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

　　丁颖（1888—1964），广东省高州县人。1957年9月—1964年10月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24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部毕业。回国后任国立广东大学（后改为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1964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职。同时还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荣誉院士。周恩来总理誉其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丁颖教授毕生从事水稻研究工作。1926年在广州郊区发现野生稻，1933年发表了《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种》，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否定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之说。

　　他长期运用生态学观点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稻种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进行水稻杂交育种研究。1933年选育的“中山一号”是世界上第一次用野生稻种质与栽培稻育种工作的成功尝试。1936年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曾引起东亚稻作学界极大关注。他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选育出60多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对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他还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开展品种选育和繁种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丁颖晚年主持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研究，其成果为我国水稻品种的气候生态型、品种熟期性分类、地区间引种及选种育种、栽培生态学等，提供了可贵的理论依据。

　　丁颖教授一生撰写了140多篇水稻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已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此外，还主编了《中国水稻栽培学》等著作。

　　丁颖，字君颖号竹铭，1888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镇石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为此，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1906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中学毕业后，他怀着“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向同学们表示：“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1912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此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获学士学位，时年36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11个春秋。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他在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学子之心的种种考虑均为石沉大海毫无着落。面对重重困难，他决心立足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他们的科研基地除南路场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惨遭杀害。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后来学校从云南移回粤北坪石，抗战胜利后，再迁回广州。八年抗战，中山大学三易校址，颠沛流离，元气大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怀和重视，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专款支持稻作试验场的恢复工作，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他除了自己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还积极团结知识分子，规劝外流港澳的科技人员和学生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更多地了解和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他和青年教师一道参加了俄语学习班，并潜心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1956年，在他67岁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见消瘦。同志们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就医，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嗣后，由于组织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丁颖除历任上述职务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他曾先后代表国家赴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缅甸等国考察和进行学术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苏、越3国学者参加的武汉水稻科学技术会议；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他曾受聘为柏林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丁颖蜚声中外，有“中国稻作之父”之称。

　　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悠久，已众所周知，但稻作起源于何时？发祥于何地？在丁颖以前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884年瑞士康多勒（Candolle）认为，普通栽培稻起源于中国至孟加拉一带；苏联H.И.瓦维洛夫（BaВИЛОB）主张印度起源说；1944年宇野园空在《马来稻作之仪记》中认为，中国稻种起源于印度。这不但涉及稻种演化、传播、系统发育等理论问题，也是对中国稻作文化的认识问题。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植物学以及籼粳稻种的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公元前26—22世纪的黄帝与禹稷的时代。稻作栽培奠定于公元前1122—274年间的周代。从殷商关于稻的依声造字成为Tao、Tu、Dau等声，认定其与今之华南沿海福老语之Deu、越南语的Gao、泰国语的Kao有关，而与马来语系的Pad、印度语系的Vrihi无关。中国古代夏殷百越等民族，同属夏族，史前时代已分布于今之中国全境，中国稻种不可能来自印度。从植物学方面分析，在中国迄今已发现的三种野生稻为：普遍野生稻（Oryza sativa L.f. spontanea）、药用野生稻（O.officinalis）和疣粒野生稻（O.meyeriana Baill）。栽培稻与多年生野生稻杂交结实率高，而且特性相似，认为是中国栽培稻的祖先。这个野生稻种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台湾等省（自治区）的江河流域和沼泽地带。因此认为中国稻作文化有其独立的演变系统。丁颖还根据古人类的迁徙和稻的语系，提出栽培稻种的传播途径为：一是由中国传至东南亚与日本等地；二是由印度经伊朗传入巴比仑，再传至欧美等国；三是澳尼民族（Austronesian）从大陆传至南洋。他认为，中国稻种不仅起源于中国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丁颖的上述学术见解，现在已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共识。

