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0月1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一名牧师。儿时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又夭折。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尼采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

父亲死后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祖母关于其波兰贵族家族史的灌输对尼采贵族情结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采自幼相信自己有着波兰贵族血统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是尼采并没有忘记父亲，父亲的身影早已刻入他的记忆当中，他希望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的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号。

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被家中信教的女人们（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团团围住，她们把他娇惯得脆弱而敏感，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尼采曾经这样讲述形容他的童年：“那一切本属于其他孩子童年的阳光并不能照在我身上，我已经过早地学会成熟地思考。”在尼采的成长过程中，虔诚的清教徒母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后来终生保持着清教徒的本色，犹如石雕一般纯朴，这对他日后的成长和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岁时他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对文学与音乐极感兴趣。

14岁时，进入普夫达中学，这个学校课程都是古典的，训练很严格，出了很多伟人，如诗人和剧作家诺瓦利斯，语言学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Schlegel，以及康德的继承者、伟大的先验主义和道德哲学的代表费希特。可是尼采却难以接受这种新生活，他很少玩耍，也不愿意接近陌生人。这时的他除了理智的发展并有着惊人的进步外，音乐和诗歌已经成为他感情生活的寄托。尼采幼年曾受教于普鲁士当时最好的女钢琴家，当他的母亲为他聘请这位老师时，尼采就深感日后的生活离不开这样的精神支持了。

1861年17岁尼采患严重疾病，首次出现健康恶化的征兆，被送回家休养。3月接受基督教的按礼。

1864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Paul Deussen）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便不再学习神学了。尼采不喜欢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公式，也不喜欢实证科学，阅读福格特和比希纳的唯物主义论文，同时他对平民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他从没想过要过一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不会对有节制的欢乐和痛苦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理想感兴趣。

尼采热爱希腊诗人，崇尚希腊神话中各种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并把他们巧妙地同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结合起来。尼采还在校学习时就深深体会到精通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充分地体现他对古文字、文学，古典主义艺术的热爱。他热爱巴赫、贝多芬，以及后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热情褒扬的那位歌剧巨人——瓦格纳。

1865年，他敬爱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谢尔思（F. W. Ritschls）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之到了那里。当时的尼采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开始哲学沉思了。

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地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每日凌晨2点上床，6时起床，沉浸在这本书中，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孤立无助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几乎濒于绝望，而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他觉得叔本华好像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那时，尼采非常困惑：为何像叔本华那样的天才会被现世所抛弃，其伟大的著作为何只在书架的偏僻角落才找得到？叔本华是这个青年心中的偶像，他在以后也被认为是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继承者。这时的他，此外还从朗格、施皮尔、泰希米勒、杜林、哈特曼那里汲取了传统的抽象概念。同年因拒绝参加复活节圣餐引起了家庭的恐慌。

1867年10月，被征召入南姆堡炮兵联队。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1869年2月，年仅24岁的尼采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此后的十年是尼采一生中相对愉快的时期。在巴塞尔，他结识了许多年长和年轻的朋友，例如瑞士著名文化艺术史学家雅可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at）。

1869年4月，尼采获得了瑞士国籍，从此成为瑞士人。

1869年5月17日，尼采初次到瑞士卢塞恩城郊的特利普拜访了瓦格纳。同月28日，他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演说，题为《荷马和古典语言学》。当时，巴塞尔城里所有贵族家的大门都对他敞开，他成为巴塞尔学术界的精英和当地上流社会的新宠。

1870年，尼采被聘为正教授。不久传来了德法开战的消息，尼采主动要求上前线。在途经法兰克福时，他看到一队军容整齐的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穿城而过。突然间尼采的灵感如潮水般涌出：“我第一次感到，至强至高的‘生命意志’决不表现在悲惨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于一种‘战斗意志’，一种‘强力意志’，一种‘超强力意志’！”

1870年10月，尼采重返巴塞尔大学讲坛。他结识了神学家弗兰茨·奥弗尔贝克（Franz Overbeck），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并共居一所住宅，彼此影响着对方。

18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odie）。这是一部杰出的艺术著作，充满浪漫色彩和美妙的想象力；这也是一部幼稚的哲学作品，充满了反潮流的气息。但是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已经形成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尼采哲学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尼采并不就此止步，他毅然攻击最受尊敬的典范—大卫施特劳斯，以此抨击德国人的粗俗的傲慢和愚笨的自得：“司汤达曾发出忠告：我一来到世上，就是战斗。”

