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起凤(1874—1948)，字丹九，海宁袁花人。出身书香门第，聪明过人，13岁能即席吟咏，15岁应童子试入选。17岁拜海盐名儒徐麟石为师，第二年补廪生。历任硖石米业学堂和国学专修馆教员、硖石图书馆馆长。1911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南京光复后，铁道专家徐骝良组织抢修铁路的铁道大队，随革命军北上，起凤任大队秘书。后任津浦铁路南局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回乡潜心著述。后应聘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特约编纂员，并曾参加编辑《辞海》。毕生研究文字训诂之学。主要著作有《辞通》，凡300余万言，其中收集汉语双音词(包括双声、叠韵、连词、复合双音词等)约4万条，用同声假借等方法加以整理，博举例证，说明其用法、出处，每条下并加按语，阐述该词千百年来形、音、义三者的流变，对阅读和研究古汉语颇有参考价值。《辞通》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后，海内外学术界评价很高，与《辞源》、《辞海》并称中国三大辞书。后两书是集合数十人力量编纂多年才完成的，而《辞通》则是朱起凤独立编成，在中外辞书史上实属罕见。

初，光绪年间，朱起凤外祖、翰林吴浚宣掌教海宁安澜书院，嘱朱起凤代阅课卷。评语中肯，生员翕然。后有份课卷中用成语“首施两端”，起凤疑为笔误，加批语“当作首鼠”。实则“首施”源出《后汉书》。卷发后，合院大哗。经此教训，起凤发愤苦读，凡遇别体异文，随手摘记。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始，孜孜矻矻，历时30余年，易稿10数次，终于在1930年汇成巨著。“朱起凤发愤著《辞通》”，从此传为学林美谈。其后10余年间，起凤锲而不舍，继续编写《辞通续编》，已成五六十万字。可惜未及整理，就与世长辞。另著有《字类辩证》、《古欢斋杂识》等。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辞通》。1986年，《辞通续编》由其子吴文祺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前些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的《辞通》，收词类四万多条，三百余万字，与《辞源》《辞海》并称“三辞”。它的出版为我国的辞书填补了一项空白。

关於《辞通》的诞生，得先从《辞通》的编纂者朱起凤说起。那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朱起凤在他外祖父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的提携下，任海宁安澜书院教师（实职为阅卷，吴任该书院院长）。在一次阅改学生的课卷时，他把学生卷中“首施两端”错认为笔误，改批为：“当作首鼠”，卷子发下后，众生大哗，讥笑说：“《后汉书》都没有读过，怎能批阅文章！”原来“首鼠”“首施”“首尾”三词是可以通假的。前者见於《后汉书·西羌传》，后者见於《史记》、《左传》。朱起凤受到这样的奚落，深感学业上的不足，从此发愤，潜心于训诂学的研究。

耍弄通古双音词，这要在大量的经、史、子、集等典籍中搜集有通假现象的词，并一一进行考订、辨析，工程是非常艰巨的。朱起凤以个人的力量花了三十个寒暑，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独力完成了这部《辞通》。这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是极罕见的。

最初的书稿名叫《蠡测编》，即在古籍的书海中钩沉古双音词。后积同越来越多，便更名为《读书通》。到正式出版时遂定名《辞通》。

朱起风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在浩如瀚海的古书中，从搜集资料到研究、抄录，往往是“一字之征，博及万卷”。他对一些沿讹已久的词，不厌其烦地考订、校正，对一些解释含糊的词，经过他的类比辨析，获得明确含义。有些词一时委决不下的，就把它写在小纸条上贴起来，以供时时考核、审订，把书斋内的墙上、窗户上都贴满了；甚至在火车上也没有停止过编写。就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终於完成了这部巨著。

到1924年，书稿全部完成。为谋求出版，他先去找犹太巨商哈同的总管姬觉弥和南浔富商、嘉业堂藏书楼主人二人。商淡的结果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可以付给朱起凤一笔巨款，条件都是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出版。朱起凤毅然拒绝了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无理要求，把书稿带回。在这被搁浅的六七年间，他对全书各个条目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增删，内容更加丰富扎实了。

后来他的儿子吴文祺（从母姓）入商务印书馆，为父亲这部书的出版而多方奔走并著文呼吁宣传。其中历经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王云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及历史通俗演义作者许啸天等人撮合洽谈，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达成出版。最后书稿为夏D尊、章锡琛、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开明诸同仁所赏识，竭力推荐。开明书店独具慧眼，用千字二元的稿酬，以六千元卖下书稿，至此《辞通》遂告正式出版。

《辞通》分编上下两卷，章太炎、胡适都为它作了序，对它的学术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1934年上卷五千本在出版后一个月内就全部售完，这在当时是件盛况空前的事，震动了出版界。

《辞《辞通》（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字类辨证》（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古欢斋杂识》（《辞书研究》1980年第3期，发表的只是吴嘉静辑校的一部分）、《尚书正诂》《周易经正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