　　丁颖对我国栽培稻种的演变与分类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创性的见解。1928年，日本加藤茂范根据稻种的形态、杂种结实率及血清反应，将栽培稻种分为两大群，分别定名为印度型亚种（O.Sativa L. Subsp. indica Kato），和日本型亚种（O.Sativa L. Subsp. japonica Kato），即粳稻为日型亚种，籼稻为印型亚种。这种分类法既忽视了中国2000多年前已有的分类和定名，也没有反映两者的系统发育关系及其在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演变形式或过程。比如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有秈（稴、籼）为“稻之不粘者”，粳（秔、粳）为“稻之粘者”的记述。为了正确反映籼粳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和起源演化过程，丁颖特把籼稻定名为籼亚种（O.Sativa L. subsp. hsien Ting），粳稻定名为粳亚种（O.Sativa L. subsp. keng Ting）。表面看来只是一字之差，但其科学内涵则有很大不同，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注意。后来，有的苏联学者称粳稻为中国日本型；日本角田重三郎称“印度型”亚种为“indica Kato, hsien Ting”，“日本型”亚种为“japonica Kato, keng Ting”；国际水稻研究所品种资源学家张德慈（T.T.Chang）则称“日本型”亚种为中国型亚种（Sinica）。

　　对于水稻分类方法，丁颖强调必须符合生产实际，有利于育种与栽培的应用。例如，反映气候生态型的耐光、耐阴、耐寒、耐热等特性；反映生物间生态平衡的抗病、虫等特性；反映生理生态特点的苗、株、穗、粒等形态特征与品种选育和栽培措施关系密切，应列为分类标准。因此，他提出了以我国栽培稻种系统发育过程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第一级为釉粳亚种，釉亚种为基本型，粳亚种为变异型；第二级为晚季稻与早、中季稻的气候生态型，晚季稻为基本型，早、中季稻为变异型；第三级为水、陆稻地土生态型，水稻为基本型，陆稻为变异型；第四级为粘、糯稻的淀粉性质变异性，粘为基本型，糯为变异型；第五级为品种的栽培特性与形态特征。丁颖对收集到的6000多份栽培品种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为以后良种选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我国第一个矮秆良种“广场矮”的育成就是利用了保存下来的农家品种“矮仔粘”的矮秆基因。

　　丁颖的稻种分类研究如种质资源保存是有创见与深远意义的。

　　稻作区域的划分对指导我国水稻生产和科研有重要意义。前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对此就有所探索（周拾禄，1928；赵连芳，1947），但划分的依据不一，又偏于长江以南稻区，未能反映全国稻作区域的全貌。有鉴于此，丁颖从植物地理分布与环境条件相统一的生态学观点出发，以光、温、雨、湿等气候因子为基础，以品种类型为标志，结合土壤因子，病虫等生物因子以及种植制度、耕作方法等人为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把全国划分为6大稻作带：①华南双季稻作带；②华中单双季稻作带；③华北单季稻作带；④东北早熟稻作带；⑤西北干燥稻作带；⑥西南高原稻作带。这种划分比较切合实际；对发展我国水稻生产和组织全国科学研究有指导作用。丁颖特别把当时稻谷产量仅占全国总产0.3%的西北干燥地区划为一个稻作带，并指出该带具有雨量少、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较少、水稻容易高产稳产的特点，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增产潜力甚大。现在新疆垦区的水稻单产水平已超过华中、华南稻区。

　　丁颖是我国最早从事水稻育种的先驱者之一。他十分重视地方品种的利用，认为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地方品种是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它们的某些性状加以改造利用，是改良现有品种或选育新品种最现实有效的途径。他在《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1936），《水稻纯系育种法之研讨》（1944）等文章中提出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即凡是在一个地区长期栽培的地方品种，其群体必然存在占半数以上、能代表该品种的产量、品质和其它特性水平的个体——基本型，以保证品种群体的种性。基于这种观点，他在从事地方品种的系统选育时，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区制选种”法，即在选育过程中采取农家惯用的栽培管理方法，以该地方品种的原种为对照，采用小区种植法进行产量鉴定；选育出来的良种，最后送回原产地或类似地区进行试种示范。他与他的同事们运用此法先后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在原产地区推广。其中种植范围较广的有“白谷糯16”、“黑督4号”、“东莞白18”、“南特16”、“齐眉6号”、“竹占1号”等68个。