《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考察》（Unzeitgemabe Betrachtungen）的第一部发表之后，引来了一片狂热的喝彩声，同时也遭到了维拉莫维茨领导的语言学家圈子的排斥。教授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评。

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

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

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文章写于1875与1876年间。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对瓦格纳已经产生了隔阂。

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了一份表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的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漫游生涯，与此同时，尼采也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

1882年4月，在梅森葆夫人和另一位朋友雷埃邀请下，尼采到罗马旅行。在那里，两位朋友把一个富有魅力、极其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介绍给他，做他的学生。尼采深深坠入情网，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两人结伴到卢塞恩旅行，沿途，尼采向莎乐美娓娓叙述往事，回忆童年，讲授哲学。但是，羞怯的性格使他不敢向莎乐美吐露衷曲，于是他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莎乐美对这两位追求者的求爱都没有允诺。最后，两人只能保持着友好的接触。然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却对他们的友谊满怀妒恨，恶意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使他们终于反目。仅仅5个月，尼采生涯中的这段幸福小插曲就终结了。

1883年，他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第二部分，1884年完成了第三部分，1885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尼采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中的一个。而另一个“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思，由于他的身心崩溃而半途夭折。著名的“超人”理想和“超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尼采评价自己这部著作：“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这部著作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气息的书—人的全部事实都处在它之下，离它无限遥远—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水，放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这里，没有任何‘先知’的预言，没有任何被称之为可怕的疾病与强力意志混合物的所谓教主在布道，从不要无故伤害自身智慧的角度着眼，人们一定会首先聆听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这种平静的声音的。‘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飙的先声；悄然而至的思想会左右世界。’”

1886到1887年，尼采把他浪迹天涯时写下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1886年）和《道德的系谱》（1887年）。在这两个集子中，尼采希望摧毁陈旧的道德，为超人铺平道路，但是他陈述的一些理由却难以成立。此外，这两个集子中所阐述的伦理学的体系还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充满性的夸张。在尼采发疯的前夜《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瞧这个人》、《尼采反对瓦格纳》一气呵成。它们写得标新立异，很有深度。但同时这些书也具有闻所未闻的攻击性和令人瞠目的自我吹嘘。

1889年，图林的灾难降临了。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据说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数日后，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来都灵，把他带回柏林。尼采进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先是住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1890年5月，母亲把他接到南堡的家中照料。

1897年4月，因母亲去世，尼采迁居到位于魏玛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的家中居住。在尼采的一生中，他的家庭始终是他的温暖的避风港，作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男性，家中的五位女性成员始终围着他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精心呵护他，尽量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但尼采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毅然舍弃了这一切，像个苦行僧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飘泊游荡，忍饥挨饿，沉思冥想。

1900年8月25日，尼采在魏玛与世长辞，享年55岁。

对尼采来说，哲学思索是生活，生活就是哲学思索。他创立了不同以往的形态迥异的奇特哲学，展示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无须推理论证，没有体系框架，根本不是什么理论体系，是他对人生痛苦与欢乐的直接感悟。尼采，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显得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尼采指出，要医治现代疾病，必须恢复人的生命本能，并赋予它一个新的灵魂，对人生意义做出新的解释。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指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

尼采猛烈的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在认识论上，尼采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他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人生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上帝存在的基础已开始瓦解，但是由于没有新的信仰，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采的一句名言“一声断喝——上帝死了”——是对上帝的无情无畏的批判。他借狂人之口说，自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指出上帝是该杀的。基督教伦理约束人的心灵，使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要使人获得自由，必须杀死上帝。尼采认为，基督教的衰落有其历史必然性，它从被压迫者的宗教，转化为统治者压迫者的宗教，它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杀死了作为神的上帝，又迎来了资本的上帝，资本化身的上帝。他的“上帝死了”的呼喊，断喝的启蒙价值是不能低估的。

尼采认为，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人们获得了空前的机会，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为此，要对传统道德价值进行清算，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上帝的最后掩体，他深深的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腐蚀人们的心灵。尼采自称是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徒，他猛烈批判西方的传统道德所崇尚的美德。

