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 - 生平简介

高旭，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松江创办《觉民》杂志。三十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江苏分会会长，创办《醒狮》杂志。三十二年，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曾以一夜之力伪造石达开遗诗，刊刻印行，发生很大影响。1908年1月7日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诸人相聚上海商议结社，高旭有诗“几复风流三百首，竹林豪饮一千杯”。1月12日同人会聚酒楼小饮高又有诗，“伤心几、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三百年。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5月高旭寄书宁调元大言“几、复风微忆昔贤，空山时往听啼鹃。支撑东南文史局，堪与伊人共此肩”。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正式成立之日也完成了自己上法几复最具姿态性的行为：于苏州虎丘明季烈士张国维的祠堂召开成立大会。正与三百年前复社虎丘雅集的壮举遥遥呼应。高旭特意作《金缕曲·南社诸子会于吴门》：“料今夜，千人石上，梦魂飞到。击筑弹筝豪士态，惹我临风倾倒。祝陈夏风流长好。”辛亥革命后，高旭任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长。他反对与袁世凯妥协。1912年，与人展开“孔墨异同之辨”，认为墨子是民主主义者，孔子是君主主义者，尊孔必将危害共和政体。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1923年，因参加曹锟贿选，受到舆论谴责。陈去病、柳亚子等南社诗人发表声明，宣布“不再承认其社友资格”（1923年10月29日《民国日报》）。经此连番打击之后，高旭悲不自遣，两年后郁郁而终。

高旭 - 诗作风格

高旭作诗，主张“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路亡国亡歌》指斥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是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命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粗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也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少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代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遵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著有《天梅遗集》。陈去病在《高、柳两君子传》中，曾经描摹高旭为“意气傲岸，自负宏远”，高旭的“书生挟策成河济，惭愧漂零未有期”、“万千壮志归淘浪，三十封侯已过期”的乱世文人的入世热情，成就了高旭特有的艺术风格，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高旭人生的现实迷惘，其暮年的政治得失与晚节颓唐，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缘于此种文人入世的天真梦想的破灭。

就禀赋本性而言，高旭的文人气质与名士脾气都相当浓厚。作为著名的“南社四剑”之首，高旭日常“以剑自随”，一生惯爱倚剑命名。他用过的与剑有关的名号包括江南快剑、钝剑、帝剑等。可以说，这一习惯当中就已经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文人的豪情与戾气。也许正因为此，高旭个人针对晚明记忆的借鉴似乎特别愿意弘扬史事当中壮怀激烈乃至不乏血腥的一面。作于1904年的《登金山卫城怀古》对明季士民抗清的描写充斥着激烈厮杀场面的极力弘扬：“忆昔指挥侯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卫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为种流血愤切齿，激起汉族奴隶耻”。所谓“好戴汝头试我刃、先杀此獠雪此恨”，豪情诗意中更有一种残酷的渴望。至于“我辈书生，高歌击剑，妄自生奇骨”、“华夷有界限，书生持之力”之类文人意气与激情大言，在高旭笔下十分常见。这一多少有点浮夸欺世的豪迈甚至亦是高旭针对女性的希望，民女吴降雪的乱世悲剧被他赋予超度众生的可怕意义，“含辛不洒胭脂泪，慷慨捐躯度众生”；而“万一屠鲸事不成，女儿殉国最光荣。后先我亦终流血，肯向温柔老此生”，此种必须“铁血”方配“鸳鸯”的古怪的情感想象，亦是清末民初文人的通识共鸣。但诸如“扬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三屠寒发毛。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的说法，亦颇示见得文人的偏执，有时候残忍得让人不快。尤其是陆续刊登于《中国白话报》上的《光复歌》、《逐满歌》、《国史纪念歌》等作品，也许出于某种必须煽情的革命与排满宣传需要，此种弘扬赞美血腥杀戮的倾向体现得特别明显。

高旭 - 佛学思想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的人数最多，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是南社。南社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清派等分子所组织的一个反清文学联盟。其成员多数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又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熏陶，不免思想面貌、政治艺术倾向复杂而混乱。在南社成员中，作为三位发起人之一，高旭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矛盾，最复杂，但也最深刻，最新颖。高旭的思想是一个驳杂的混合体，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传统的儒学、近代佛学构成了高旭思想来源的三大支柱，中学、西学兼容并蓄，儒、佛、耶三家等同视之，而以儒学为其根基。西方思想政治学说是他进展的精神动力，而佛学思想是他受挫时的精神栖息之地。