　　丁颖还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1933年他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与竹粘天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中山1号”新品种。“中山1号”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丁颖还用印度野生稻（wild kargea）与栽培稻品种杂交育成了“银印20”、“东印1号”“暹黑7号”等品种。他在1931—1933年间对野生稻的研究中，就发现有花药不开裂与花粉发育不完全的雄性不育现象，是我国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最早报道。

　　丁颖认为，开展作物栽培研究要掌握三方面的规律，即作物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与作物生长发育有关的环境条件变化规律和作物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相互关系的规律。水稻增产途径归根结底是改良种性和改善环境条件，以协调好品种种性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他研究了水稻灌溉用水（1929）、吸肥特性（1932）、开花习性、产量相关（1936）等问题之后，于1955—1959年间，对与水稻产量形成密切有关的分蘖消长、幼穗发育和谷粒充实等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所得结果一方面可从技术措施与穗数、粒数、粒重的关系上找出一些带共性的结果，为人工控制苗、株、穗、粒实现计划产量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可根据水稻在生长发育进程中的现象来检验技术措施的合理性，为总结群众经验提供科学办法。这对发展农业生产、科研与教育均有裨益。

　　丁颖根据水稻既需水又需“旱”的特性，以及水旱交替对稻田土壤的物理性、化学性和微生物活动的促进作用，指出实行水旱轮作，做到“以田养田”，“以小肥生大肥”是今后水稻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丁颖曾进行多年的水稻周期播种试验，这一工作加深了他从生态学角度开展水稻品种栽培研究的观点。他晚年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就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的是，丁颖还来不及对这项研究进行全面总结，就谢世了。遗留下来的工作由后人完成。这项研究验证了丁颖关于中国稻种起源、演变、稻作区域划分和品种分类的学术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并在分类上补充了品种光温反应型与熟性关系，把全国水稻品种分为14种光温反应型，为地区间的引种原则、育种目标以及一些特殊品种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具体的科学的依据。

　　丁颖从事稻作科学研究、农业教育事业40余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著作140多篇，其中《中国稻作起源与演变》、《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励。他组织全国著名水稻科学家55人，主持编写的《中国水稻栽培学》（1961）更是一部反映我国当代水稻栽培科学水平的巨著，也是他生前竭力倡导、身体力行、开展学科大协作的集体智慧结晶。

　　他办农业教育，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教师和科技人才。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任人唯贤。华南农学院是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共同组成的。在他的领导下，三校师生不分彼此，融洽相处，教师队伍稳定，教学质量逐年提高。这是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成功范例，也使同行晚辈深受感召。“学农、爱农、务农”是丁颖经常对师生进行教育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他的言传身教，对青年学生巩固专业思想，树立深入基层、艰苦朴素、踏实工作的作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丁颖深受历代英雄人物事迹的影响，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国爱民，克己奉公的思想在早年就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提高，群众观点增强，忘我奉献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旧社会高官厚禄动摇不了他爱农为农的决心。工作中困难重重，他从不气馁，而且知难而进，自强不息。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到他家去拜访，征询发展广东农业生产的意见，见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另建新居，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坚决谢绝。解放前他的女儿希望考上公立中学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校长是他的学生，但他就是不答应写介绍信。建国后另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未上录取分数线，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

　　丁颖一贯生活朴素，勤俭节约。抗战期间以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为由，教诲孩子们过着清茶淡饭的生活。每当桌上丢落饭粒，就成为他们开展“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话题。他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实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中山大学迁校到粤北期间，他是农学院院长，经常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山区。一次遭到土匪拦路打劫，广东省政府为此给他赔偿损失，他分文不留，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为农民防治牛瘟。他的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使匪徒亦受感动，自觉把抢劫之衣物附上道歉信寄还给他。1948年，后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祝他60岁诞辰，他一直使用到1964年去世，成为他身上贵重的遗物。

