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信，1940年5月出生，男，汉族，北京平谷人。1956年平谷初级中学毕业，1959年良乡高级中学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同年9月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为胡厚宣教授甲骨学商史专业研究生。1983年5月任副研究员，1989年任研究员，1997年任博士生导师，2003年退休。201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1999—2010），现兼任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甲骨学殷商史研究，并研究商周考古学及先秦政治制度史。参加大型集体工作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释文》（并任总审校）、《甲骨文字诂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2·先秦卷）、《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商代史》（4·商代国家与社会）等等；主编有《甲骨学—百年》、《甲骨文精粹释译》、《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6种）、《夏商周文明研究论文集》（多集）；个人出版专著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西周》、《甲骨学通论》、《中国甲骨学》、《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即出）等。此外，还出版专著有《商周甲骨文》（与徐义华）、《甲骨学导论》（与魏建震）等，另有论文90多种。

参加的《甲骨文合集》多次获国家、院级一等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多次获国家、院级一等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获院二等奖，《甲骨文合集释文》获院一等奖，《甲骨学一百年》获“五个一工程”一等奖等，《甲骨文精粹释译》获院老年基金二等奖。王宇信曾多次应邀去美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或任客座教授，是在国内河南安阳、郑州、洛阳、北京琉璃河、平谷、四川三星堆、江西南昌、山东烟台等地多次召开的大型殷商文明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

　　1.《关于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与陈绍棣合作，《文物》，1973年12期

　　2.《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与杨升南、张永山合作，《考古学报》，1975年2期

　　3.《商品货币与殷商奴隶制》，与杨升南、张永山合作，署名：贾谷文，《考古》，1976年1期

　　4.《释“九十”》，《文物》，1977年12期

　　5.《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一节），《文物》，1978年1期

　　6.《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年代》，《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2期

　　7.《甲骨文田猎之“田”不能与农田的“田”字混读》，《北方论丛》，1979年3期

　　8.《商代的马和养马业》，《中国史研究》，1980年1期

　　9.《试论郭沫若的甲骨文商史研究》，《人文杂志》，1980年2期

　　10.《周原卜辞选释》与李学勤合作，《古文学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

　　11.《西德、瑞士藏我国殷墟甲骨文字考释》，《人文杂志》，1981年3期

　　12.《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

　　13.《甲骨文合集》（集体），中华书局，1982年

　　14.《试读<安阳市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中原文物》，1982年4期

　　15.《试论子渔其人》，《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16.《郭沫若与<甲骨文合集>》，《学习与研究》，1982年6期

　　17.《甲骨文贞人“专”时代的审定》，《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9月

　　18.《殷墟象坑的发现和商人服象的再探讨》与杨宝成合作，《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9月

　　19. 《西周甲骨的发现与研究》，《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

　　20.《商王朝的内外职官》，《文史知识》，1983年11期

　　21.《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都学刊》，1984年第4期

　　22.《大放异彩的地下“档案库”——漫谈甲骨文》，《文物天地》，1984年第5期

　　23.《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4月

　　24.《殷墟甲骨文基础七讲》（笔名仁言），《殷都学刊》，1985年第1—4期连载

　　25.《西周甲骨的发现、研究及其学术价值》，《文史知识》，1986年5期

　　26.《新中国的建立与甲骨学的深入研究时期》，《殷都学刊》，1986年3期

　　27.《西周甲骨述论》，《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

　　28.《殷墟甲骨》，与胡厚宣合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29.《甲骨学》，与胡厚宣合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30.《西周甲骨》，与胡厚宣合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31.《谈甲骨文与甲骨书法》，《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

　　32.One Again On the New Period of western Zhou Oracle-Bone Research, Early China ,T11-12 , P.164-172 , 1985-1987

　　33.《一本最科学的甲骨著录》，《人文杂志》，1987年3期

　　34.《<甲骨学通论>绪论》，《殷都学刊》，1987年3期

　　35.《试论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中国史研究》，1988年1期

　　36.《周原庙祭甲骨商王考》，《考古与文物》，1988年2期

　　37.《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人文杂志》，1988年3期

　　38.《周原庙祭甲骨“册口”周方伯辨析》，《文物》，1988年第6期

　　39.《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史学月刊》，1988年1期

　　40.《殷墟发掘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国文物报》，1988年9月9日

　　41.《甲骨学》，《中国文化概览》，东方出版社，1988年11月

　　42.《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

　　43.《甲骨文精萃选读》，与杨升南等合著，语文出版社，1989年10月

　　44.《<史记>鲧禹的失统与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年6期

　　45.《甲骨学研究九十年》，《史学月刊》，1989年4期

　　46.《申论殷墟卜辞的命辞为问句》，《中原文物》，1989年2期，又Early China，T13，1989，P.36——40

　　47.《甲骨文论著简目》，《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48.《中国政治制度史》，与杨升南等合作，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

　　49.《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与胡厚宣教授的贡献》，《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4期

　　50.《武丁期战争卜辞分期的尝试》，《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51.《甲骨文论著简目》，《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52.《试论郭沫若的甲骨学研究》(上、下)，《郭沫若学刊》，1991年2、3期