高旭参研佛学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其外部环境是缘于近代中国正在蓬勃开展的佛学复兴运动，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其内部原因是高旭当时由于维新变法的失败而感到理想光环的破灭，处于思想的迷茫状态，学佛以寻求暂时的精神寄托。近代中国社会的崩解与西学的冲击加速了传统的统治思想儒学的衰落，使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真空地带”。近代佛学的兴起，最初为一部分思想家看作“西学”可接受的某种理论上的联接点。他们一方面或认为西学的某些理论内容和方法，包含在佛学中，与佛学相一致，而佛学则是我国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如梁启超曾说：“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另一方面或认为，佛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比之西学更为丰富和深刻，因而可用之于改造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因而佛学可以满足那些潜意识地感到中国正统之学已不可用而坦然接受西学则心又未甘的中国人的群体自尊：既可用来暂时抗衡西学，以保持心理平衡；又可用来诠释、引进西学，以对民族自救所需的理论——维新或革命学说进行整合。正因为如此，研讨佛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时代潮流。近代佛学复兴运动自19世纪30年代起，经过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杨文会两代思想家的努力，到20世纪初，在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倡导下，佛学在当时已成为思想界的一门“显学”。

高旭的佛学思想受谭嗣同影响颇深。高旭少时儒学基础极为深厚，饱含爱国激情。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以及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年轻的高旭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清朝政府的丧权辱国与腐败无能，都使高旭义愤填膺。而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前途，更使他焦灼不安。三年后，即1898年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又给了高旭以极大的鼓舞，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微茫的曙光。他开始倾向维新，积极补充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营养。这时他也接触到谭嗣同的《仁学》，认为谭氏：“一编《仁学》在，精气尚如生”[谭嗣同生年33岁，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31岁）才进入佛学之殿堂。他虽学佛甚晚，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杂博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才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仁”是谭氏哲学的最根本实体，在精神上，“仁”是依附于“心力”而实现其存在，由其哲学唯心论直接引申出来他的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他把一切罪恶的原因归之于抽象的“人心”的后天的不善，归之于人类万物的“心力”受阻而不能交通融会，从而“不通”“不仁”。由于他还不能寻找出改造社会的真正的物质力量，所以当要求改变社会而无从着手无所依靠时，特别是在改良主义遭受到严重困难和消沉状态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宗教，希望通过人们“心力”精神的相通以实现灵魂的交流，佛法的普渡。号召大家去“慈悲”，去“除我相”、“断意识”、“泯灭机心”，去“视敌如己”，使“心力”交通，人我合一，这样“仁”也就“豁然体现”。谭氏学佛，是正当他在远离人民生活的污浊官场中感到“所愿皆虚”，“茫无所倚”，自己的抱负和精力都没法开展的最孤独寂寞、最痛苦的时候。脱离了现实斗争，激进思想家也同样可以投向消极的宗教解脱的怀抱。没有现实力量可以依靠，便只好去依靠“心”，以佛学为归宿。谭氏这条道路又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以后革命派中的许多人也是走的这条路。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高旭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真实情况，并由此认识到维新派的本质，也更加深了他对谭嗣同学佛的认识。高旭的人生道路上出现“盲点”，无法抉择之际，便以谭嗣同的进退之道作为立身之本，投身佛学，“参破菩提最上乘，忍逃世外学枯僧。”在非儒学领域寻找哲学文化思考的思想资源，寻求精神的慰藉：“无端非想非非想，咫尺之间即?冥。趺坐无言吾丧我，游丝一缕绕诸星。”“众生悉清净，成佛无先后。凡夫自生恼，世界原污垢。”并自号慧云、迦现等。

