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宁生 - 生平 

7岁时就读于南京建邺路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因供职于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商标局而随迁至重庆，汪宁生祖母吴太夫人则率领全家辗转逃难于灌云西南地区农村各地。在汪宁生10～11岁间，因灌云县士绅不愿自家予弟入日伪学校， 所以汪宁生进入私塾， 学习《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古籍，同时接受了英文等课程的启蒙教育。这段学习经历，为汪宁生后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及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1949年，汗宁生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旋即被派往无锡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1950年代的北大虽经历次政治运动，但远绍清儒考证之学近接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学之传统，北大的文史研究仍然扎实而厚重，北大历史系尤为中国古代史及考古史学界著名学者集中之地，汪宁生受业于向达、邓广铭、苏秉琦、宿白、阎文儒、夏鼐、唐兰等史学、考古学大师。
1952年，汪宁生任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职员。
1954年，汪宁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考古学，从此确定了其今后的人生道路，北京大学的学子生涯影响了他今后一生的为人与为学。
1959年，汪宁生大学毕业，留校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秦汉考古”课助教。一年后不满组织不尊重其学术旨趣安排其报考“隋唐史”研究生的行为，遂以“交白卷”方式表示无声之抗议，于是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所渭祸福相依，这一变故，反而成就了汪宁生在中国乃至世界民族考古学、人类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从1960年起，汪宁生即参加由全国人大统一领导的云南民族调查组，到四川t茂汶、凉山、黔西北、滇东北调查，此时他对民族调查毫无兴趣，但这段经历却为他以后的一生与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3年，汪宁生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汇聚了诸如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闻宥、宋蜀华、马学良等民族研究领域的权威和著名学者，汪宁生因无课可上，便借暇饱览国内外人类学著作，并经常得到这些前辈学者的指点，不甘平庸、求知若渴的汪宁生吮吸着人类学养份，投身于民族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兴趣渐生渐浓：受顾颉刚《浪口村随笔》(1963年改名史学杂识 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影响，开始关注运用今日可见之民族志资料与中国古史之记载以及现今考古之发现进行类比—— 验证、进而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的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学习、探索，并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运用，为西南古史中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奉献了他的智慧。
1964年底，汪宁生由中央民族学院调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此后4O多年从未问断的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1979年，汪宁生调入云南民族学院工作至今，为云南民族学院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汪宁生 - 作品

《几个南诏城址的考察》一文为云南《学术研究》1962年第11期刊载。 《试释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载《文物》1964年第5期)一文，通过把铜片上的图画符号与中、外民族学、考古学资料进行严谨的类比后，形成这些符号“基本上仍是一种图画文字? ? 仍属于原始纪事范畴， 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 的结论，迄今为止尚无人能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或论述反驳之。1965年在历时半年多的滇西南边境各县的调查中，发现沧源崖画；

1966～1975年间，在不少人兴趣盎然于轰轰烈烈的“与人斗其乐无穷” 之革命时，汪宁生却“难得糊涂” 地潜心于汇集云南己发表之考古资料、调查搜集民族文物并着手从事德国学者利普斯之《事物起源》一书之翻译工作(198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再版)；
1973~1976年间，参加编写《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完成工作之余，忙中偷闲又完成了以后一系列重要论文初稿的撰写。
1978年，《试论中国古代铜鼓》一文发表于当年《考古学报》第2期， 不仅回答了铜鼓源于木鼓的问题，而且确定了铜鼓最早起源于中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和贵州省西部， 其对铜鼓类型所作的“六分法” 以及有关铜鼓发展演变问题的推论，在今日之铜鼓研究中仍有重大影响。
1979年《考古学报》第4期刊载其论文《晋宁石寨山青铜器所见古代民族考》；
1980年，汪宁生之代表作《云南考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2年再版)；
1981年，《原始纪事和文字发明》发表于《考古学报》第1 期， 《释“武王伐纣前歌后武”》在《历史研究》第4 期发表；
1984年在阿德雷得召开的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会议上宣读《云南崖画》论文， 不久又在墨尔本La Trobe大学作同样题目演讲，该文旋即为澳洲Rock Art ReSearch杂志发表，此为中国崖画研究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1985年《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6年在美国召开的“古代中国及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研究》论文(后由美国Ea r l Y Ch i na刊载)，这是中国第一篇反对古典进化论的学术论文；
1986年8月参加在英国南安普顿召开的“世界考古学大会”，宣读了《云南青铜器上所见之古代族群》英文论文；
1987年，《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发表于《考古学报》第3期，《谈民族考古学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
1989年，引发了汪宁生良多感慨并引以为自豪的《民族考古学论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论集汇聚了他1989年以前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他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方面的发展历程，记得论集出版后不久他曾说：中国考古界能出版这样的论文集者不多啊(截止到1989年时)!
1989年，《铜鼓与南方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
1990年后，开始对历年利用民族志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心得，撰写成短文SLIP,以《古俗新研》专栏形式先后在《中国文物报》、台湾《大陆杂志》和香港《华侨日报·学林》发表。

汪宁生 - 荣誉

曾获美国著名的罗氏奖金。
曾受聘担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和美国费城人类问题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

汪宁生 - 评价

汪宁生聪颖好学，思维敏捷，眼光独到。一生研究涉及崖壁艺术、南诏大理国诸城址之考证、云南考古材料的综合整理(特别是对云南青铜器的考释和研究)、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等领域，所著与作，始终坚持“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的原则，对顾颉刚先生的教导“搞东西总是要事先把材料搞全”、为社会“作真实之贡献”奉行不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在他一生的为人为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独到见解，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汪宁生一生著述颇丰，称之为“硕果累累”或“璀灿夺目”亦不为过。迄今为止，己出版论文集4种、专著4种、译著1种、日记1种，发表论文数十篇(绝大部分刊载于今天我们孜孜以求的所谓“国家级刊物”上)。汪宁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