　　53.《甲骨文研究》，《郭洙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54.《西周》（中国小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12月

　　55.《论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在我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史学月刊》，1994年6期

　　56.《说邢台西周甲骨“其事”》，《中原文物》，1994年4期

　　57.《周原甲骨卜辞行款的再认识和邢台西周卜辞行款的走向》，《华夏考古》，1995年2期

　　58.《一部充满探索精神和开拓性的著作——读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原文物》，1995年3期

　　59.《开拓与探索——读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署名：仁言）《先秦史研究动态》， 1995年第2期(总27期)

　　60.《甲骨文字诂林》，（合编），中华书局，1996年6月

　　61.《道德文章耀千秋——读<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22日

　　62.《金石学》，《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6年11月

　　63.《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与杨升南合作），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64.《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65.《金石学》，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6年11月

　　66.《近百年来的甲骨学研究》，《炎黄文化研究》第3期，1996年12月

　　67.《甲骨文马、射的再考察》，《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10月版

　　68.《日本近年新出版的几部甲骨学著作》，《殷都学刊》，1997年1期

　　69.《踏破铁鞋无觅处》，《殷都学刊》，1997年4期

　　70.《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71.《卜辞所见殷人宝玉用玉及几点启示》，《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又《东亚玉器》 East Asian Jade: Symbol of ExceIlence，Vol·I，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72.《读邢台新出西周甲骨刻辞》，《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73.《甲骨文合集补编》，（集体），语文出版社，1999年

　　74.《甲骨文合集释文》，（集体兼总审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5.《甲骨学一百年》，（主编），社会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

　　76.《桓台史家“戍宁觚”的再认识及几点启示》，《97’山东桓台申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77.《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出土的意义》，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

　　78.《1998年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总结》，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

　　79.《中国的旧学自甲骨文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纪念王义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齐鲁书社，2000年12月

　　80.《新世纪甲骨学研究的展望》，《辞海新知》第四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

　　81.《<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序》，齐鲁出版社，2000年12月

　　82.《殷人宝玉、用玉及对玉文化研究的几点启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83.《<从传教士到汉学家>序》，《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8日

　　84.《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总19号，2000年5月18日

　　85.《甲骨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29日

　　86.《龙与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

　　87.《明义士甲骨学研究的成功及对我们的启示》，《文物天地》，2001年第5、6期连载

　　88.《春秋时期的玉、用玉及玉观念》，《台湾大学地质研究所集刊》，2001年9月

　　89.《论1978年以后的甲骨学研究进入了“全面深入”的新阶段》，《韩国中国语文学2001年度春季联合学术发表大会发表论文集》，韩国中国语文学会，2001年5月，汉阳大学；又转载《中国历史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2年5、6期连载

　　90.《三星堆遗址研究的展望》，《中国文物报》，2000年9月6日

　　91.《一个后学者的怀念——纪念唐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14日

　　92.《序<河南大学与甲骨学>》，《殷都学刊》，2002年第2期

　　93.《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5月

　　94.《论甲骨学研究“全面深入”的新阶段》，《中国历史文物》第五、六期，2002年

　　95.《秋风岭上的“中”形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3月26日

　　96.《罗济通门与古朝鲜的“三国演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3月28日

　　97.《消失了的伽耶古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4月16日

　　98.《两代学者尽心力、精益求精巨帙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0月22日

　　99.《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0.《纪念商承祚教授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101.《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5月18日，又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五）上，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

　　102.《一部西周甲骨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103.《周原甲骨文》，《光明日报》，2003年8月14日

　　104.《殷墟出土不知名铜器考》，《殷商文明暨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

　　105.《商承祚教授对<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的巨大贡献》，《纪念商承祚教授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106.《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7.《甲骨文精粹释译》，（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8.《于老“致贶”和甲骨学史上的两大工程》，《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9.《甲骨学通论》，韩译本，《首尔东文选》，2004年

　　110.《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111.《雷声书甲骨文<论语>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2.《苍颉“始作文字”的传说及其史影》，《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7期，2005年12月

　　113.《商周甲骨文》，（与徐义华合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7月

　　114.《甲骨文——契刻文明的国宝》，《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3期

　　115.《里程碑式著作：<甲骨文合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7月20日

　　116.《殷墟——人类文明的宝库》，《光明日报》，2006年7月21日

　　117.《分卷序：杜久明、杨善清编著的<中国殷墟>》，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

　　118.《序<灿烂的殷商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7月；又《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

　　119.《序金开甲骨文书法<耕耘集>》，《殷都学刊》，2006年特刊

　　120.《序<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研学术讨会论文集（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21.《弘扬黄帝文化精神，建设人类先进文明》，《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

　　122.《怀念邹衡先生》，《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123.《有祖共同祭》，《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124.《陈梦家先生对甲骨学的贡献》，《汉字文化》，2006年第4期

　　125.《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殷都学刊》2007年1期；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7年5期

　　126.《殷墟YH127甲骨窖藏发现的意义及面临的新课题》，《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3期

　　127.《仓颉“始作文字”的传说及其史影》，《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

　　128.《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构建中国的形象品牌》，《炎黄文化研究》第六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9月