尼采对现代理性也持批判态度。他首先拿具有理性的哲学家开刀，他指出：哲学家的第一特性是缺乏历史感，几千年来，凡是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理性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流动的历史僵固化，用一些永恒的概念去框定活生生的现实。结果是扼杀了事物的生灭变化过程，扼杀了生命。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的，动荡不定的，从而无法捉摸的世界。实况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抓不住的，躲闪的。哲学家的第二个特性是“拒绝感官的证据”，颠倒了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感性证据是真实的，可信的，只是对它们加工时才塞进了谎言。哲学家的第三个特性是混淆始末，他们否认生长过程，进化过程。哲学家的第四个特性是运用语言中的“理性”强制人们犯错误。“是”与“存在”混为一谈，弄假成真，弄真成假，蒙骗无知的人们。他认为，从苏格拉底到现代人都狂热的诉诸理性，是很荒谬的。人类之所以崇尚理性，是指望它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然而结果恰恰相反，理性处处与人的本能为敌，造成人的更大痛苦。

批判理性带来的谬误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否定理性的存在，理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理性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硕果。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就是用理性的武器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理性本身没有错，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没有理性，人类就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认识真理。没有理性，人类将落入迷茫可怕的境遇。

尼采要建立新的哲学，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的哲学，非理性的哲学。作为对理性提出了挑战，他提出了强力意志说。用强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传统形而上学的地位。强力意志说的核心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强力意志不是世俗的权势，它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它决定生命的本质，决定着人生的意义。 尼采比较了强力意志和理性的不同特性，理性的特性是：冷静，精确，逻辑，生硬，节欲；强力意志的特性是：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强力意志源于生命，归于生命，它就是现实的人生。人生虽然短暂，只要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强力意志作为最高的价值尺度，一方面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为人世间的不平等作了辩护。在尼采看来，人类与自然的生命一样，都有强弱之分，强者总是少数，弱者是多数。历史与文化是少数强者创造的，他们理所当然的统治弱者。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

尼采还提出他的超人哲学，关于建构理想人生的哲学。超人是人生理想的象征，是尼采追求的理想目标和人生境界。尼采对现代人，现代生活感到很失望，他梦想改善人，造就新的人，即是超人。超人不是具体的人，是一个虚幻的形象。超人具有大地，海洋，闪电那样的气势和风格。超人还没有现实的存在，它是未来人的理想形象；超人给现实的人生提出了价值目标；超人是人的自我超越。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指出，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其喻义是说，超人是对天国的否定，是对上帝的替代。

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价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尼采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髓，反映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对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否定性批判，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批判，对传统的否定也存在着片面性，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欣赏的一面。

尼采的哲学观最重要的一点是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关注人生，给生命一种解释，给生命的意义一种解释，探讨生命的 意义问题。这与尼采所读叔本华的著作有一定关系。还有一点看法，尼采指出哲学是非政治的，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所以尼采对哲学的看法，第一是对生命，关注人生，第二非政治的，第三非学术的。哲学不是纯学术。尼采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关键在于没有关注人生。传统哲学造成的后果是虚无主义。现象背后是没有本质的。

尼采自称为“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的学说脉络可说是沿着超脱虚无主义而来。尼采认为所谓价值、观念、真理都仅仅是人为的解释，世界本身并没有形而上的真理及终极的价值或意义。虚无主义否定了一切目的性，尼采认为柏拉图描述的理性世界（理想国家）、基督教所说的天国、世界拥有必然的道德秩序等都只是人类的产物，并无终极的客观性。尼采以“上帝已死”作为虚无主义来临的象征，这也成为后来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海德格尔、沙特、卡缪等人的哲学起点。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有两种：消极、病态的虚无主义和积极的虚无主义。消极的虚无主义有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叔本华的哲学等。积极的虚无主义则是将失去终极价值的危机视为能够创立新价值的契机。尼采相信，即使虚无主义来临，人们也能借着价值重估重建新价值，以获得生存下去的理由。尼采也强调，若我们要成为自由精神，就有必要革除对某种确定永恒价值的渴望。因为“对于某种无条件的肯定和否定的需要，乃是一种产生于脆弱的需要”。

