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于1903年10月9日诞生于河北蓟县（今属天津市）马道村一破落地主家。父亲早年病故，因家贫，为节省费用，常常不吃午饭，“以书治饿”，发奋学习而忘食。他因此学习成绩优异，遂连年得奖学金而读完高中。1921年，他考入燕京大学。虽然尽力节省开支，但因生活实在困难，他不得不辍学到小学去教书，到中国地理学会去做编辑工作借以攒钱，凑够学费，再回燕大上学。到大学四年级时，他又囊空而不得不半工半读到燕大新校园的岛亭、花神庙、女生部去打工，所以直到1928年才大学毕业。

此时恰逢北平举行大学生毕业会考，国文作文题为《颐和园游记》。颐和园与在海淀的燕大校园毗邻，在燕大未名湖畔漫步，抬头即可望见颐和园的万寿山和佛香阁。当时进颐和园，须购一块大洋的门票。但先生缺钱购买，遂始终未踏入这名园。他却仅凭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一些见到的图片以及去过的同学的介绍描述，竟写出了洋洋洒洒的描述颐和园的长篇文言文而在众多考生中独占鳌头，得了第一名。其后考官得知这情况，大呼不可思议。

“不苟同，不苟立异，不为离奇之论，而以至当为归。”这是先生对宋人洪迈学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也是他自己治学的深刻体验、始终不渝的守则，而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引得》这部大型国学工具书的编纂上。

“引得”是Index的译音，意同“索引”。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传统文化遗产浩如烟海，古代文献汗牛充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外学者为一字一词一句而查找中国古文献，十分费力。为此，1930年， 哈佛燕京学社决定在燕京大学设立引得编纂处，由燕大校方主要负责人之一、历史系主任洪业（字煨莲）任引得编纂处处长。下有聂崇岐、李书青、田继宗三人任编辑。1933年，洪业因教务繁重，主要是统管编纂方针，而田继宗很快离去。李书青则专管印刷。聂先生遂被提升为这编纂处的副主任。这大型丛书的编纂重任乃全落在刚过而立之年的聂先生的身上。

先生具体负责这《引得》丛书的编纂，协助的书记员兼抄录员有5至10人左右，但工作仍极为繁重。他还常亲自作序，所作的序以史部和集部为多。如他所撰写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便长达数万言。他编纂各种引得，八分之七为内稿，多是他不辞辛劳，带领处内人员编纂的，平均每年出版3种4册。但他也重视组织外稿，如《佛藏子目引得》是文学名家 许地山完成，而《道藏子目引得》则是当时尚为学生的 翁独健写的。

先生从事这引得丛书的编纂，与其他编辑一样，可以说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既不得名也不得利，而他工作得非常认真仔细，踏踏实实。对他在工作上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学术界都是十分赞佩的。 胡适和洪业先生对聂先生从事的这项工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编纂《引得》丛书，使先生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更能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治史。洪业先生作为燕大历史系主任对培养大有学术造就前途的学生是很有计划的。他让 齐思和治春秋战国史， 周一良治魏晋南北朝史， 冯家升治辽金史， 翁独健治元史，而让聂先生治宋史。由于洪先生的循循善诱，聂先生在编纂《引得》丛书的同时，也刻苦钻研宋史而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宋史专家。

聂先生治宋史的处女作是1934年发表在《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6期上的《宋史地理志考异》。当时也在燕大历史系任教的 顾颉刚与一批青年学者创立 禹贡学会，进行历史地理沿革的探讨。顾先生鉴于《宋史·地理志》修纂仓促，谬误过多，需厘定校正，就坚嘱聂先生为文校正。聂先生用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宋史地理志考异》一文。该文取浙江局刻本《宋史》为底本，就其地理部分与《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治》、《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相互勘校，较其异同”；又以《玉海》、《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宗实录残卷》、《东都事略》等钞撮考索，写成长达5万余言之文，对《宋史地理志》进行详细校勘，并对诸书记载也作了必要的辨误，凡有异者，如不能辨处，则列出存疑，以供他人参考。能辨识者便一一在按语中说明。此文原拟取“校正”之名，但先生出于谨慎而改作“考异”，这就表明先生为学既“不苟同，也苟立异”。该文于《禹贡半月刊》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增补诸史表志及考释240种，作者多为前代著名学者，而先生此文连同先生另一大作《补宋史艺文志》也被收入。

