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至1949年，在中山大學附中讀高中時曾參加由中共地下學聯領導的反對國民黨迫害、反飢餓、反内戰的民主邉印Ⅻ/p>

 1953年“中大”毕业后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担任语言学助教。1955年秋至1958年春在北京大学从袁家骅进修“汉语方言学”。1958年以后在武汉大学教授“语言学引论”、“现代汉语”及“汉语方言学”等课程，并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组，主持注音、审音工作，历任“武大”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3年10月调广州暨南大学任教。现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汉语方言研究室主任，并为《汉语大字典》编委，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广东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兼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1983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同年加入中国语言学会。1985年任暨南大學復辦後首任文學院長，現爲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漢語方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和語言學係名譽教授。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有突出貢獻證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0年被國務院學位辦評爲博士研究生導師，在暨南大學中文系建立第一個博士點——現代漢語博士點，2000年由副館長改任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2006年暨南大學授予他“終身貢獻姟薄Ｔ蔚谄呓烊珖嗣翊泶髸恚诎私臁⒌诰沤烊珖f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民盟廣東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一、二届廣東省學位委員會委員。

     詹伯慧从事语言学教学、研究工作逾三十年，在国内外出版语言学专著多种，发表论文五十多篇，内容涉及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汉语方言、文字改革、普通话教学、辞书编纂等许多方面。他能说闽、粤、客家等不同类型的方言，又调查过多种方言，五十年代还曾作为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成员到海南岛调查过黎语，语言的感性知识和调查实践的经验都比较丰富。

    自从1955年从师袁家骅以来，詹伯慧的学术专业方向一直以汉语方言学为重点，他的汉语方言研究工作比较全面。他经常强调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不能老停留在语音的描写分析上，也不能只着力于单点方言的调查研究。他提倡在深入调查单点方言、发掘个别方言特点的同时，应该大力开展方言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深入调查方言语音的同时，应该深入调查方言的词汇和语法。

      在詹伯慧己刊的汉语方言著述中，最有影响的是《汉语方言概要》（集体编写，1960年）和《现代汉语方言》（1981年）两部专著，以及他对家乡潮州方言的语音描写——《潮州方言》（1959年）。

汉语方言概要

      《汉语方言概要》是袁家骅教授主持编写的一部集体著作。全书五十万字，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代汉语方言的重要著作，书中分量最重的两章：粤方言和闽南方言，是詹伯慧执笔起草的。在这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两章中，他充分发挥本人熟谙粤方言和闽南方言的有利条件，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力图比较准确地对这两种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全面的介绍，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这一努力总算有了一些成效，受到方言学界的赞赏。

      在编写《汉语方言概要》的同时，詹伯慧就想利用当时积累的方言资料，另写一本简要介绍现代汉语方言的读物，作为《概要》的缩写本。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他的这个计划直到二十年后出版《现代汉语方言》才得以实现，这本书除了利用《汉语方言概要》中的素材外，还吸收了全国各地方言普查的成果，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时所使用的讲义，并参阅了不少散见于各地学术刊物中有关汉语方言的论著。这就使得它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汉语方言概要》的补充，一方面又能在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上显示出压缩本的特色来。

潮州方言

      1959年刊于《方言和普通话丛刊》（《中国语文》杂志社编）第二册中的《潮州方言》一文，长达十万言，是詹伯慧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的一篇代表作。

      《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1958年）、《万宁方音概述》（1958年）、《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1959年）等也是詹伯慧方言研究成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作品。《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一文是作者对粤方言中特殊语法现象深入考察的成果之一，它对几个粤方言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虚词的用法进行详尽的分析，颇多自己的见解。1972年出版的《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一书采用了詹伯慧此文的观点和材料。

      “军话”是他1956年到海南岛调查黎语时偶然发现的。《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揭示了海南岛南端崖城镇中残存于几千居民口中“北方方言岛”的语音面貌。这个方言岛周围居民说的是闽南方言系统的海南话，唯有这寥寥数千人世世代代说着自称为“军话”的方言。这种很有趣的方言现象自然引起语言工作者的重视。关于海南“军话”的这份记录，常常被语言学界用来作为说明“方言岛”的实例，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北方方言岛资料。

      詹伯慧在学术实践中注意密切配合社会实践活动，适应社会的迫切需求。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刚结束，他立即撰写了《关于汉语规范化》一文在《长江日报》上连载。与此同时，他又编写了《武汉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6年）。1960年湖北省方言普查刚完成，他便受省教育厅之托开展了《湖北方言概况》的编写工作，和华中师院、武汉师院的几位同志在一起，用了两个月时间编出了《概况》的初稿。他还及时写了《关于编写〈学话手册〉的几个问题》（1960年）一文在《中国语文》上发表，就自己接触到的有关《学话手册》的问题，例如《手册》的作用和对象、《手册》的内容和体例等，结合实践经验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各地正在编写《学话手册》的同志参考。

　   詹伯慧是编纂《汉语大字典》的骨干成员之一。1975年，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汉语大字典》筹备上马，他参加这项工作，多年来作为编委会成员，先后主持过收字和审音的工作，负责设计、草拟收字、审音的条例。《汉语大字典》分上古、中古、现代三段注音，将是我国历来辞书中音读最为完备的一部大字典，其中凝聚了不少参加注音、审音同志的心血，1979年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汉语字典词典注音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正是詹伯慧在《汉语大字典》注音审音实践中的一席经验之谈。

      詹伯慧于1980年春至1982年春应聘到日本讲学，在东京大学为大学院（研究院）、文学部、教养学部讲授《汉语方言学》、《现代汉语》等课程。讲学期间，他广泛接触日本汉学界人士，应邀参加汉学界的许多学术活动，假期还曾应邀到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作学术报告，为促进学术交流作出了自己的努力。1980年他在日本中国语学会所作的学术讲演《三十年来中国语言工作的一些情况》，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解放三十年来我国语言学发展的情况。这个讲话全文刊在日本中国语学会的会报《中国语学》上，会长波多野太郎亲自为它撰写日文提要和作者介绍。1981年詹伯慧还先后应邀在日本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和爱知大学分别作了“谈谈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和“关于汉字改革问题”的专题讲演。在此期间，日本中国语学会会长向出版部门推荐出版了詹伯慧的两部方言著作：一是十五万字的《浠水方言纪要》，一是近四十万字的《汉语方言文集》。《文集》编集了詹伯慧从五十年代以来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的汉语方言论文共十六篇，波多野会长为《文集》写了序言。

      詹伯慧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中年语言学者。近期他计划对广东的方言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目前他正担负培养“汉语方言学”研究的工作，并负责筹备建立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室。他正在和黄家教、许宝华、李如龙等同道合作，编写一部《汉语方言调查》专著。并受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之聘，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方言部分的撰写工作。

　   1992年詹伯慧教授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1992年和1997年他两度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 1997年暨南大学授予他暨南大学“八五”（1991－1995）期间杰出科研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评为暨南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2002年又被评为暨南大学“十佳先进个人”。

      1988年詹伯慧教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3和1998年又连续两届出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目前他仍担任一些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如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等。他还是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担任过第一、第二届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曾兼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长达十年之久（1991－2000）。

       詹伯慧教授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40多年，主攻方向是汉语方言学，出版专著20多部，发表论文近200篇。50年代撰有《潮州方言》。1981年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其后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被国家教委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90年代出版《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并分别获广东省社科、省高教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4年出版《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先后受聘为香港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