假如人们否定了过去的那种目的论，那么人生的终极意义又哪里？尼采认为这种无意义性才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受苦的无意义，而不是受苦本身，才是覆盖于人类之上的诅咒。”针对这个问题，他不像过去的哲学家诉诸形而上的解释，尼采提出以艺术作为面对痛苦与荒谬的依藉。他提倡以酒神精神，简单的说，即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境遇。这不是教人沉迷于幻象中，而是要让人们更有勇气与力量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因此，尼采理想中的是一种悲剧式的人生观。他认为悲剧的精神不在于肯定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在悲剧中有德者反而往往受命运的折磨），而是身处命运中所能激发出的力量。

悲剧审美所能达到的境界即是“爱命运”、尼采视之为一个伟大人格的必须条件，“我认为人类所有具有的伟大天性，是对命运的热爱。无论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奢望改变任何事物。他不但必须忍受一切事物的必然性，并且没有理由隐瞒它-你必须爱这项真理……”。爱命运是对自身命运的肯定，甚至可以不愿意现况的任何改变。而永恒轮回更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试金石。尼采显然认为凭着人的意志就能达到这种境界，这使得他的哲学带着某种唯意志论的倾向。

尼采对向来被视为负面的痛苦有相当高的评价，他厌恶像功利主义那样仅追求最大快乐值的价值观，“所有这种以快乐和痛苦、也就是根据附带和衍生现象做为衡量事情价值的思考模式，都是肤浅的思考模式和天真行为，任何明暸创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会嘲笑的看轻它”。他认为痛苦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痛苦使得人们更有智慧及力量，“只有巨大的痛苦……强迫我们哲学家下降到我们终极的深渊。我怀疑那样的痛苦能使我们‘更好’，但我相信它能使我们更加深刻”、“那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一个人甚至应该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而蓄意去冒险，“从生命中获得极致的圆满和喜悦的秘密就是—生活在险境当中！将你的城市建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

尼采认为美不能独立于人的判断而单独存在，美也是人类的产物。“‘自在之美’纯粹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一个概念。在美之中，人把自己视为美的尺度……人相信世界本身充斥着美—他忘了自己才是美的原因。唯有他把美赠予世界，唉！一种人性，太人性的美。”同时尼采也认为力与美是一体两面的事，“力变的柔和并下降到可见之处，那种下降我称之为美”。力量充沛与否也可用在对人的美丑判断上，力量衰弱意味着软弱、贫乏、无能，所以他说：“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的了。”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美区分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代表的是非理性的狂喜状态，可称为“醉”的状态；日神精神则是沉静、节制，可用“梦”的状态来形容。到了《偶像的黄昏》，尼采又改变他的解释：“两者都被理解为醉的类型”，而“醉的本质是力量的增加与充满之感”，尼采认为真正的艺术可以使观众感受到当初艺术家创作时力量充盈的状态（即醉感），“艺术品的作用在于激起创造状态，激发醉境”。

尼采在美学上另一项理论即是将艺术和生理结合起来：“美学只是一种应用生理学。”，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在艺术构思中消耗的力和在性行为中消耗的力是同一种力。”、“所有的美都可以激起生殖欲……包括性欲及最精神性的创造。”而艺术家是性欲旺盛的一群人，“艺术家按照其性质来说恐怕难免是好色之徒。”但他们却晓得节制以储存力量创作。尼采的美学思想及艺术救赎的观念具体的呈现在他的人生取向上。他认为人在欣赏美的时候同时也会渴望成为美的东西，而他也相信人们也能够将的人生塑造成一件能予人美感的艺术品，这也算一种艺术创作。“给人的个性一种‘风格’，这是一种稀少且崇高的艺术！”，而这个过程能够成为忍受这个世界丑陋部分的支柱之一：“人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人的面目’完全忍受。”但风格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塑造，尼采不相信人像萨特说的“存在先于本质”，而是已经被某种先天的本质决定，而人们应该顺着自己的本质去发展。所以他说：“你的良知在对你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

许多伦理都属于平等主义，像基督教中强调的“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康德的伦理学中也赋予人都具有相同的尊严和价值，就连在功利主义那里，在计算最大快乐值时，每个人的感觉都被纳入同等的考量。但尼采极力反对这种观念，他认为每个人的心性素质都是不同的，“人并不平等，他们也不会变平等！”。鼓吹人人平等更无正当性，因为这种概念有碍于人整体素质的提升，他形容“平等的说教者”是“毒蜘蛛”。普遍主义也是常见的伦理观念，其基本概念为：一道德律应该被推广到所有人身上。尼采则认为每个人的素质、性格都不相同，对应的道德义务也该有所差别，“对高等人是营养和愉悦的东西，对非常不同的低等人一定接近是毒药。一般人的德性对哲学家也许意味着恶习与弱点”。他进一步阐述每个行为的特殊性：“任何人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就是还没有对自知迈出五步。则的话他就会知道根本没有，也不能有一样的行动。”