先生治史“不苟同”，也表明他不迷信，不盲从，具有批判精神，故多有独到之见。他撰有《宋词科考》与《宋代制举考略》，是考察宋代科举制度的姊妹篇。在此两书中，先生都强烈反对那种华而不实的学风，提倡务实精神。对于制举，他指出：“宋人之推崇制举，可谓至矣，誉为拔取非常之才，称为期待杰出之士。”但“殊不知能言者未必能行，而笃行者又每不好多言。策论衡才，亦不过取言之是否成理，至能否成行，则决非几千字所得体识。”对于词科，他则认为，词科注重四六句，是“遗精华而取糟粕，重技巧而忽性灵”，“每致连篇皆为故典，累牍半属陈辞”，他这样的评论科举之弊是中肯的。先生作为一个朴实的历史学者，对人民的苦难也寄予莫大的关怀。他在所著的《宋役法述》一文中，曾尖锐指出:在封建专制社会，“官吏贪账枉法，鱼肉编氓，致民畏役如虎之例，不胜枚举。”满纸血泪，不忍卒读，真可谓“苛政猛于虎矣”。以至于悲叹：“人民遂永沉沦于昏天黑地中矣。”

先生治史还很讲求要占有丰富、准确的资料，所以他的文章多有考据而常出创见。他在所著的《宋史丛考》一书中指出：“宋政尚宽仁，文网疏阔，士大夫每就闻见所及，自军国重事以至委巷琐谈，著于竹帛，故宋笔记之书，远超前代。”有宋一代，由于印刷术的改善，经济之发达，故文化空前繁荣。因出书多，可收集参考的资料也多，其中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就需要认真作考证。先生精于考据，《宋史·地理志考异》即是一例证，而《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也是如此。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与罢藩镇之举是否为一回事，世人多有不同看法。聂先生即加以详尽考证，正确指出：宋太祖收兵权，为我国历史一件大事，但其所收之兵权，有内外之分。内为罢宿将典禁兵，即世人所熟知的“杯酒释兵权”是也。外为撤罢藩镇，此种政策之完成盖已在真宗之世。不能把两者混淆。

先生还撰有《麟州杨氏遗闻六记》之文，文章说：“宋杨家将故事，以小说戏曲之宣传，大河南北，几乎妇孺皆知，稗官野史，里巷之谈，固不足信；而《宋史·杨业传》所述，又嫌略简，难尽窥事实之曲折。年来涉猎史书，遇有关杨业祖孙父子之事，辄迻录之，为目既久，粗有所获。”先生注意搜集杨家将抗辽事迹的资料而撰此文，看来是出于反民族侵略之情怀。另外，先生还撰有《宋辽交聘考》之重要论文。详细论述了宋辽之使节选派，国书之体制，礼物之名色，使节之接送、待遇，如此等等。在这礼仪交聘的背后，很清楚地显露出“弱国无外交”之实质。他沉痛地写道：“两朝使节大致言之，宋多谦和，辽多粗犷。盖宋以力不如人，而中华礼仪之邦，极少肯逾越法纪，自贻伊戚。辽则不然，武事虽优，而文化不竞，以之使者常有桀骜之气，少温顺之风。”先生写此文，是因国弱被侮，有所感而发的。

先生极熟稔宋史，掌握的资料丰富、详尽。学术界誉为“活宋”。但他也注重通史之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执教燕大历史系时，除教宋史外，还开有中国职官制度史的课程。

先生不仅学识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而且崇尚品德情操。他说：做学问“既要专心，尚需清心”，“清心者就是要摒弃一切名利世俗的困扰，只有清心才能专心，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他还说：“学问是靠积累而来，只要钻进书中一二十年，老天不会埋没人才。”他又谆谆告诫史学工作者说：“搞好文艺是需要天才，还有理由自负，研究历史就不是靠天才，而是靠功夫，没有自负理由。”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他还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澹宁堂”，即是以诸葛亮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而自勉自励。在上世纪30年代，燕大好些历史系的毕业生都到国外留学，得了博士学位。有些同学回国后即任教授，甚至当上了系主任，但他却因肩负编纂引得丛书的重任，而未能出国留学。也因为如此，他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由讲师升任副教授、教授。尽管这样，先生都毫不计较而是始终如一，勤恳从事引得丛书的编纂和宋史等的科研。解放前，燕大教授大多被分配住在“燕南园”或“燕东园”的教授住宅区，每一教授能携自己的家属入住一座精致的小洋楼。但先生却一直住在学校南门外的一栋古老的中式庭院里，而且先生经常穿的是中式长衫。

“疾风知劲草”，在抗日战争时期，先生更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北平沦陷于日寇之魔手，当时敌伪组织的北京大学多次想请先生去任教授，他都严词拒绝。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抗战初期，因美日尚有邦交，燕大还能在北平开学。但1941年冬，美日开战，燕大被迫解散。先生遂失业，生活困难，但他仍多次拒绝日伪组织的聘请。有一位大汉奸“总长”，通过别人转告他，想给他一笔钱以示关怀，他也拒不接受。他把仅有的一点积蓄用光后，就靠变卖自己心爱的书籍来维持全家生活，后来他在中法汉学研究所找到一个工作，就靠此微薄收入，勉强糊口。

