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绍出身于波美拉尼亚Schivelbein一个中产阶级医生家庭, 早年他依靠奖学金在柏林的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医学。1842年毕业时，他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在军队服役，而是在柏林Charité医院担任Robert Froriep的助手。1847年，菲尔绍升等教授。 然而两年后因为在公共卫生政策上与普鲁士当局不和， 他被分派到维尔茨堡从事解剖学教研工作。1856年他重返柏林，在他曾经担任过Froriep的助手的柏林大学及柏林Charité医院担任病理解剖学教授（一个专为他而设立的职位）。他对德国医学教育的一个主要贡献是鼓励医学生使用显微镜，并因经常鼓励学生“以显微镜方式思维”而为人所知。

菲尔绍以多项科学发现而闻名. 他是第一个发现白血病的人。他最为人所熟知的理论则是他1858年发表的“每一个细胞都来自另一个细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这一个构想实际是由François-Vincent Raspail最早提出的，然而菲尔绍使其广为人知。这一理论与他的细胞病理学（病理过程中，是某些细胞而非整个器官发生了病变）息息相关。魏尔啸另一著名发现是他对于肺动脉血栓栓塞的形成机制，因而提出了栓塞这一术语。他发现肺动脉中的血凝块是由来自静脉的血栓发展而来，并描述道：“软化的血栓末端脱落下大小不一的小碎片，被血流带至远端的血管，这引起了常见的病理过程，我把这一过程命名为栓塞”。魏尔啸还提出了与这一研究密切相关的“血栓形成三要素”菲尔绍三要素（静脉血液瘀滞、静脉系统内皮损伤、血液高凝状态）。菲尔绍建立了细胞病理学，比较病理学（对比人与动物的疾病）以及人类学。他创造性的工作上承莫干尼（其器官病理学曾为魏尔啸所研习）下启Ehrlich（菲尔绍开拓微观病理学时Ehrlich正在Charite医院学习）。

1869年，菲尔绍成立了“人类学、人种学及史前史学会”（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这一学会在当时对于德国考古研究的联合与推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1892年他被授予科普利奖章（由英国皇家学会颁发）。

他同时还是一名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包括：Mittelheilungen über die Typhus-Epidemie, (1848)Die Cellularpathologie, (1858), English translation, (1860)Handbuch der speciellen Pathologie und Therapie, (1854-62)Vorlesungen über Pathologie, (1862-72)Die krankhaften Geschwülste, (1863-67)Gegen den Antisemitismus, (1880)他还发展了一套标准的剖检程序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是至今仍在使用的两种主要方法之一。

菲尔绍被尊为”细胞病理学之父”。其实证、科学的研究方式为现代医学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对整个医学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但是，其片面强调局部细胞病变而忽视了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反应（神经、内分泌、免疫），对医学的发展带来了某些不利影响。

晚年菲尔绍在学术上日渐保守，曾反对塞麦尔维斯所提倡的手术消毒法。

菲尔绍同时是一名致力于推进柏林公共卫生水平的政治家（历任柏林市议会议员，1861年起任普鲁士议会议员，1880-1893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尤其是建立现代化供水及下水道工程的工作。 魏尔啸还是提出“社会医学”概念的人，他注意到疾病并非单纯生物性而有其社会性。作为自由德国进步党(Deutschen Fortschrittspartei）的发起人与成员，菲尔绍是当时重要的反对俾斯麦的政治家。

菲尔绍在反教权反罗马天主教会的“文化抗争”(Kulturkampf)运动中则与俾斯麦持同一立场。 菲尔绍宣称：反教权法案是“为了人性所进行的一场伟大斗争”。菲尔绍是在就Falk’s 五月法案的讨论中，首次使用了文化抗争这一词语。

菲尔绍在共济会人士中广受尊崇， 而按某种说法他可能确实是共济会一员，虽然没有任何官方记录能证明这一点。

医学人类学学会颁发一个以菲尔绍的名字命名的年度奖，即菲尔绍奖。

Becher,Rudolf Virchow, Berlin, (1891)J. L. Pagel,Rudolf Virchow, Leipzig, (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