不像存在主义，尼采并不认为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一个人本质的命定性不能由所有那曾经是以及将会是的命定性分开”。自由意志即是把意志当作不能再追溯其因的自因，他说自因是：“目前为止被人想出来最佳的自相矛盾。”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自由意志这种理论的出现？尼采的回答是：“人被认为是自由的以便他们可以被判断或惩罚。”一般而言恶往往被视为欲除之而后快的东西，但尼采认为恶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它有人类的功效：“所谓善就是能保护人类的，所谓恶就是不利于人类的。但事实上，恶的所带给人类相当程度之事当且不可或缺的保存维护上，其影响是和善一样的—只是它们的作用不同罢了。”尼采在道德批判上另一项成就即是提出了主人-奴隶道德说，以心理的角度剖析道德中奴隶道德的成分。尼采认为道德的起源是当弱者被强者欺凌时，便运用他们的精神力量，制造出良心谴责、善恶等来抵制强者的进犯。奴隶道德通常带着怨恨及衍生而来的反动心态。例如企图将具有创造力量的强者的价值拉平，而将他们的特性，转换为成具伦理意义的“恶”；自己身上软弱的性质，转换成“善”等。尼采因为根本不相信有先于人存在的道德来源，所以以奴隶道德来质疑传统道德（尤指基督教道德）来源的正当性。

尼采对国家是颇有微词的，他也自称为“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国家……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我……所有人的慢性自杀被称为‘生活’”。他对其母国—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呈现的那种自大、德国至上的气氛尤为不满，“德意志所到之处，就败坏了那里的文化”。他的批评主要是建立于他对文化的关心上：“文化与国家……是对立的……所有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衰落的时代：凡是在文化上是伟大的永远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他较欣赏普法战争中战败的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原因就在于此。尼采反对那种标榜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他视之为“小政治”（klinenpolitik），相对于此，尼采期盼的是关心以那个等级的人领导国家的“大政治”（groβerpolitik），“搞小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个世纪将会为我们带来为支配地球而产生的战争—搞大政治的冲动”。

尼采再三强调人的等级之分，这些想法可谓他伦理思想的写照。因此他也反对民主政治，尼采认为民主思想乃是根源自基督教，“民主运动是基督教运动的继承人”。这背后又有弱者想把强者的价值也拉平的心态作祟。

但尼采对社会主义也无好感，因为他在其中发现太多报复心：“在今天的暴民中我最恨谁？社会主义的暴民，他们是下等人们的使徒，他们损害工人的本能、快感及对其渺小生存满足感，他们使工人嫉妒、教他们复仇。”

尼采曾在《反基督》一书中，粗略的道出他所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他把社会阶级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最有精神力量的菁英份子，创造价值，由他们担任统治者的角色。第二等人是意志或性格坚强的人，他们听命于第一阶级，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及执法。等三等人是最多数的平庸大众，满足于他们平凡的生活。尼采也强调对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言这三种阶级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也不赞成以强凌弱，他认为高等人善待比他低等的人是应该的。“事实上，如果要有例外的人，平凡的人是首先就需要的必然：高等文化依存于其上。例外的人应该对待平凡者比他自己和同等级者更温柔，这不是出自内心的礼貌—这根本是他的义务”，这种“例外的人”甚至可以用“具有基督心灵的罗马凯撒”来形容。至于如何实行这种社会制度？尼采对于这个问题则没有答复。