　　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每当同事生病或遇到困难，他都抽空探望，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助资赠药。对于来访的客人，不分职位高低，他都起立迎送，热情接待。他爱学生如子弟，总是谆谆诱导，诲之以理，导之以情。一位久居台湾年逾古稀的学生，因错过了参加丁老师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颇感遗憾，事后特地带领老少三代，手扶拐杖，专程回母校向丁颖塑像献上一束鲜花，并三鞠躬致敬。

　　丁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57年才最后定稿。“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也是经过10次修改后交稿，连校对工作他也不假手于人。

　　在大跃进浮夸成风的年代里，他不随波逐流，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认为搞一亩、几分地的探索是允许的，大面积搞得慎重考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他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1963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细看、多问、勤记是他的一贯作风。

　　丁颖的著作和学术论点，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与他严谨治学，深入实际的学风是分不开的。忠心耿耿为人民的献身精神，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力量源泉；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作风，是他取得科学成果的保证。

　　丁颖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科学家的良好学风于一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为了继承和发展他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丁颖学术讨论会。经上级批准，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丁颖科学基金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首次用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丁颖科技奖”，华南农业大学修建了“丁颖教授纪念室”和丁颖塑像，藉以策励后辈勇攀高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现代化农业做出更大贡献。

　　1888年11月25日　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石塘村。

　　1911—1912年　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913—1914年　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

　　1914—1916年　任广东省高州县中学、高州农校教师。

　　1916—1919年　在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学习。

　　1919—1921年　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1921—1924年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

　　1924—1925年　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教授。

　　1926—1940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稻作试验场主任。

　　1940—1942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1—1945年　兼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育场场长。

　　1945—1950年　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0—1964年　任广东华南农学院院长。

　　1957—1964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水稻生态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64年10月14日　病逝于北京。

　　1　丁颖．广东稻作改良及将来米食自给之可能性．中华农学会报，1933，113：1—4．

　　2　丁颖．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中华农学会报，1933，114：204—217．

　　3　丁颖．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研究委员会丛刊，农艺专刊，1949，6．

　　4　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8（3）：243—260．

　　5　丁颖．中国水稻栽培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6　丁颖．关于西北干燥地区的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学，1964（1）：1—11．

　　7　丁颖．中国水稻品种的生态类型及其与生产发展的关系．作物学报，1964，3（4）：357—364．

　　8　丁颖稻作论文选集编辑组．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9　丁颖．水稻纯系育种法研讨．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452—478．

　　10　丁颖．我国稻作区域的划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94—107．

　　古往今来，有成就的科学家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在象牙塔中专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把学科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他们无疑是值得敬佩的；还有一类是除了在科研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外，还心系民生，身体力行地把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为苍生造福，而他们往往更让万民景仰。

　　水稻专家丁颖就是后一类型的杰出科学家。

　　作为农学家，丁颖创造了许多第一：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杂交而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类型，第一个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演变……从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等理论研究，到农家品种系统选育及栽培技术等应用技术，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研究和170多篇（本）论文著作，使他成为中国稻作学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在科学史上留下这样的贡献和美名，夫复何求？然而丁颖留给世界的远不止这些。中国古人树起了评价人生的三个标准：“立德”、“立功”、“立言”，谓“三不朽”，而其中，“立德”是“太上”，即最高境界。无论从哪方面看，丁颖都是一位科学界中的道德高尚的典范。也许有人说，现在还推崇“太上立德”太过老套太过道学，但笔者却以为，在道德普遍滑坡甚至连科学、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的时世，学术腐败时有所闻的今天，缅怀丁颖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学术及做人方面的道德风范，正显得格外有意义。时至今日，农业学科仍是每年高考志愿中的冷门，因为选择它就意味着风吹日晒、更多的艰辛和寂寞。而约100年前，在中国农业科学尚未系统形成时，更是乏人问津。丁颖当年赴日本读农艺时，就常听到讥讽：“上粪种地，愚不可及，何须留洋？”作为贫农之子的丁颖，自然深知学农务农的艰苦，但他终生不改矢志。他3次东渡求学，回国后变卖祖产、掏出自己微薄工资到处搞试验育良种，不遗余力地向农民推广，数十年如一日与农民为伍、过贫农的清苦生活，为的便是“使受苦不尽的中国农夫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让他们摆脱困苦，若没有超脱世俗的济世理想、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者，自然难以想像。