高旭并没有什么佛学专著和佛学理论。他对佛学的理解粗略地反映在他早期的一些诗文里。他在《劝慈石叔父学佛》中表达了对佛学的向往和寄托：“究竟西来意何在，泥犁黑暗鬼烦冤。不教流转死生海，尽许顺随解脱门。如是我闻我何得，尽诸法相法难言。为求妙道无厌倦，所恨生来是钝根。”[高旭入佛后，曾研读过大乘空宗的《华严经》：“细读《华严经》，始觉昔年误。”“法界无边际，华严我可乡。”也受过净土宗的影响：“净土生依俗虑忘，是何功德不思量。”“众生殊苦恼，净土自庄严。”[10]空宗将最高境界称为不可用言语或概念描述、认识的，故谓之“空”。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包括我们的认识甚至佛陀等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而其本身并无独立的实体或自性。高旭学习佛理，独坐参悟，感到“一切都虚幻，去去不复道。”“是身无我为如云，是身无人为如风。一切皆空且休说，眼耳鼻舌安所庸。”

这段参佛经历确实对高旭以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在辛亥革命后的思想反复与此有着很大关系。每当他处于思想迷茫状态时，总是借助打坐参禅来解脱自己，祛除心中的苦闷。如在袁世凯解散国会，称帝登基后，高旭气愤之余，离京南下时，就重温旧课，以参禅来求得心灵的平静：“闭户参禅心不动，中原豺虎任纵横。”“读破《楞严》静闭门，只求无怨亦无恩。”而且这种佛学思想也深深影响了高旭的文学创作，他的参禅悟佛诗不仅一反追求革命、呼唤自由、反帝爱国的常态，转而宣扬一种消极避世、清静无为的思想，其艺术风格也由以往的激情澎湃、亢爽粗豪一变为哀怨缠绵、软弱低沉：“脑筋心血绞全枯，我已年来倦世途。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濯足清流不世情，倦游侬亦渐忘名。东华尘土消除尽，读画焚香遣此生。”他的词作中也不免关于隐逸参禅等逃避现实思想的宣扬，过去充荡胸中的那种慷慨激昂、悲壮苍凉的感情亦是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消极无为、随遇而安，表现出哀绵颓废之风。如：“安能郁郁常居住？去自萧然，归亦安便，且作移家葛稚川。人生到处堪留恋，琴写篱边，鸟和林间，只羡清闲不羡仙。”“此心空净，近市尘嚣殊未信。闭户深山，漫说晏婴免俗难。每逢斜照，略有邻家鹅鸭闹。独占清风，抱膝高吟一亩宫。”

但是高旭并不是一个能够出世的人，他是以资产阶级政治家兼思想家自居的，青年时期，在题咏《史记》中他写道：“放出毫端五色霞，国民主义始萌芽。史公岂仅文章祖，政治家兼哲学家。”这正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在他的身上，负荷时代苦难的担当精神和体会人生悲苦的宗教意识，本来是有些冲突的。因为宗教意识常在体会人生悲苦空虚之后，超越于人生之上，以解脱空苦。但高旭却不能真正超越，反而，他太过浓挚的担当精神，除了荷负时代的苦难之外，也同时要荷负人生的苦难。所以，宗教意识所体味的人生虚惑，不仅不能解脱他在现实世界的激切之情，还倒过来强化了他的担当与负荷。以至于他的激切之情，从现实层面，透入了生命存在的本质。恰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一样，他们把佛学作为其政治理想的辅助工具来利用，援佛入儒，纳佛学服务政治斗争。因此当时深受康梁变法影响的高旭，又把儒家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佛学的“无我”思想统一了起来，反而铸成了他奋发向上的人生观。他很快返回到了现实社会：“放下屠刀佛便成，飞花缭绕总多情。众生哀乐无如我，我亦众生中一生。”“佛与众生无以别，大千同是一微尘。菩提正果参成后，出世原来入世身。”[“慈悲是净土，忍辱是道场。三界惟一心，是非本无常。静言天下事，泪下何淋浪。我虱湿热中，忧患安可忘。”

