休息，任感到身体不适，留在省立医院住了几天。在医院遇到小同乡王元辉，王把他介绍到第二师。那时第二师（后改为二十一师）师长刘峙，政治部主任杨麟是军校第一期，他也是四川人，他以部队缺人为由，把任和汤如炎留在第二师。后任转往上海兵工厂政治部任中校秘书。 1927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访日返国，11月派军校一至六期同学30人到日本留学，任是其中之一。到达日本后，在振武学会补习日文。第二年春天，分别进入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明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就读，任进入明政大学。1931年夏，任在明政大学取得政学学士学位。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占领我国东三省，造成“九·一八”事变。后任悄悄地从日本东京到横滨，由横滨搭美国商船回到上海。到上海不久，任又转往南京，住在玄武湖友人陈志明家中，那时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陈治明等人正要组织“复兴社”。“复兴社”是国民党一个外围组织，内部又分为三个组织，最高层次的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其次一个是“革命军人同志会”，成员包括军警宪兵、教授学生及文化界人士。他们极力争取任加入“三民主义力行社”。那时任已准备好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政治学，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不料在临行前发生了日本侵略上海的松沪事件。暨南大学已被破坏，无法开学。朋友再劝他加入“三民主义力行社”，负责部分社务。任只好接受。在这段时间，任同时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及特别训练班，主讲“民生史观”，很受学生欢迎。 为了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内涵，蒋介石派潘佑强、杨周熙、任觉五等四人前往意大利、德国考察。1932年秋，他们一行四人从上海乘船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转罗马，再到德国，沿途游览了新加坡、马德里等许多地方。由于油轮在苏伊士运河靠岸休息，他们乘机游览了埃及的金字塔，然后直驶南欧。在德国考察了三个月。当时希特勒刚正式上台当总理，他们在柏林听了希特勒的演讲，也观察了当地学生的训练。德国的青年学生常组织旅行队到山间、海边唱歌旅游，表现出一股年轻人的朝气。1933年，他们一行由欧洲回国，任奉派担任南京“中国日报社”副社长，同时，还负责“革命青年同志会”书记工作，专门网罗大学教授、讲师和学生。 内容来自成都圈圈

1935年秋，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成立，任奉调该校，任少将政训科长。时川政初告统一，任除了军校政训工作外，更致力于地方意见的协调，为以后四川成为八年抗战基地打下了基础。“七·七”抗日全面展开时，任觉五奉派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政训处长，兼陕西省行政人员训练所教育长及新闻检查所主任。1938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任为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创办“四川乡村服务团”，不久调奉调兼四川支团部主任。1945年，任担任重庆市支团部主任，兼重庆市教育局长。1947年党团合并，任由中央干事转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他并代表国民党中央前往康定主持西康省党团合并工作。同年五月，任奉调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拟定四川教育改革步骤为：“一年立信，两年改进，四年改造，八年定基”。1947年12月，任由原籍灌县（今都江堰市）选举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一九四九年局势急转，十二月九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彭县通电起义，同时卢汉也在昆明起义。十五日午饭后胡中南约曾扩情、王元辉、林树恩、李守廉、任觉五等在成都南门外空军机械学校（胡宗南办公处）研究如何急请蒋介石准予由川赴台的问题，当时胡宗南是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并代理长官职。十二月十九日晚决定请示。二十一日晨，覆令派二十架运输机。同日下午通知川、陕、甘边区绥署秘书长兼四川保安副司令王元辉，党务特派员兼胡宗南的驻川代表林树恩，陇南绥靖分署主任赵龙文，陕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英。当时四川教育厅长任觉五，西安绥署成都办事处长汪震，四川省党部委员曾扩情等二十二日晨到双流机场，随即转新津机场上机，下午起飞，搭同一架飞机的还有蒋坚忍、王超凡、李守廉，当晚9时抵达海口。任和杨尔英均系国大代表于一九五0年一月一日搭飞机到台北。当年夏，任主持台湾省大专毕业生就业训练及台湾省党部文化运动会工作。一九五一年春，他代表台后备军人前往菲律宾参加该国退伍军人大会。同年秋，任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接着改任中央第四组副主任，倡导巡回训练和基层训练员的设置。1953年，台革命实践研究院成立分院，任出任分院主任，主持地方干部、妇女干部、海外干部的训练。1958年春，调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59年秋，任觉五再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分院主任。后来研究院本院与分院合并，任调任院务委员兼副主任，襄理院务，仍然主持训练工作。

任觉五著有七部书：《哲学思想》、《生的宇宙论与民生史观》、《行为准则》、《生活规范》、《律己之道》、《交友待人之道》、《修养讲述》。有的书在台湾再版达17版，最少也在7版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