　　129.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殷都学刊》，2008年第1期；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8年5期

　　130.《序<殷墟花东H3卜辞主人“子”研究>》，《殷都学刊》，2008年第3期

　　131.《宁氏家族的发祥地——商周时期的宁》，《寻根》，2008年4期

　　132.《民国瓷器艺术诠释——读民国瓷器艺术鉴赏》，《中国文物报》，2008年5月21日

　　133.《关于当前收藏与鉴赏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30日

　　134.《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35.《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6.《弘扬殷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殷都学刊》，2009年1期

　　137.《序<中国殷墟骨文化>》，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又《殷都学刊》，2009年4期

　　138.《帝舜与我国早期文明国家的形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10月

　　139.《序<话说甲骨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11月

　　140.《感言与感谢》，《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141.《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2月

　　142.《甲骨学导论》，与魏建震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

　　143.《甲骨文合集释文》，（总审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精编本

　　144.《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2卷），与杨升南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45.《古文新生辉，天下遍桃李——古文学学研究生培养60年》，《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46.《甲骨文一百年·序》（韩文版），《殷都学刊》，2010年第3期

　　147.《甲骨学一百年》（韩译·5卷本），韩国启明出版社，2011年

　　148.《深奥缘古朴、美醇自点线——韩国<甲骨文的神秘与美>序》，《南方文物》，2011年1期

　　149.《商代国家与社会》（11卷本《商代史》4），与徐义华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

　　150.《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的新突破》，《中国文物报》，2011年7月8日

　　151.《殷墟宫殿宗庙基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读<安阳小屯建筑遗存>》，《殷都学刊》，2011年第3期

　　152.《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的新突破——读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153.《<甲骨文的由来与发展>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154.《谈共祖黄帝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无限创造力的象征》，《炎黄文化研究》第十三辑，大象出版社，2011年

　　我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科研人员，儿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时代变迁，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与实践，而中年以后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在学术上才开始走向了成熟。可以说，我的学术道路和学术命运与共和国的发展是休戚与共的。

　　1940年5月，我出生在北京东北140多华里的一个面积仅一平方里的小县城──平谷城关镇（当时属于河北省，1958年划归北京市）。现在我还记得，县城当时驻扎着日本鬼子兵。依稀记得，他们下乡“讨伐”回来，用刺刀挑着抢来的鸡围着火堆烧着吃。也依稀记得，后来“国军”占领县城后，八路军趁他们“调防”来攻城，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和母亲、妹妹住的东厢房墙根下，把窗下墙根的大石头炸歪了，满屋都是令人窒息的烟气。当时我正大病，和母亲、妹妹躲在在土炕下的地上。听母亲说过，一片弹皮飞向正房过道，歪打正着，把条桌上一个二尺多高的大玻璃瓶子击的粉碎…… 　　

　　1948年我们全家坐马车跑到了北京。记得，在通州大运河边，我闹着要喝水，爷爷买了瓶汽水让我喝，我一喝有辣味，全吐了，这是我第一次喝汽水。到了北京的叔叔家，让我吃洗净的西红柿，这是在乡下从没见过的，只觉得有令人恶心的怪味，摇摇头，扔下了，这是我第一次吃西红柿。还听我母亲说过，三、四岁时我能认不少字，爷爷抱着我到处炫耀。但我只记得七岁上设在本村马神庙里的小学，大殿有一尊三只眼的马王爷，怪可怕的。学会的字早忘光了，一切都是从头来……我因受同学欺负便经常逃学。爷爷发现后，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用烟袋锅敲我的脑袋，敲的头上全是大包。母亲在旁急的直跳脚，也不敢说什么。因此，我现在也不相信什么“胎教”、“学前教育”如何利于儿童成长云云。在北京，我们租住在鼓楼大街东边一个深深的小巷──辛寺胡同，一个有台阶院内的东厢房。现在还记得，住在正房的房东姓吴，一开始对我们很客气。后来我们交房租时有困难，说话就开始难听，脸色也难看了。从那时起，我幼小的心灵也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我的小学时代是在什刹海西边的西线串小学（现为大翔风小学）开始的，上、下学从搭着大席棚的什刹海穿过，路边卖凉冰的、拉洋片的都有，十分热闹。我下学后，喜欢站在说大鼓书的场边听书。记得，说书人往往说到一个“关子”处就停下，拿着小箥箩向听众“化钱”，这时不少的人便纷纷离去。上、下学的路上就怕碰到“小孩队”（小流氓），他们手中拿着带齿的自行车飞轮，口中喊着“找剋（音kēi）”，把小同学们的零用钱和吃的抢走。如敢不给，就是一顿暴打，所谓“找剋”的“挨剋”了。