　　丁颖治学严谨，终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连校对也一丝不苟。“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27年才最后定稿。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丁颖从不屈从权势和外界压力，一生秉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当年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曾要把一亲属塞到中大农学院捞文凭，丁颖断然拒绝，不管陈用权势相压还是使人出面讲情；另有一极有权势女生平时不喜欢读书，毕业时丁颖在她的《水稻栽培学》试卷打了5分（百分制评分），不管她怎样活动也无济于事。在“大跃进”中，浮夸风遍及全国，各地亩产粮食几万、十几万斤的“卫星”纷纷放起，有些著名科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证”它的“科学性”，而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农学家丁颖坚持不随波逐流，却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他指出：如果作为科学试验，搞一亩两亩是可以的，但未经验证切不可大面积推广，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农民的肚皮是连着地皮啊”。

　　正如水稻的亩产会越来越高，科学研究会永远向前发展，在学术上，长江后浪必推前浪，因为后人能站在了前辈巨人的肩上。但后辈学人的个人品格、学术道德则未必能今人必胜前人，因为它需要个人自己用一生去修炼，而其间又有太多的诱惑。重温丁颖等那一代科学家的懿行风德，以前人为鉴，不仅对科技工作者，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失为一种鞭策。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名言。无论是在试验田中进行水稻栽培试验，还是在广东各地办育种试验，丁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下田劳作。甚至到1963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作为中国农科院院长这样的部级“高官”，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长期在田间的风吹日晒，使名教授丁颖长年在衣着、肤色、生活上都与普通农夫无异，以致外人到中大看到戴着白通帽、旧皮鞋、旧唐装（他是解放前中大里仅有的穿唐装的两个教授之一）的他，都以为是普通园艺工。而事实上，他也喜欢学生们称呼自己为“丁师傅”，而不是叫“丁教授”。吴维光教授说：“u2018师傅u2019当时一般是对工人、农民或者武林中人的称呼，但大家对丁老这位名教授这样叫，可能是因为丁老一直很和蔼可亲的缘故，叫惯了就有一份特殊的亲切感，但大家对他是十分敬重的。”

　　“学农、爱农、务农”，这是成为名教授后丁颖经常劝勉身边师生的名言，而综观他的一生，这句朴实话语正是他终生践行的座右铭。丁颖选择学习农科这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最初源于他童年起便对当时农民疾苦的深切体验，而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种种探索中，最终作出了潜心“科学救国”的抉择。1888年，丁颖出生于广东高州的一个普通农家，是这个家庭中第12个孩子。丁颖童年时，丁父深悟没文化是穷人倍受欺凌的根源，于是，在债台高筑之下，丁颖背负着家庭的希望成为丁家第一个读书人。

　　1909年，中学毕业，在当时学生趋之若骛地报考文、法、商科，谋求一个当官发财门径的时候，全优生丁颖却思虑乡亲的惨况，对同学说：“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我决意报考农科。”

　　丁颖本想报考广东公立农林试验场的农业讲习班，不巧毕业时错过报名期，便选择了与农业有点相关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1912年，在辛亥革命后的留学大潮中，向往日本先进农业科技的丁颖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之后他曾三度远涉重洋，在3所日本高校求学。

　　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丁颖积极参加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他不思久留，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本来可以借此在官场步步高升，但耿直的丁颖却对教育界尤其是官场政客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决心从此“不再涉足官场”。因深感不深造难以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于1921年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又是潜心攻读的4年，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时，已年届36岁。为了“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的理想，他前后出国深造了11个春秋。