尼采的散文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深刻思想。首先，尼采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的思维方式，反对长篇大论的说教和论证，而是有感而发，针对某个问题，采小节的方式，以类似于警言和格言的形式提出自己的新论点。正是在这样类似短文的散文中，尼采有意识地向东方思维方式接近，以摆脱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羁绊。在表述上，他更多地是挥洒自如地表述，使文字更生动和具有感悟性，把彻底的批判精神与扎实的古典语功底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其次是振聋发馈。一语破的是尼采散文的主要语言风格。在作品中，尼采探讨了各种人生问题，而所有问题都立足于一个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即世界是生成的，存在是段设的，同样，上帝也是根据人的需要而虚构的。因此，尼采认为:世界上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指出“上帝死了”，强调价值重估。正是因为尼采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的社会体制、文化传统、观念形态中的弊病，所以，20世纪人们对他的思想作出的反应要比他所处的时代强烈得多。再次，尼采认为艺术的象征力可以使人能更深刻地理解世界。而隐喻是启发人们思索的更好手段。因此，他的作品中挥洒自如地使用明喻、隐喻和讽喻等艺术思维手段。正是因为隐喻等艺术手段的运用，使他的散文更具生命力、感悟力和意义上的张力。浙江文艺版的《尼采散文》，为了使读者能更全面地把握尼采的思想精髓和艺术风格，从他的十部主要著作和后人整理的《强力意志》中选取了部分章节和片段。相信可以收到以斑窥豹的效果。

尼采的诗分为两类，一类是“格言”，即哲理诗，另一类是“歌”，即抒情诗。他的格言诗凝练、机智、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如他自己所说，“我的野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生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生没有说出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个“野心”，他对格言艺术下了千锤百炼的功夫。有些格言诗，短短两行，构思之巧妙，语言之质朴，意味之深长，堪称精品。如《老实人》《锈》《非自愿的引诱者》及《反对狂妄》等。尼采的抒情诗也贯穿着哲理，但方式与格言诗不同。他力图用他的抒情诗完整地表现他的哲学的基本精神——酒神精神，追求古希腊酒神祭颂歌那种合音乐、舞蹈、诗歌为一体，身心完全交融的风格，其代表作是《酒神颂》。这一组诗节奏跳跃，韵律自由，如同在崎岖山中自由舞蹈；情感也恣肆放纵，无拘无束，嬉笑怒骂，皆成诗句。尼采自己认为《酒神颂》是他最好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它的确是一组非常独特的抒情诗，最能体现尼采的特色。

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尼采的一生是不幸的，他的结局是悲惨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他的思想的发展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在他生活的年代能够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可怕的孤寂始终包围着他；最后，病魔缓缓地悄然而至，甚至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反过来，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的患病与疾病的折磨，他的生平与著作都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拿起尼采的著作，都会发觉它们才气横溢、光彩夺目、豪气冲天。在这些著作中，尼采以非凡的勇气和惊人的洞察力轻而易举地颠倒了各种公认的观念，奚落了一切美德，赞扬了所有的邪恶。尼采并没有建立一个封闭而庞大的哲学体系，他只写散文、格言和警句；在他的字里行间并不证明什么，只是预告和启示；但恰恰不是凭借逻辑推理而是凭借神奇的想象力，他征服了全世界；他献给人类的不只是一种新的哲学，也不仅仅是一首诗或一段警句，而且还是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希望、新的宗教。很可惜，尼采的生命历程太短暂，阅历太简单，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片面真理发展成智慧。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些，如果他能再多得到一些鼓励，也许他会把自己那粗糙混乱的观念梳理成和谐优美的哲学。

尼采大无畏地反对哲学形而上学及其在认识论方面的绝对优势；反对千百年来哲学以纯理性观察宇宙、运用逻辑推理程序建立的以理性为中心的庞大思辩体系；他热爱生命，提倡昂然的生命力和奋发的意志力，肯定人世间的价值，并且视自然界为唯一的真实世界，给欧洲古典哲学注入新鲜血液并开辟了古典语言学的崭新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开创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纪元，哲学史可以以尼采前和尼采后来划分。在尼采之后，传统的哲学体系解体了，哲学由非存在转变为存在，从天上回到了地上，由神奇莫测、玄而又玄转变为引起亿万人心灵的无限共鸣。

作家鲁迅：“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

学者郭沫若：“尼采的思想是”五四时期“的意识中心”

诗人闻一多：“最前进的、最革命的、最富于理想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著作是生命力饱涨的象征，是生命的顶峰”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尼采的哲学被第三帝国利用，成为法西斯的外衣。强权主义、个性强权论被打造世界大战德国政策的指导原则，尼采的哲学被国内外许多学者视为“战争哲学”，尼采也就成了“战争鼓动者”。而到了新时期，尼采哲学的误读又负向演化成了个人主义，与其说这是尼采的争议，更恰当的应该是对尼采哲学的争议。