　　1950年冬天，爷爷带着我和妹妹、弟弟、我母亲回平谷老家了。由于当时平谷的学校是冬季始业，平谷老师说北京的教学水平高，非让才上三年级（北京秋季始业实为二级半）的我跳班上四年级不可。因为这一下不是从基础概念开始的，所以乡下四年级算术教的“流水算法”中的“鸡兔同笼”、“植树算法”等等，让我莫名其妙，所以小学的算术我没学好。直到上中学以后，代数几何从头开始，打好了基础，数学就再也难不倒我了。我小时候因“n”、“l”发音不清（俗称“齉(nànɡ)鼻子”），把“大石榴”念成“大石牛”，一说话就被人开玩笑，慢慢变得就不爱说话，言语木讷了。虽然如此，但我心中常想着一定要把作文写好。说不好，但我写的好，让更多的人看我写的文章吧！因为这个原因，使我自小就喜欢作文和阅读，幻想着通过写作，把我内心的感受和家乡的面貌写出来，传达给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自打上初中直到高中，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就像初中班主任老师评价的那样，说我“酷爱文学”。在初中时，同学们认为作家是大学语文系培养出来的，不少崇拜我的女同学叫我“语文系”了！作家是我崇拜的对象，又特别崇拜少年成名时的刘绍棠，读了他写的不少作品，像《运河的浆乡》等等…

　　1956年初中毕业了，当时通县专区的高中只有通州一中（原有的潞河中学）和新设立的高中蓟县一中、密云二中和省立良乡中学。当时平谷中学没有高中。那时的平谷中学还没电灯，用的是汽灯。我考的是北京西南的良乡高中。良乡中学已用了上电灯，并有生物实践园地，这所学校早就开始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我们念书时学校就开展勤工俭学了，参加过良乡变电站的平场地和草料厂的搬运草捆等劳动。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男生班没赶上女生班去公社劳动，享受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的好事，留在学校大炼钢铁。当时学校的操场上，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烟气弥漫，炉火通红。我们班专门负责烧耐火砖，供建小高炉用。我们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坩土”（有坩土矿的村名忘记了），再用木槌狠命打成一块块砖坯，码放在窖中烧成耐火砖。小高炉炼了好一阵子钢铁，只炼出了一炉炉没用处的铁渣子……我们也在生物园地大放小麦“卫星”──亩产21万斤！学校组织我们深翻土地一丈多，先把土挑出来堆成山，再一筐筐挑回去踩结实。为了增加土地肥力，我们同学们组成“打狗队”，走村串巷去各处打狗。我这才体会到狗是“铜头铁臂”，狗的脑袋用大木杠子打烂了也不断气（实际上应把狗吊起来，灌一瓢水就呛死了）。我们几个同学虽然没打到狗，但把别的同学打来的死狗煮成肉汤，再往试验田里灌。学校的21万斤小麦“卫星”被选入在和平门外举办的“教育革命成果展览”。学校组织我们从良乡赶去参观，看到“21”字后面的一大串“0”大家都很受鼓舞无比自豪。试验田的麦子种的太密了，我们就用鼓风机吹。光照不足，我们就架上电灯晚上整夜照……花了这么大力气，地可没有人的“胆大”，收获时按单位面积计算后，亩产只达到800斤左右……

　　1959年初，学校食堂的窝头中开始羼些干菜了，吃惯了净粮的多数同学不爱吃。但一个姓蔡的女同学勇敢地贴出了题目是“我们爱吃菜窝头”的大字报，从此同学们就叫她“菜窝头”了。我们念高中时，语文课本改革，分成“文学”、“汉语”两部分。文学课本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开始，有《左传》和桐城派姚鼐的古文等等，直到近现代文学名篇结束。我比较喜欢当代文学，学起来津津有味，一位叫张济的同学则喜欢古典文学。因当时已提倡“厚今薄古”了，班团支部书记就曾对我说，你的方向是对的，张同学思想倾向不对头云云……我主办过班里的壁报《星星》，也曾是学校黑板报《前进刊》的编委。我常写些为同学们参加劳动鼓劲、赞美的作品，一些诗也常在校刊上刊出。我也编过一些活报剧，在学校文娱晚会上演出，或为集体朗诵写些长诗。高考前夕文理分班，老师常猜些题目让同学们做，以应付高考作文。我的作文每次都作为范文张贴，供同学们观摩。我现在还记得1957年因永定河发大水，学校推迟开学，开学后，作文课上张同学作了一首诗描写水灾过后的情景，现在还清楚记得最后两句是“老妪茫然泪沾衣，荷下蜻蜓把水戏”。而我写的一篇作文是描写人民公社社员“一心为公”的。我的作文和他这首诗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了。当语文老师被划为“右派”后，这位同学就背上了被“右派”欣赏的莫须有罪名，考大学名落孙山，被分配到深山中的南窖中学教书去了。我在大学时给他写过信，但后来校庆却再也没见过他。听别的同学说，他早已病故了，谈起来不禁嘘唏……虽然我对写作一直感觉良好，孜孜不倦地做着“作家梦”，但却一个铅字也未被报刊发表过。1959年春天，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到三四十里外的周口店遗址参观。虽然一路步行很累，但中国猿人陈列馆和鸽子堂、山顶洞遗址深邃的时空差和从猿到人的博大精深的学问，使我们感到震撼并忘记了疲劳，一切都是那么的神秘，等待着人们去探索、掌握……而考古学家（实际应是古人类学家）就是远古秘密的解读者和探索者。我理解的遍访祖国名山大川的考古工作，是崇高和令人仰慕的职业。恰好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增设了考古专业，周口店之行促使我报考北大时，以这一新专业为第一志愿。恰好这年贯彻“政治与业务”相结合“重在表现”的原则，我以高分被北大录取了，真是感到幸运和喜出望外！