　　1924年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出任教授。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农科院系刚刚起步，参考资料奇缺，认真教书的丁颖不愿像多数教师那样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农书古籍，并通过辟试验田试验积累资料，编书讲义，撰写论文，在以丁颖为首的农学家们的多年努力下，中国的稻作学科体系才逐渐建立。

　　然而丁颖并不满足于执教鞭、搞小实验的学院派生涯，还把目光投向了黎民苍生。当时中国这盛产稻米的大国，每年竟要进口洋米七八百万担，1000多万两白银源源外流，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革新农业、造福苍生的热血常在丁颖心头翻涌，在教学同时，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之心的种种考虑均石沉大海。

　　重重困难曾令丁颖十分郁闷，但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决意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当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农业大环境无法改良，他立足现实迅速调整科研计划，决心先培育水稻良种加以推广，达到使农民增产的目的。

　　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怜的260元开办费，又变卖祖产补充经费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稻作分类等研究。说是试验场，其实是租来两间泥房和60亩长年干旱的坡地，丁颖带着两名技术员和几名民工便开始苦干。在这里，无论从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肤色，这位留洋教授都与民工没有两样。只是每天劳作完毕民工休息后，他在油灯下继续研究写作。经费难以维继时，他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勉力支撑。这样苦心经营多年，陆续育出“田基度7号”、“黑督4号”等等高产、省肥、抗恶劣环境的水稻良种，广为推广。

　　1930年开始，他又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之后10余年间，几个试验场共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洛夫选种”法，即在优越的水、肥条件下育出“良种”然后推广各地，这样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难高产；而丁颖却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然后在当地推广，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饿殍遍野的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内迁。在撤离前一天晚上，炮声隆隆中大家都慌乱地收拾细软，丁颖却来到稻作试验总场，将当年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细细包装，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类，等他带着这些“宝贝”赶到码头时，几乎误了撤离的航船。而这些被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的稻种后来被播种繁殖到抗战胜利。

　　在抗战中，丁颖随中大三迁校址，颠沛流离，1940迁址粤北时，他出任农学院院长，因他在农学界威望已高，一批国内顶级的农学专家应他邀请欣然冒着炮火来任教，使中大农学院一时才俊云集。这为后来经院系调整后成立的“华南农学院”成为农业学术重镇打下了基础。

　　出生自农家的丁颖，在跳出农门成为教授后却仍一生愿“与农民为伍”，这源于他对农民、对土地和对自己专业农学的无限热爱。

　　解放后，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令丁颖热血澎湃，更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仍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上世纪60年代初，他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该研究未竟他身先逝去，余下的工作由他的助手们完成。

　　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渐消瘦。身边的助手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疗养，但他坚持工作，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才无奈地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他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参加科学大会。接着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在病情急剧恶化时，还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1964年10月，丁颖经确诊为肝癌晚期，在京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一代中国稻作之父，在为中国农业的奔走中鞠躬尽瘁。

新高学社的热血青年

　　丁颖18岁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其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偏在粤西的高州也成立了一个颇具民主思潮的学生组织“新高学社”，丁颖积极参加其中议论时政、探讨革命理论。当时县城盗贼蜂起，腐败的官府坐视不理，“新高学社”因组成一支学生军击败匪徒并处决了土匪头目而被民众称颂。但不久，“新高学社”在发动驱逐一名不事教学、专为清廷歌功颂德的教员的学chao中，学校迫于官府压力而解散学社。学chao的失败使丁颖陷入迷惘：要变革社会、铲除社会不公太难了。他决定潜心学问，走科学救国之路。

发现野生水稻论证水稻发源地

　　1926年，丁颖在广州东郊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种野生水稻，这引起了他对水稻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这一悬案般重大课题的研究兴趣。严谨治学的丁颖花了数十年的精力，遍览古籍，从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等多学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于1957年发表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引起国际学界的重大反响，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华南是中国水稻发源地，也是世界水稻发源地之一，并对其演变、分类作了十分细致的阐释。丁颖一生共发表极具分量的论文140多篇，在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及栽培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都卓有成就，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独创区制选种法