而尼采的自诩太阳，超人强力意志，”重新评定一切”等学说在哲学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议，部分学者哲学家认为他的学说是在利用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搞虚无主义，完全颠覆了西方思想，是将西方经过上千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进行推到重新树立，是开历史的倒车的行为，同时部分学者认为其思想理论是以后一大批极端分子出现的罪魁祸首。

（上表所有资料来源于：）

朗佩特著，娄林译，《尼采的教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ISBN 9787567501027

朗佩特著，田立年、贺志刚 译，《施特劳斯与尼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ISBN 9787542621849

朗佩特著，李致远、彭磊、李春长译， 尼采与现时代》，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ISBN 9787508047966

朗佩特著，李致远、李小均 译，《尼采的使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ISBN 9787508047911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全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ISBN 9787100070348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ISBN: 9787532733668

德勒兹著，周颖、刘玉宇译，《尼采与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ISBN: 9787801495662

洛维特著，李秋零译，《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ISBN 9787108021908

罗森著，吴松江、陈卫斌译，《启蒙的面具》，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ISBN 9787538264319

丹豪瑟 著， 田立年译，《尼采眼中的苏格拉底》，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ISBN 9787508077826

凯斯.安塞尔-皮尔逊著，《尼采反卢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ISBN 9787508037561

奥弗洛赫蒂 著， 田立年译，《尼采与古典传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ISBN 9787561752494

戴维·罗宾逊著， 程炼译，《尼采与后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ISBN 9787301084861

吴增定著，《尼采与柏拉图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ISBN 9787208052567

张文涛著，《尼采六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ISBN 9787561754702

周国平著，《尼采与形而上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ISBN 9787535511782

周国平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ISBN 9787208004672

郜元宝著，《尼采在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ISBN 9787542614827

陈鼓应著，《悲剧哲学家尼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ISBN 9787208060968

汪民安著，《尼采与身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ISBN 9787301131473

张典著，《尼采和主体性哲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ISBN 9787508728650

赵广明著，《尼采的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ISBN 9787509736470

伯恩·马格努斯、凯瑟琳·希金斯选编，《尼采》，北京:三联书店，2006，ISBN 9787108024848

刘小枫主编，黄立年译，《尼采与古典传统续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ISBN 9787561759233

彼肖普主编，黄立年译尼采与古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ISBN 9787561780756

刘小枫主编，《尼采在西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ISBN 9787561774311

刘小枫主编，《尼采与基督教》，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ISBN 9787508077857

尼采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的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它颠覆了西方的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在上帝死后人类所必须面临的精神危机。雅斯贝尔斯说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而此颤栗的最后意义尚未被估价出来。20世纪初的整整一代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了那些激发了他们富于创造性的作品的观念和意象。雅斯贝尔斯、萨特、海德格尔、杰克·伦敦、福柯和德里达、弗洛伊德等等都是深受尼采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而直接受他影响的文学家同样数不胜数：茨威格、托马斯·曼、肖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鲁迅。

对于西方“好战文化”的影响

19世纪欧洲“好战文化”的形成，在尼采的“主人道德”学说中更得到最为透彻的说明和最独特的表达。

《论道德的谱系》这部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一年问世（1887年）的经典著作，根本意义就在于以“宣言的形式，宣告了世纪欧洲价值观划时代的突破， 它无情地践踏了一切人类文明既有的价值标准，并将其视为“奴隶道 德”、“弱者的伦理’ 而将战争、征服、掠夺、杀戮和统治，称为 “主人遒德”、“强者的逻辑”认为后者才是“现代文明”的真正实质》尼采学说以“强者与弱啬”的永恒对立，彻底颠倒了划分“野蛮与文明”的价值法则，从而将欧洲19世纪张扬的“强权即公理的法则”视为人类新的价值观、新法律观的起源，以此重新书写了人类道德谱系。

