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根·哈贝玛斯 - 个人简介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964―1983年任德国普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1983―1994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1994年退休。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重要的理论社会学家、哲学家，在德国乃至欧洲、北美的哲学和社会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著作很多，几乎每一本著作的出版都被视为哲学界的一件大事。

于尔根·哈贝玛斯 - 主要著作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1962）；

《理论与实践》 （1963）；

《知识与兴趣》（1968）；

《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

《交往行为理论》（1981）；

《交往行为理论（补充与论证）》（1984）；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

《后形而上学思维》（1988）；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4）等等。

于尔根·哈贝玛斯 - 主要贡献

 

尤尔根·哈贝马斯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尤?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尤?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对行动理论的发展（《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机》），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

于尔根·哈贝玛斯 - 人物大事

1929年 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

思想中的矛盾》。

1961年 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

1994年 荣休。

1961年 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

1964～1971年 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社会学，并协助T.W.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1971年 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领导人。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

于尔根·哈贝玛斯 - 人物生平

1929年 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

1933年 希特勒上台时，他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不过他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在清华的演讲中，有人问及希特勒统治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当时在德国的所有人（无论是成年人，老人还是孩子）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

1945年 纳粹投降，看过集中营的电影后，才知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也许正是这种对孩提时代经历的否定决定了他思想中极为浓重的批判意识。他在以往的一次回忆中说，“这场经历对于我们这一 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哈贝马斯一生不但对诸多先辈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M·韦伯、海德格尔、阿尔多诺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与当代著名的理论家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 布尔迪厄等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

1949年 —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

1953年 的海德格尔事件对他触动很大。这一年，海德格尔只字未改地发表了1935年所作的演讲稿《形而上学导论》，阐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 为纳粹德国进行辩解。这使他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

1955年 哈贝马斯来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视引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1964年 —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为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力量。由于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认识分歧，他同学生“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决裂。他指责学生们脱离现实、理论立场上过于教条主义，认为 议会中的不民主现象只能采取说服或者启蒙的形式解决，而不应该借用暴力。学生运动领导人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 于这种矛盾，哈贝马斯于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

1983年，哈贝马斯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于尔根·哈贝玛斯 - 思想经历

 

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反思期（1990-2000）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于尔根·哈贝玛斯 - 主要思想

尤尔根·哈贝马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为“启蒙”进行了辩护， 称现代性为“尚未完成的工程”，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

行了有力的批判。哈贝马斯在知识论上的一个主要信念就是：任何一个认识都起源于兴趣。他提出人类旨趣的三种类型： a．“经验─分析的科学研究”包含技术的认知旨趣

b．“历史－解释学的科学研究”包含实践的认知旨趣　

c．具有批判倾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的研究，包含解放的认知旨趣和与之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尔根·哈贝玛斯 - 个人文集

 

[01] 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关于协商政治的概念 [145]
[02] 从康德到黑格尔 [1195]
[03] 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 [1046]评论:2
[04] 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 [894]
[05] 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1233]
[06] [论著选读] 哈贝马斯：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 [1879]
[07] 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 [1352]
[08] 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1548]
[09] 道德认知内涵的谱系学考察（二） [1571]
[10] 道德认知内涵的谱系学考察（一） [1455]
[11] 论卢曼的系统理论对主体哲学遗产的接受 [1522]
[12] 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 [1672]
[13] 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 [2027]
[14] 《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 [2070]
[15] 社会科学中的意义理解问题 [1739]
[16] 《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二：合理性概念的定义 [2016]

于尔根·哈贝玛斯 - 人物影响

 

学界的影响

威尔比把哈贝马斯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

1，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

2，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

3，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

4，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社会的影响

哈贝马斯特别提到了哲学家的三种社会角色，即“专家”、“治疗师”和“公共知识分子”. 要解决技术性的问题，哲学知识似乎无济于事。然而，当事关如何批判地评估不同专家意见的方法论问题时，或者当事关新技术运用的风险等方面的规范性问题时，人们就得听听哲学家的声音，因为，这正是他们的专长。

自古以来，哲学还承担着提供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慰籍的功能。在宗教解除了哲学的提供慰籍方面的任务之后，作为一种世俗的智慧，哲学是否还具有一种“治疗” 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亚里斯多德所倡导的实践哲学，即以探讨善的生活为主题的伦理学，就旨在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哈贝马斯指出，在现代的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条件下，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必须有所转换。“因为现代境况的首要特征就是世界观的合法的多元化，哲学家不能对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或生活计划的实质表示赞成或反对。”鉴于此，伦理学必须牺牲有关具体的善的生活的内容方面，而更加专注于诸如我是谁、我将成为谁等有关认同问题的更为形式的方面。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哲学家还扮演着“治疗师”的角色，那么，他的“治疗”功能最多在于促使人们就认同问题达成一种合理的自我理解，鼓励人们过一种自觉的生活。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比起作为专家和治疗师对于现实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是宏观社会问题的共鸣板，公共知识分子主动地运用其专业能力，介入公共话语，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正是通过这样的公共话语，现代社会达到了自我理解。哈贝马斯认为，在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就处理某些问题而言，哲学家是更为合适的人选。所以，哲学对于诊断我们的时代，在促进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方面有特殊的贡献。又如，由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既熟悉生活世界的语言，又熟悉专家文化的语言，所以，哲学家能够很好地批判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倾向。还有，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具有解决“正义”社会的基本问题的能力。哲学和民主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而且以某种方式相互依赖：“哲学对于宪法保护思想自由和交往自由有特殊的兴趣，反过来，时常受到威胁的民主话语也需要这个合理性的公共守护者（指哲学- 引者）的警觉和干预。”

哲学家的这三种角色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哈贝马斯对哲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似乎情有独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哈贝马斯运思的显著特色和一贯风格。从早期的对海德格尔事件的评论，对学生运动的批评，到80年代就如何对待纳粹德国的历史问题而积极介入“历史学家的争论”，一直到近来关于德国统一、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后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人权问题、克隆人、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 事件的评论，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地在公共领域中尽他的责任，贡献他的思想。这种精神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兽性和人性》一文，在中国的思想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也使人们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哈贝马斯的有关理论已成为一些学者观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