　　1930年开始，他又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之后十余年间，几个试验场共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洛夫选种”法，即在优越的水、肥条件下育出“良种”然后推广各地，这样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难高产；而丁颖却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然后在当地推广，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饿殍遍野的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

“谷种佬”让匪徒敬畏

　　丁颖还有个相当“土气”的别号，叫“谷种佬”，这是农民兄弟对他的称呼。丁颖长期到广东各地稻作试验场进行培育良种，为了把这些良种推广到农民中去，他费尽心机：比如把一包包良种送交学生带回自己的家乡试种；为打消农民对新种的疑虑，与农户订立合同，地里种植他育成的新品种，不管收成如何都付给农户比往年产量多的稻谷；采取换种制度，农民可用普通稻谷到场里换良种，每担只象征性地多收一斤谷子。这些良种令农民增产获益，大家亲切地叫他“谷种佬”。抗战期间，丁颖曾在粤北一条偏僻山路上遭匪徒抢劫，过后，这伙“兄弟”得知被劫者是“谷种佬”时，还特寄回劫去的皮包、烟斗等，并附上简信致歉。这足见“谷种佬”教授在百粤中的声望。

农林路曾是丁颖的试验田

　　今天广州的农林下路已成为市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或许会偶然想想这条路名的来由，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处商铺林立的闹市中心旺地会与“农”、“林”有什么联系。

　　其实，在70多年前，这里真与“农林”有密切相关。上世纪的20年代，这里属广州东郊，如今农林路、犀牛路西侧石马岗有一所名叫“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学校，后来改名“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以东则有个“第一农场”，是连片的田野、树林和沼泽。

　　据记载，丁颖1924年回国后，经学者黄枯桐的介绍，进入“农专”任教。同年11月它改称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丁颖任农艺系的教授。而不久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再改名国立中山大学。

　　丁颖便是在这片土地最先开始他的农学家之路，他与青年教师谢申在这里辟出了一块一亩多的试验田，进行水稻的肥效等试验。1926年，丁颖在犀牛路末端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棵野生水稻，开启了他研究中国水稻起源的兴趣，他把这棵命名为“犀牛尾”的野稻种子收获播种观察，并与栽培稻杂交，经8年的反复筛选后育成以校名命名的“中山一号”，创下了世界上第一个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的成功先例。以经过数十年的不懈研究，写成《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等杰出论文，从而赢得了“中国稻作学之父”的美誉。

　　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这段往事已在商海中淹没，在人们记忆中淡忘，但却永远铭记在科学史中。

　　“丁颖精神”是以丁老为代表的华农老一辈科学家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精神品德的概括，是华农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他们的“热爱祖国，矢志为民”的精神，丁老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3次留学日本共11年，其他像邓植仪、陈焕镛、蒲蛰龙等等也是留学欧美的，学成后放弃海外的优越条件，回国为中国的农业无私奉献一生，成为中国农业科学各领域的奠基人或巨匠。现在像清华等大学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出国留学，但出去后许多就不回来了。科学无国界，留学深造是好的，但学成应回国出力，这点年轻学生应多继承传统。

　　还有如“身教以德，敬业乐群”、“刻苦钻研、务实求真”等精神，丁老学问精深、品德崇高又诲人不倦，几十年如一日，终生为培育桃李而尽心竭力，广东乃至国内后来许多水稻专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卢永根院士等等；执掌华农的时候，极力延聘名师，使顶尖学者济济一堂又和谐相处，团结奋斗。丁老长期深入农村研究，插秧、收割季节，都是亲自赤脚下田，为的就是亲手掌握第一手材料；对于论文更是字斟句酌，表现出对科学、对生产的绝对负责态度，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是很值得今天的科技工作者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