　　在北大五年的学习期间，我各门考试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前列。我们这些乡下中学来的同学不像大城市同学知识面那样广，满口“实践”、“矛盾”、“主观”、“客观”等词汇（其实，当我们上过哲学课后，也就明白了），因而被一些人讥笑是“读书死”、“书死读”、“死读书”。北大的古文字课是高明老师上的，第一节课他就把黑板上写满了甲骨文的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我们在笔记本上跟着照猫画虎写个不停。第二节课还是写甲骨文字，高先生有时写个“豕”字，再在下面加个“止”（即脚）字，让我们猜能会意成什么字，就像“脑筋急转弯”一样……在图书馆我阅读了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从而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是我1964年春天（大学毕业前）考甲骨学商史专业研究生的缘起。

　　那时在大学里，每年必须劳动两个月改造思想。1960年，我们去怀柔水库大坝前考古工地发掘战国墓，四年级同学“看探方”，一、二年级同学当“小工”运土劳动。记得，汤池同学带我和二年级的樊锦诗同学发掘一座战国墓，考古劳动了二个多月。1961年北大拟在十三陵的山里修一座“新校”，同学们轮流参加了修铁路路基的劳动。干活时，二个人抬着装满土的大筐，还要争先恐后地跑着，下工后到住地还要走上五、六里路。当时每个人吃的粮食有指标了，我们吃的包子做的牛眼那么大（伙食团怕粮食吃亏了，先缺斤少两），同学们吃不饱有时把大葱的须根洗净炒了分给大肚汉吃。毕竟能添肚子呀！吃饭时，给每人喝的汤也打的很少，剩下的第二天馊了，又舍不得倒掉，就加上些辣椒再煮沸了舀给同学喝。因此，我们给管伙食的赵德教同学起了个外号——酸辣汤。同年级的李讷同学虽然是金枝玉叶，但也得和我们一样干活和吃喝，没有任何特殊照顾。劳动结束后，就再也没见她和我们一起上课了。原来她累病休学了，所以比我们晚毕业一年。我们每次下乡前和回来，都要进行“动员”和“总结”，几个年级的同学坐满未名湖西边的教工食堂大厅。四年级支部书记张同学是调干生，她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下乡劳动的伟大意义和总结下乡时的诸多好人好事……我们班同学在下边说她“机关枪”又开火了。而每次劳动回来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高年级的何氏同学，我们都记得，他每次都大谈汗水怎样洗刷掉高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给他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受到的深刻教育云云。我就不会那样深刻地批判自己。但同班要好的同学辛占山、胡美洲悄悄对我说过，咱们是农村来的，拔麦子时只要拼命向前干，把城里的号称“君子”的同学远远落在后面，他们说的再好也没人信……1964年6月做完毕业论文就该分配了，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齐聚在首都体育馆，听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作动员报告。现在我还记得，彭真同志讲，知识分子就像驴喝水，脑袋进了水筲（社会主义），身子还在外头（资本主义），思想改造任务长期得很，要到基层去脱胎换骨进行彻底改造云云。回来后我们就集中学习领导的讲话，真是一个个学得热血沸腾，下决心到边疆去、到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当好“贴在”无产阶级“皮”上的“毛”。报志愿时，全班学习得没有一个报北京要人的单位，诸如留校、文物出版社、北京文物队等等，全都报的是外省市。我报了河南、辽宁、山西三省，负责分配的班干部张同学批评我说：“你考研究生四月份就定下来了，为什么还是不敢报边远的艰苦地区呢？”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上，有的同学对留校的几个同学说，原来你们早就定了留校，却非要我们往外省市报呀！说完大家大笑不止……

　　1964年9月，我到历史所报到时真是别无长物，就是一个装烟用的纸箱里放了几本书，再扛着一个行李卷就到了建国门内，与新分来的十几个大学生住在历史所小礼堂内。不久，中央要求全学部人员去山东搞“四清”，经过动员、三查、学习，就去了山东海阳朱吴公社下院口村。这是一个交通不便，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工作队贯彻的是极“左”路线，一进村就夺了干部的党权、政权、财权，他们全都靠边站并都被打成“四不清”干部，对他们大搞逼、供、信。工作队内部的知识分子与黄县派来的地方干部对“敌情”的估计产生了分歧。“依靠对象”说干部在场院干活“轻快”，因而猛扣他们的工分。等四清结束后，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学部参加“四清”的大部队回北京了，我们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留在原地劳动，继续“滚泥巴”。生产队的干部让我们几个人到场院上干活，打梿枷、翻场、堆垛、晒粮食等等，既繁杂又累。特别是变天下雨还得抢场。我们这才体会到场上的活很不“轻快”，知识分子太脱离实际生活了！村干部和老乡非常朴实，并不怨恨我们运动中对他们的伤害。我和房东成了一家人，一直到今天还保持着联系……