高旭的佛家思想，可以将与苏轼作一比较观。因为苏轼的一生也是深受佛、儒思想的影响（当然也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既矛盾又统一，苏轼的一生思想中，以儒家积极用世思想为主线，因为自始至终，苏轼一直没有放弃的是为官出仕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而佛家思想只不过是他在政治上将儒家思想碰得头破血流之时用来抚慰心灵的清风明月，这与高旭有相同之处。但苏轼对于人生的豁达自适的态度，使其豪放之气仍在。虽佛家思想本在消极，但东坡之术，恰能以消极显积极，借佛家之柔，托儒家之刚，做到刚柔相济。所以苏轼对于人生的本质，比其他人要看得透彻，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也能保持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却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但是这恰恰是高旭所难以达到的，他不能正确地面对和处理人生的挣扎，当其遇到人生的种种困境、绝境时，虽也想挽回颓势，重新振作，但终究力有不逮，而对于佛学思想的粗浅理解也使得他无法悟透禅机，真正做到刚柔相济，乐观进取。从而限制了他对于人生的正确抉择，便只能屡次反复，愈发沉沦，或放任自己，随波逐流，或参禅礼佛，消极避世，最终因身染曹锟“贿选”事件而被开除南社，无奈、寂寞地度过了他悲剧的晚年。

高旭 - 革命情怀

天梅公的诗作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见诸上海各报刊。《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砍头便砍头，男儿保国休。无魂人尽死，有血我须流。”这是诗人读了梁启超所作《谭嗣同传》后为谭嗣同不屈的精神和高风亮节所激动而写的充满爱国激情的绝句。这首语言洗练、感情激越高亢的诗句，虽只寥寥二十字，诗人为国家兴盛誓必流血奋斗的爱国精神已是一览无遗。1903 年8月23日《民国日报》所载：剑公《海上大风潮起放歌》：“俎上之肉终吱尽，日掀骇浪飞惊涛，两重奴隶苦复苦，恨不灭此而食朝！扬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之屠寒发毛，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堂堂大汉干净土，不许异种汗腥躁。还我河山日再中，犁庭扫穴倾其巢。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 … … 挑战异类决雌雄，万年福社庆同胞，冬冬法鼓震东海，横跨中原昆仑高！”这首诗当时是因《苏报》案而对章太炎、邹容的歌颂和声援，指斥清庭出卖主权，号召人民奋起与异类决一雌雄，创造一个崭新世界。全诗长达八十二句，口诛笔伐，力敌万钧。读之感人奋起，令人热血沸腾，使更多有志青年，沐浴在反清的强烈气氛中，他那种不惜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仁者之勇，能不使人肃然钦敬。

天梅公对民主自由无限向往，思盼美好社会早日到来，于1904年1月2 日在《政艺通报》上发表诗作：昨夜有好梦，疑假复疑真。梦入一乐国，景色焕然新。山水绝清妙，草木露精神。原瞩相连接，秩然如萃鳞。行行村市间，仿若画中人。目不睹斗争，耳不闻慨呻。共此大欢喜，吉日以良辰。游戏公家园，跳舞自由身。一切悉平等，无富亦无贫。乐国在何许，思之泪沾巾。在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之知理学说》宣称与“共和”诀别时，天梅公立即在《警钟日报》上发表诗作，目标明确地表示“醉倒共和”，与之针锋相对：《汉剑＜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提诗三章，即以寄赠＞》奴隶重重失主权，从今先洗旧腥擅。复仇本以建新国，理论何曾不健全？意识原难尽相同，夕阳西下水流东。方针指定求前达，航海他年孰奏功？新相知乐敢嫌尽，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傍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1904年8月20日高公继续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大汉纪念歌》、《逐满歌》、《光复歌》等通俗歌谣。向民众宣传共和，号召民众“鞭策睡狮起”。高天梅早在1901 年就有《唤国魂》一诗发表于《清议报》，翌年，受梁启超“诗界革命”影响，作了《忧群》、《事存》、《不肖》、《俄皇彼得》、《爱祖国歌》等诗篇，体现了他对“诗界革命”的看法和坚持的方向。其间又做了“以我为诗，不以诗缚我”的论述。当年他称赞邹容入狱“宁为自由死，不作马牛生。”并声言要“仗仪逐胡虏，正气壮山川”。“笔舌哭过汗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并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卖国媚外丑行。号召“淋漓血灌自由苗”要不惜牺牲，浴血搏杀。在《爱祖国歌》词中申称“锦潮一定会来到，祖国一定要与欧美并驾齐驱。”