在《论道德的谱系》的开篇，尼采大声疾呼：所谓的“文明”和 “道德”的实质就是“软弱”，标榜“文明与道德”乃是十足的”弱者“。既然“文明”实际上就等于"软弱”，那么“文弱”就是人 类最大的恶德。尼采以含混的方式揭示了基督教文明“恶的起源”，在反抗罗马帝国和阿拉伯人的双重统治中诞生的基督教，一方面内涵着征服罗马和欧洲的执著军事野心，孕育出一个“恶"的上帝，即尼采所谓：“我13岁那年，善与恶的观念就开始追踪我；当时，我就这个 问题写了我的第一篇哲学写作，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公平合理地把上帝尊为“恶之父”一一而另一方面，尼采又时刻呼吁欧洲必须警惕“东方文明”和“异教”的渗透和腐化：“我理解了风靡一时 的同情的道德，甚至连哲学家都被这种道德传染了，弄病了，这不正是我们那变得可怕的欧洲文化最可怕的病兆吗？这不是迂回地走间新佛教，走向一种欧洲人的佛教，走向虚无主义吗？”“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还以滔滔雄辩，力图进一步 证明“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分，其实不过是在“骑士”与“教 士”永恒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文弱的教士”用来反对和"妖魔 化” “骑士精神”的弱者的武器。尼采宣称：所谓的文明、善良和仁 术其实都是奴隶的道徳，统统都遒奴隶和弱者战胜“强齑”、“骑士” 和“主人”的骗术，而历史上的一切奴隶和教士之所以要推崇“文明” 和道德，”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软弱无能，就是因为他们忌妒强者”。而 班史上的“文明”和 ‘道德”的谱系^无非都是弱者发明和编造出来， 用以战胜强奢的“软力量”。而尼采指出：只有当这些”可恶的弱者” 连同其文明、道德的虚伪说辞被掲穿、这些“文明的渣滓”被强大的军事强权无情地消灭干净之时，才是人类真正获得进步和发展之时。

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尼采是第一个明确揭示人的心理中无意识领域并加以细致剖析的人，他的作品给现代深层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念。弗洛伊德以《梦的解析》一书为精神分析学奠基，而尼采比他早二十到三十年就对梦的作用和机制作出类似的分析。尼采对于无意识有不少精辟的洞见，但这些洞见还都是零星的。弗洛伊德则在分析精神病症状、梦、日常生活中过失行为的基础上，揭示了无意识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制，从而把无意识研究确立为一门专门学科——精神分析学。当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学研究现代文明时，我们能够发现他把尼采的某些见解具体化了。弗洛伊德强调，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解除自我欺骗，认清无意识中本能的真实意义，加以合理引导。尼采还在意识的背后进一步分析探讨其深层的心理活动。他认为所谓的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理世界的一种状态，尼采强调对于意识背后深层心理的探索，使他日后成为学界公认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的先驱者。

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萨特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尼采思想的清晰而有力的复述，他同样把人性归结为自由，把自由归结为意愿和评价。不过尼采尽管强调个人有评价的绝对自由，但他毕竟还提出了他自己的价值尺度即强力意志。萨特却把价值的相对性推至极端，否认任何可供考虑的尺度。是以民间文化的形式进驻人们的心底。

中国现代知识界近半个世纪的接受尼采的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一)萌芽期，即晚清十年(1902一1911)；(二)高潮期，即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南北分治时期（1912一1926），也可称为第一高潮期；(三)回落期，即国民党统治前期(1927一1936)；(四)转向期，即国民党统治后期（1937一1949），也可称为第二高潮期。

在萌芽期,提及并研究过尼采学说的中国学者只有4位,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和鲁迅。

在高潮期,思想界、教育界的元老梁启超、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将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傅斯年、鲁迅、朱执信、谢无量、茅盾、郭沫若、徐志摩等,以及哲学家、学者李石岑、朱侣云、范寿康、朱枕眉、包寿眉等,都参与了介绍与解读尼采学说的行列"。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知识界对尼采学说的热情又陡然高涨，阮真、楚图南、陈拴、林同济、冯至、张子斋、曹和仁,以及学者或哲学家方东美、常荪波、朱光潜、杨业治、杨白萍、贺麟、华林、姚可昆、刘恩久和姜蕴刚等，都先后参与了向国人介绍尼采学说的行列。

洛肯尼采纪念馆

尼采纪念馆位于尼采的出生之地洛肯，其中心建筑是50平方米的尼采施洗教堂，穿过教堂是尼采墓地，尼采墓10平方米，三墓并列：西侧是尼采，东侧是母亲，尼采妹妹伊丽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