　　1965年从山东劳动实习回来，我用研究生的购书费（两年60元）买了《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甲骨文编》和一套《史记》（记得侯外庐的研究生孟祥才买了一套《鲁迅全集》）。本以为该学习研究生课程，大干一场了，但当时的学术秘书田昌五对我们几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训话，大讲学术界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我们参加批判“让步政策”、“当时当地标准”、“清官论”等等“修正主义”观点，并要我们写出文章交所学术秘书处“把关”后，再推荐发表，并嘱咐我们注意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1966年夏天，随着《5.16通知》的公布和“文革”兴起，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也和全国一样乱了起来。在王、关、戚的直接插手下，一度形成“联队”的一统江山。后来，又从中分裂出“大批判”。1967年随王力、关锋的倒台，“联队”垮台被“大批判”取代。1968年又随戚本禹的倒台，“总队”兴起，“大批判”的残部又组成“卫三红”，继续与“总队”对抗。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也跟在后面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进行到底”疯狂了一阵子。后来“总队”和“卫三红”对抗时期，我就觉得苦闷并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自己这样的普通人，谁也“卫”不了，就再也没兴趣打派仗去“卫”什么，当起逍遥派并开始搞对象去了。1969年以后，随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一声令下，工人、解放军入驻了学部，在实现了“大联合”和“清理阶级队伍”后，1970年就开始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被中央定位为“5.16”反革命集团的“前台、指挥部、大本营”的学部，可以想见清查运动所涉及的人、事之多和激烈的程度。历史所连50多岁李福曼（已故梁思永先生的夫人），这位平时被年轻人视为要“划清界限”的“资产阶级太太”，只是运动期间对年青人有些同情，或受掌权的“文革小组”分配去抄写大字报“要点”等，在清查“5.16” 时也成了怀疑对象，被喊话“老u2018516u2019、小u2018516u2019、乌龟王八都是u2018516u2019。像我们这样比李老太太要小的好多的一些年青人，虽然没被估计为“骨干”分子，但自然也在喊话之列。禁不住强大攻势，我和杨升南只好“随大流”，承认了“我也是”。和我一同在排里开喊话会时也承认了是“5.16”的郭某某，再抽空去卫生间时就晕了过去。只要承认了自己是“5.16”，就得离开排里的“革命群众”去写“交代”材料。“交代”材料编什么的都有，有按入团志愿书编入“5.16”表格的，有按入党志愿书编入“5.16”表格的。我党、团员都不是，只能按当年入少先队须经老师批准即可，说成是兵团司令“批准”的。我的交代材料每页都写上“编号1、编号2……”，写时就准备好了将来翻案时好说都是“编造”的材料么！炮制“秘密报告”呀，“挖地道到中南海“呀，”上大寨去打游击“呀……交代材料真是五花八门！宣传队领导总是觉得“交代”材料都对不上口，因为就没有这么一个“5.16”反革命组织么！只要是不承认，就要办学习班逼、诱、供，或让吃“顽固菜”惩罚，或大会批斗，坐喷气式等等。而只要承认是“5.16”的，就在大会上宣布“解放”，材料不入档案，并把材料当众烧掉，即“先推到敌我矛盾边缘再拉回来”！被“解放”的人个个都感激的泣涕滂流，三呼万岁。当时所里除了顾颉刚、胡厚宣、侯外庐等老人特批在家住以外，其他人等一律集中在办公室搭通铺，每天都要向墙上贴的光芒四射的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口唱“大海航行……”，“手挥红宝书”，然后就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等，平时不准回家，只有礼拜六晚上到星期天晚上这一段时间可以在家。我和杨升南、朱玲玲等“小5.16”一回家，周六晚上就拼命写上告信，反映怎么逼供、武斗、如何扩大化等等。第二天一大早骑车到中南海北门，把“呈周恩来总理”或“呈江青同志”的上告信交给门卫解放军，这样的信不知道交了多少封……1970年的某一天，就在工、军宣队把全所人员集中在楼道，宣读中央《3.27通知》，传达其精神是要求各地抓“5.16”时注意不要搞扩大化、不要搞逼供信，要注重清罪行，不过分重组织等等，以把运动引向深入和胜利。才念完文件，杨升南第一个跳出来，向工、军队领导人说:“我认为历史所清查扩大化了，历史所大搞逼供信了，我们不是u2018516u2019！”接着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站起来接着说：“我不是u2018516u2019，历史所清查扩大化了，大搞逼供信，我们向中央反映了……”一下子楼道里哭的喊的都有，会场顿时就乱了起来……我在回家的路上问会上边喊冤边哭的王振亭：“你不是在u2018解放u2019你的会上感谢得痛哭流涕么？”他说：“那是冤哪！”从此，杨升南被称为搞“翻案风”的“带头羊”。