高天梅目睹内忧外患不断加亚，切齿痛恨满清政府专制腐败与丧权辱国，矢志“反清攘夷”推翻帝制，力求祖国强盛，建立民主新邦。为了进一步推动革命，他与其叔高燮（志攘、黄天），高增叔侄三人在金山张堰创立了“觉民社”，并出版《觉民》月刊（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1996 年刊印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其中心思想为启发国民觉悟，宣传爱国主义，剖析局势，号召救亡揭露清政府腐败，反对列强侵略，要求改造社会，谋求中国独立富强。《觉民》在发刊词中说：“试游于欧美之乡，吸自由之空气，撞独立之警钟，吊华盛顿克林威尔与主玛志尼加富尔诸英雄，莫不豪兴勃勃。又试游于印埃之故墟，则但见恒河之滔滔，雪山之高耸，以及尼罗河、金字塔之空存，则不禁索性思返，发《黍离》、《麦秀》之悲。”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扩张和清政府卖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揭示出来，警醒国人。《觉民》月刊创刊于1903 年，撰稿人除了高氏叔侄三人外，其他都是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文化界精英。如顾灵石、郁脱羁、黄节、陈家鼎、包天笑、马君武、马一浮、高君平、刘师培 一等人。觉民社的建立，实则是当年革命行动的先导，为创建南社，推动革命作出了组织人才的准备。1904 年高天梅出入《警钟日报》与陈去病、刘诗培、林白水等人订交，以“汉剑”笔名连续发表反清革命诗歌，他针对梁启超君主共和谬论，呼号“洗旧腥擅”“建新国”。《中国八大奴隶歌》称康、梁为第七第八号奴隶，讥之为“进退失据空仿徨”巫力反对君主共和，提出一定要彻底革命。

高天梅为了寻找革命真理联合革命志士旋即离家东渡日本留学。1905 年初与宋教仁订交，成为革命密友，是年创刊了《醒狮》杂志以促进国势之变化（封面狮吼图由李叔同设计绘制）。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前， 《醒狮》被认为是最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一本刊物。1905 年7 月份孙中山先生由欧洲抵日本，高天梅参与了和黄兴等人的会见，筹组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中第一位上海籍会员，8月份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时被推为江苏省主盟人。（其时上海分会已并入江苏）当年12 月中国留学生以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罢学归国，高天梅受命任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当年怀着一枚“孙文”印章回抵上海。他先参与组织中国公学，后另行创立健行公学以吸收有志青年，鼓吹革命。在健行公学后面夏听渠住宅中建立同盟会秘密机关，经常举举行江苏省和上海地区同盟会员秘密会议。榜其门为“夏寓”以作掩护。当时健行公学成为上海革命活动中心，革命同志皆行止于此，故有第二爱国学社之称。柳亚卢（亚子）入健行公学任国文教员，高以主盟人身份介绍其入同盟会，并共同主办革命刊物《复报》，由高拖请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田桐在东京印刷，寄回上海发行，成为中国同盟会《民报》的侧翼宣传报，该报大声疾呼，挥泪泣血以鼓吹革命，被视为国内出版物之最强音。高天梅积极发展组织，1906 年1、2 月份即以主盟人身份介绍吴涛、朱铁侠、朱梁任、夏听渠、庄正贵、钱醒之等加入同盟会。是年7月20日孙中山先生由日本赴南洋，船泊黄浦江，召高天梅至轮上会见，高与朱少屏、陈陶遗、柳亚卢共赴，对革命事宜有所策划。评者以为高天梅既是革命宣传家，又是个革命实干家。