先生在日伪万恶的严酷统治下，更尽力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工作。如燕大学生、当时已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张大中同志，就常利用先生家作为秘密开会及联络点。1942年夏，北平伪警察局特务曾以有“通共”嫌疑问题逮捕了先生。先生毫无惧色，临上警车时对家人说：“我如果回不来，你们就回老家种地去。”后因证据不足，日寇才释放了先生。

抗战胜利后，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政权又掀起内战恶浪，致使物价不断猛涨，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于是，爱国学生也风起云涌，兴起“抗议美军暴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一连串的学生运动。而燕大学生总是与北大、清华等校学生并肩作战，走在运动的最前列。每次学生运动发生，都要采访教授，请他们发表意见。而先生和许多教授一样，都力表对学运的赞许。燕大众多教授还多次发表支持学运的宣言，而这些宣言上总能看到先生的名字。

先生因长期编纂引得丛书，遂对目录学有精深的研究，他撰写的《艺文志综合引得》序也长达数万言。该序叙述了我国历代藏书概况和目录学发展要略，比较了诸家目录的优缺点，介绍了中国图书分类新法，还评述了引得的编纂的方法与价值。因此当时人们称道此序是中国古今目录学的很优良的简史。久任燕大历史系主任的洪业先生很器重聂先生的学品人品。1946年，洪先生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后因国内燃起内战烽火，时局动荡不安，洪先生遂滞留美国康桥哈佛而未回国。这时，洪先生也力荐聂先生去哈佛大学讲授目录学。1948年，聂先生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给先生的待遇十分优厚。那年冬天，北平解放在即，许多在北平的政学显要都纷纷南逃，但先生却向往光明，希望自己能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效力，毅然飞返被围的北平城，成为当时电台的一大新闻。

但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伊始，极“左”思潮即开始作祟。1952年，高等学校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先生被迫检查“崇美、亲美”思想，受到很不公正的很粗暴的批判。他身处困境曾有轻生之念，并给家人和知友写下了遗言。幸好此时 范文澜同志亲赴他家，热情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所工作。范老如此礼贤下士，使他深受感动，重新振作，决心要为史学的发展，继续努力工作。

先生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后，首先是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洋务运动》等书。这个编辑室仅五六人，都是原在燕大工作过的同志。为了上班方便，并可利用燕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搜集史料，近代史所乃向北大借了两间房，作为办公之用。在先生的带动下，几年间，他们平均编辑并翻译出上百万字史料，成为近代史所人数最少成绩最大的部门。

1958年以后，先生还兼任近代史所在城内的工具书组的组长，古籍整理小组的组员。他常常白天进城开会，拟定规划，晚间在城外家里工作常通宵达旦。而他个人还担负着校点《资治通鉴》、《宋史》等书的任务，同时为了培养编辑工作的接班人才，他还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兼课，并教授中国职官制度史。

先生编纂史料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更提携后进。他所领导的工作书组，所整理出版的书，如《锡良遗稿》等，都是用组的名义出版的，但出版前他都要亲自复校，故出版界一直认为凡是经他签名发出的书稿，其质量都是信得过、没有问题的。

先生一般是白天忙于开会，晚饭后略事休息后即开始工作，往往要到黎明时分才睡觉。他觉得在夜深人静时工作，无干扰，效果最大。他自养成这习惯，经日积月累，遂很消耗体力，病魔亦在不觉中侵入，并日益严重，但他为工作而无暇去医院检查。1962年4月17日凌晨两点多钟，他正伏案工作时，却突发心肌梗塞而停止呼吸，与世长辞。

先生早年除编纂有大型的《引得》丛书出版外，还撰写有多篇关于宋史的论文，由中华书局结集成书出版，名为《宋史丛考》。解放后，先生还念念不忘，想抽空编写出《中国职官制度史》及《中国官制大辞典》两书，哪知竟未遑著手，却赍志而殁。

1.《宋史丛考》

1.〈大齐傀儡传 〉,《大公报·史地周刊》1935年

2.〈宋代制举考略〉,《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

3.〈宋词科考〉,《燕京学报》，1939年第25期。

4.〈麟州杨氏遗闻六记〉,《史学年报》，1939年第3卷第1期。

5.〈宋辽交聘考〉,《燕京学报》，1940年第27期。

6.〈尹洙之年寿〉,《史学年报》，1940年第3卷第2期。

7.〈宋代府州军盟之分析〉,《燕京学报》，1941年第29期。

8.〈宋赵忠简公画像跋〉,《汉学》，1944年第1辑。

9.〈北宋南北势力之消长〉,《大中》，1946年第5期。

10.〈满官汉释〉,《燕京学报》，1947年第32期。

11.〈宋役法述〉,《燕京学报》，1947年第33期。

12.〈论宋太祖收兵权〉,《燕京学报》，1948年第34期。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6册）（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7册）（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7册）（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

4.《捻军资料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7月。

5.《刘坤一遗集》（主持），中华书局，1959年6月。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8册）（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

7.《宋史》（点校）（合作）。

8.《资治通鉴》（点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