　　在北京清查“516”清查不下去了，正好毛泽东发出了走“五七”道路的新指标。1970年8月学部全体人员都去了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真是骄阳似火，在信阳一下火车就有几位同事中暑晕过去了。在息县，这些知识分子，硬是学会了脱坯、烧砖，还有人学会了木匠、瓦匠，成了“师傅”。在房子修好前，我们集中住在一个大棚里，每人用蚊帐再隔成一个小天地。晚上用手电照亮，真是点点萤火。冬天四面透风，阴冷之极。星期天休息时，三三两两的“六”子（当时革命群众管“516”分子叫“六”子）一起去包信、新蔡等地赶集，顺便吃只炖鸡喝点酒，一路上讲讲清查的怪话和发些牢骚。还记得，过阳历年时，工、军宣队让我们吃“忆苦饭”，由于我、杨升南、王玉欣搞“翻案风”，被管食堂的革命群众忌恨，给我们每人满满打了一大碗糠饭惩罚。由于我们在大棚里住，四周众目睽睽，不敢倒一点，硬是伸着脖子强咽了下去……我们每个连都有食堂，当地老百姓说我们“穿的破，吃的好，每人一块大手表”，生活比老百姓好多了。

　　1971年初息县“五七”干校撤销，全学部的人都开到信阳明港的一座步兵学校，关门集中力量搞运动。历史所主要清理在干校刮起的“翻案风”，连出门去小卖部都要请假。我们班长大渭是个好人，也看出没有那么多“516”。他向连部说，王宇信、冯佑哲没大事，可以两人出去，不算“串联”。我和冯佑哲，一直到现在都感谢他当年对我们的“搭救”，别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军宣队硬逼着“516”分子交代所“反”的陈伯达、谢富志等，直到林付主席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却一个个成了反党分子，而作为“516”“黑后台”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却又一个个官复了原职。后来，我们这些被清查的对象，感觉到军宣队明显的缩小了清查范围，火力也降低了。我们二十多个翻案的和已“落实”政策又翻了案的人被集中在两个学习班，让我们端正态度，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准备“解脱”我们，但我们的态度就是端正不起来，无脱可解，都异口同声坚持说：我们不知什么是“516”。

　　1972年6月奉中央指示，全学部的人都回到北京，这个学习班也就不了了之。回北京后，全学部只剩下了孟祥才、张宪清、吴敬琏、吴元迈等69个头头，号称“69军”继续审查，其他的人也就稀里糊涂的又和没事人一样了。除了反“帮派体系”、反“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等一个接一个的学习以外，就在家中搞起了“斗”（斗孩子）、“批”（猪头便宜，劈开好下锅煮）、“改”（改造木家具）了……

　　我们的《甲骨文合集》组辑工作在郭沫若前辈的过问下，也悄悄恢复了工作，但不“合法”，即不能干扰政治运动，开会时就要停下来。当时，全所只有在宣传队挂号的《中国史稿》的编写是“合法”的，而《合集》则处在不“合法”的半地下状态，稿纸不发，书籍不借。为了加快进度，《合集》编辑组把我们63、64、65年以后来所的几个新人吸收进来。不搞运动时，我们就对收集的大量拓片进行整理，包括到各地拓甲骨、搜集资料、对重片、选片等。工作是枯燥和繁琐的，但也学到了不少知识。记得，《合集》上版后，还要对所选收各片甲骨一一作出卡片，孟世凯逐项念，我负责按项填写，我总共手写成41956张卡片。而那些卡片，是孟世凯一项项专门设计的，在白纸坊一家印刷厂承印。我还记得，核心组党代表应永深派我和杨升南骑平板三轮去拉。我们年轻应该去，但提出的条件是回来后请我们喝啤酒（他工资高，78元，我们才50多元）。回来后，五、六万张卡片，累的我们浑身大汗，在北京站前的饭馆（现已变成了大楼）痛快地用大碗（当时都是散装，还没有瓶啤、罐啤）喝了个痛快……我在工作中学习和掌握了一些甲骨学知识，也对一些新材料感兴趣了，于是就随手抄下。但《合集》编辑核心小组看不惯了，认为会影响工作进度，并几次在全体会议上重申：不准抄材料！我们几个新加入的年轻人对此想不通。边研究边整理，随手收集一些材料有什么不好！为此，几个人议论后，由我起草了一封信寄给当时的学部负责人刘仰峤同志，谈了我的意见。1976年冬一次郭沫若家里，核心组作工作汇报，当谈到组内关于边研究边整理，还是先整理完后再研究的争论时，郭老当下就笑着说：还是边研究边整理好，研究提高整理质量，整理发现新材料新问题。郭老的一席话拨正了编辑组的方向，年轻人边整理边抄材料更起劲了。当年正“深挖洞、广积粮”，研究人员在学部大院轮流参加挖防空洞的工作。就是在休息的半小时，我们也要从深深地地下坐缆车上来，跑到办公室抄上几条。1976年

　　殷墟发现了妇好墓，1977年我和张永山、杨升南在《考古学报》第2期发表《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的甲骨文材料，就是我们在挖防空洞的间歇中搜集的。此文曾寄郭老审阅，他给我们回信并加以肯定，使我们很受鼓舞。老一辈学者杨向奎教授看到文章，高兴地对人说：“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