高天梅在革命事业中与中国公学之马君武、傅君剑，湘学社之宁调元、陈汉元，暴城学社之秋瑾，陈伯平等建立了革命联络，往来日趋密切。其时上海革命活动出现了一个高潮，中心就是健行公学。是年末因革命党人杨卓林被捕，“同案犯”供出上海健行公学为革命机关，主持人高天梅是革命党，高被指名查捕。“夏寓”被迫关闭。在此期间，为了激励民心，天梅公托名石达开，创作了《石达开遗诗》《哭天王被难》）等诗歌二十首，一时洛阳纸贵，起到了振聋发馈将革命车轮迅速推向前进的历史作用。当时有一大批爱国主义人士，一大批热血青年受到这些诗句的激励，抛头颅，洒热血，踊跃投身于革命行列。《石达开遗诗》被视为与《正气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明末遗民录》、《清秘史》并列的珍贵遗作。论者谓这些充满革命家豪情的革命史诗，能把人带到当时斗争环境中去，无论在当年还是后来都是不多见的，高旭是南社的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阿英同志评《石达开遗诗》是辛亥革命以来最杰出的一部诗集。据现代学者郭长海君研究，高天梅在留学日本时写的《学术改革之概论》纵览四千年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与思想的分化、演进，特别是对外来思想的接纳与融合，都有很透辟的论述。不仅观点正确，而且充满了辩证法。又高天梅在《致周仲穆书》（五）和姚嫣雏《论孔学书》提出孔子为“尊君之人”，比“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要早五六年，应该引起今日学术界之注意。

“夏寓”关闭，天梅只得返回家居。虽曰家居，实质上是同盟会江苏分会作了战略转移。那年高氏在家乡金山张堰东南隅飞龙桥畔的万梅花庐刚好落成，万梅花庐一水回环，隔岸即是广裹田畴，一批革命志士相继穿梭，往来策划，比之上海市内反而安妥得多，对革命行动反较有利。天梅公在战斗阵地转移后，革命工作毫不懈怠，他仍不断执笔投枪，激情不减。健行公学虽被迫停办，他在张堰镇上又办起了一所留溪钦明女校，提倡女权，引导女性迈向社会，投入革命。其责志可从开学典礼歌词中得到充分体现：光明开朗，女权一线有希望。批茶释奴，罗兰救国，取著好榜样。前途珍重，自珍自治，幸福无量。黄龙旗下，皆大欢喜，拍手鼓掌。祝他日，国花异采腾千丈。钦明女校业绩卓著，时至今日，仍为家乡父老乡亲所津津乐道。

高旭 - 高旭与南社

1907 年4 月高天梅结集了陈去病、刘季平、沈道非、朱少屏同访苏州张东阳祠，8月天梅又与陈、刘、朱以及邓实、黄节、柳亚子等18人结为神交社，此为南社成立之先声。1908 年1 月高天梅又与陈去病、柳亚子、沈道非、刘诗培集会，高在《次佩忍无畏韵》中有“尽教黄种遭奇劫，端为苍生赋大哀”句，表示要拯救民族危机，必须奋力用笔作战。3 月7日上海《神州日报》刊出了高天梅题为《丁未12 月9 日国光雅集写真题两绝句》诗云：伤心几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二百年。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余子文章成画饼，习斋学派断堪师。荒江岁暮犹相见，衰柳残阳又一时。全诗表达了国人要以后人超前人的毅力继承几社、复社传统再须努力前进。稍后高天梅将以前的 5 人集会扩展为 H 人，那时南社的名字已经定了下来。

2001 年10 月在金山参加《辛亥革命与南社》会议的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专家，都去瞻仰了万梅花庐故地，可惜原貌已经全失，现在只留下了高天梅手植的两株桂花，虽然树龄已有150 年，正值花发，金光灿灿，香溢晴空。当时建筑，荡然无存，所幸前墙及“万梅花庐”门额尚在，同仁竞相摄影，以志留念。1909 年陈陶遗出狱，会同柳亚子到张堰万梅花庐访见高天梅三人相见，痛饮三日，无日不酒，无日不诗，相与拍板南社成立的一应准备工作，约定由高撰宣言定宗旨；柳亚子写社例定社事；陈去病拟启事以资召集，此次万梅花庐的三人相会，就建立南社落实了所有具体事宜、南社呼之欲出了。