　　1978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在胡乔木院长的带领下，科研秩序恢复了正常。科研人员意气风发，要把“文革”耽误的十年时间夺回来，都全身心地投入了科研工作中。《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自此正常进行，我们这些科研人员再也没有压力（抓辫子、打棍子）、没有阻力（科研被指为“地下工作”，借书都不允许）、没有干扰（科研必须服从运动时停时作）了。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以往视老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年轻人都有必须彻底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情舒畅地进行创造性科学劳动（以前视科学研究为脱离劳动）了。因此，我踏上学术生涯和成长的道路，应自1978年始。

　  1978年以后，随《甲骨文合集》资料整理工作的基本完成，编辑组开始把甲骨拓片正式上书稿图版的编排工作。这一工作是分工进行的，即每人按《合集》每册书稿正式出版的页数，分得一定数量的“草稿版”（即整理时按期将拓片临时集中排在作大相册用的玻璃纸活页上。一是透过玻璃纸可看清下面拓片上的文字，二是像取照片一样便于揭取，而不损伤拓片。我们都称之为“玻璃版”）。我们大家按孟世凯起草，经讨论通过的《甲骨文合集》“分类提纲”（实是《合集》的目录，政治、经济、文化、其他四大类，再细分二十二小类），将“玻璃版”上的有关内容的拓片揭下，逐类在图版纸上进行编排。排版时既不能过密，也不能太稀，要讲究版面的美观。我负责的是《合集》第十二册图版的编辑工作。 　　《合集》的出版是陆续交稿并陆续出版的。记得，我们为了向1978年召开的科学大会献礼，赶出了第二册样书，并向病中的郭沫若主编报喜，郭老总算在生前见到了这部大书。其后，直到1982年全书共十三巨册才陆续正式出齐。

　　1980年8月，在《合集》已出版2、3、4、5、6、7册，其他各册书稿也已编讫时，总编辑胡厚宣就开始布置下一步《合集释文》的工作了，即每位编辑者各负责一册《合集》的释文工作（我负责第十册）。在全体人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及在其后的工作进程中，先后由我、齐文心拟定了“《合集》释文体例”、“补充体例”、“贞人隶定表”、“常用字隶定及释文格式参考”等及若干份“纪要”、“通报”等等，供各位学者进行释文工作时参考。1984年底，各学者分头承担的《合集释文》初稿基本完成。

　　1985年第一季度，全部《释文》稿交到我处，受胡厚宣之命，5月6日，由我、杨升南、齐文心开始了释文稿的总校工作，由我担任组长。但到12月总审校到2392号时，齐文心因病退出，总校任务就全落在我和扬升南头上，其困难可想而知。当时的室主任周自强教授为我们打气：“不做好总审校，释文就不能出版……胡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具体做这一项繁琐的工作。胡先生信任你们，你们这是代表胡先生在总审校释文稿！你们做的工作，所里是看得到的，将来评职称时会考虑的！”就是这样，虽然中间也略有停顿（如参加植树、参加献血活动），但总是在艰难中向前推进着。一页页文稿，一条条释文对照《合集》原稿，坚持不止，锲而不舍，总有一天会做完的……直到1987年10月21日，我和杨升南用二年又五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合集释文》的总审校工作。

　　接着我们又安排《合集释文》的出版、缮写影印稿及校对等工作。自1992年10月28日始，至1994年11月25日全部影印稿共2095版全部缮写毕，又是费时两年多。1994年1月主编胡厚宣去台湾访问前夕，曾打电话给我说：“释文付印前，我还要看一遍！”但他从台湾回来后，由于忙着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和年事已高，也没有再提看《释文》全部影印稿之事了。当年秋，胡先生生病住进协和医院（没有病房，只得住楼道里）以后，经过抢救、并又转往东四一家医院，病情稍好一些，总急着要回家，还惦记着工作和研究。1995年4月16日，胡先生回家才三天，就突然撒手人寰了 ……虽然他没有来得急看《合集释文》书稿，但在1999年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时候，倾注胡先生不少心力的《合集释文》终于面世，或可告慰先生在地下的英灵。关于《合集释文》的撰著和胡先生倾注的心力情形，可参看我写的《总审校的话》（《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这里就不再多读了。

　　随着《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和《合集释文》的完成，一批甲骨学者也成长起来。不仅《合集》的编纂者们写出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诸如《商代周祭制度》、《商史探微》、《夏商考信录》、《商代经济史》、《殷商历法研究》等等。我自己也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等等。此外，我和一些同仁还参加了《甲骨文字诂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大型合作项目。如此等等，一批学者随《合集》和《释文》的完成也成长起来了。《合集》工作的研究工作和训练，使我们这些人受益终生。虽然当年的“年轻人”现都已成为“老专家”，但不少人仍退而不休，陆续出版了《甲骨文医学资料考辨与研究》、《甲骨学辞典》等等，也有学者参加了国家大型科研项目多卷本《商代史》的撰著，2010年，我的《商代国家与社会》（4）、杨升南《商代经济与科技》（6）、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8）、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9）等的出版，填补了商代史大型专著的空白，推动了甲骨学商史研究的前进和深入。此外，我还出版了《中国甲骨学》、《甲骨学导论》等。郭沫若、胡厚宣与《甲骨文合集》同在，一批甲骨学家与《甲骨文合集》、《释文》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