 1909 年10 月17 日高天梅的《南社启》在上海《民吁报》上发表，呼唤国魂归来，扑满复汉，跃然在目。南社终于在11月13 日沿着前年高天梅等5人吴门之游的路线，出阎门、买舟山塘，过五人墓，上虎丘，止于张东阳祠正式成立。其时高天梅的行动己被清庭严密监视，为顾及集会安全，他不得不避开南社成立大会，而抱憾未能出席。朱剑芒 《 我所知道的南社 》 中说“1909 年南社在虎丘成立，他虽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但在当时他的声名确比去病亚子为大，为了避免清政府侦伺，就使他不能参加。”南社的建立为“通过文学来开民智、救民德、换民心、振民气”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南社当年凝聚了一心一德的各界精英罗括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多达一千多人，主要人物都是同盟会会员，为辅翼辛亥革命，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各种报刊发行之多，执全国之牛耳，笔政率多由南社社员主持，所有报刊杂志，无不成为南社的统一局面，后来人们惊叹“今日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乃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的文治。”陈英士亦是南社社员，黄克强、姚雨平等叱咤风云人物，亦皆藉隶南社。南京政府成立后一个时期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由南社社员充任。柳亚子有句称扬语：“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断头沥血者不乏其人，为求得民族生存而反清、反袁、反蒋、抗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南社烈士。

高旭 - 人物评价

高旭，系近代革命诗坛巨子，在晚清光宣年间，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毅然以“椽笔扶大厦，矢志建新邦”的英雄气概，反对“吟花弄鸟啼熄蛤”的无聊诗文，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新诗得意挟风雷”，为“诗坛清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的主张清扫道路，从而奏响了让文学“作为海内文学革命之导师”的乐章。

高旭以心灵深处积淀着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大量风格豪迈，笔力纵横的爱国主义诗作，在晚清诗坛上结出了一束束辉煌绚丽的奇葩。这些瑰丽花丛，顿时化作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利剑，直刺清朝凶残统治者的心脏。直到如今，国门内外，若美洲纽约华文报刊、香港诸多报章杂志以及台湾省所出版的各种诗话诗刊，对高天梅的诗作，率皆奖赞有加，推崇备至：“慷慨雄放，意气风发”，“允为同盟会革命诗人之首席”。（台湾《诗潮》 第三集第88页编者评论）。天梅公生前所撰诗词集录留存者达二千余首，峥嵘之笔，卓尔不群。如狮吼、若虎啸、类龙吟。他的苦心孤诣，在重要的历史时刻，起到了振聋发赣，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积极效果。“文学在高旭手里确可掀风造雷，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这是今日学者对他的革命文学的美好评价。

高天梅作了不少通俗诗歌，冲破了正统的旧诗格律，论者以为高诗长短句变化多端，短句只二、三言，而长句竟达23 言，交杂错综，句式篇式均极奇特，实可称之为新诗之先驱。陈玉刚著《中国文学通史》把高旭的诗特列入“现代文学”章而不列入“清代文学”章。自亦有其一定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诗选、辞书对高天梅爱国主义的作品，持肯定态度。1963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侠士行》、《盼捷》 、《元旦》、《爱祖国歌》、《自题未济庐诗集》等达十首。前介语说：“高旭的创作与他的革命活动紧密联系着，他称自己的诗是‘觉世书’，想用它，‘激起黄民热血濡’。 …… 高诗有两种风格，抒发壮志，鼓吹革命的诗，抒情、说理交融一体，气势澎湃，富有鼓动性；慨叹革命的挫折和祖国的危亡的诗，则沉郁悲凉，感伤气氛很浓。屈原、杜甫、龚自珍对他的影响较大。”诗选前言中还说：“陈去病，奔走南北，从事革命活动。诗亦悲歌慷慨，表现了革命的激情。但他受旧格律的束缚较深，缺乏蓬勃的生动形象。高旭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比较充份，思想解放的多。他特别愤慨正统诗坛的‘伪朝伪社’和‘吟花弄月’的腐朽作风。他能够吸取新潮流的洪波，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这在南社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诗潮热情奔放，表现了对革命的迫切希望。”

1999 年3 月20日台湾《世界论坛报》刊载一篇题为《清末革命文学的主要诗人高旭》谓：“天梅诗慷慨雄放，善作长篇古风，意气豪迈，句法奇特，有强烈的革命气慨，又多有新意，其所存最晚作于1919 年，最著名的代表作如《海上大风潮起放歌》 、《路亡国亡歌》等均为长篇巨裂，有吞吐风云之概，而形成极参差变化之能事，读之令人血气翻腾，实允为辛亥革命诗之首席。称他为“在文学史上掀起了全国性革命文学风潮而形成为在新文学兴起前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后高峰的主要代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