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禄（1917—）曾用名张友、方力。 江西省雩都（今 于都）县曲洋乡曲洋村人。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警卫班班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警卫连排长、代连长，冀热察挺进军第三十七团副营长，营政治教导员，冀东军分区特务营营长，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热河纵队第二十五旅旅长，冀东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教导第三师师长，第二野战军直属教导第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参谋长、副校长，空军航空兵第19师师长，第十一航空学校校长，59年任空六军副军长，空三军军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一九六一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获三级 八一勋章、二级 独立自由勋章、二级 解放勋章、一级 红星功勋荣誉章。曾任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解放后，杨思禄到空军工作。

　　当时空军有两个职务供他选择：一个是航空学校参谋长，一个是预备科总队司令员。杨思禄反复考虑后向领导表示，愿意担任航空学校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听了很高兴，他问杨思禄：“人家都喜欢当司令，不愿当参谋长，你为什么偏偏挑选这个职务？”杨思禄回答：“参谋长更接触实际，可以多得到锻炼，多学到知识。”刘司令员拍拍杨思禄的肩膀称赞说：“想得好，做得对，有志气！”

　　33岁杨思禄的进入航校后，心想，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管好空军部队，作为一名参谋长，必须尽快熟悉与掌握飞行技术，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于是，他主动向领导要求，学习飞行知识，掌握驾驶技术，争取当个合格的飞行员。经过严格体验，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刘亚楼司令员兴奋地对他说：“你下决心学飞行，我同意，组织上舍得花这个本钱。”杨思禄听后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可是，深奥的飞行原理和复杂的驾驶技术，对于放牛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的杨思禄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接触《飞行原理》、《飞机制造》和《发动机原理》这些理论书籍，他就像放牛娃看“天书”——头痛脑胀。但是，困难吓不倒历尽 长征艰险的红军战士。为了早日飞上蓝天，成为合格的空军飞行员，他废寝忘食，知难而进，把一切烦恼与困难都抛之脑后，不懂就问，不会就练，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锲而不舍，专心致志。在学习飞行的近两年时间里，他没有看过一场电影和一场戏，一个心眼钻进书本里，在飞行知识的海洋里奋力拼搏，潜心遨游。有人劝他：“胡子一大把了，职务那么高了，好好地在地面上享享青福了，何必自讨苦吃学“上天”呢？”好心的劝解并没有动摇他学习飞行的决心。他想，那么多红军战士，为了革命的胜利，把生命都抛弃了；我是战争的幸存者，为了祖国的和平和建设，学习飞行吃点苦，受点累，算得了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学习和训练，杨思禄终于能单机飞行，翱翔蓝天了！通过层层严格考核，他成了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学习结束后，调任空军第十九师师长。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我国空军三师、四师和十二师奉命同美帝国主义作战。由于我方飞行人员伤亡很大，杨思禄所在的空军十九师抽调大批飞行员补充到空三师和空四师。中朝人民并肩作战，挫败了美国侵略者的空中优势，共击落、击伤敌人飞机一万两千多架，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于1953年7月在板门店签定了《朝鲜停战协定》。

　　1954年，杨思禄调任西安十一航空学校校长，专门培训飞行人员。他熟悉飞行业务，认真制定培训计划，精心组织飞行训练，有的方矢地做好飞行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给飞行员以业务上和技术上的指导，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飞行人才，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广大学员的好评。1959年，他调济南任空军第六军副军长，后调大连任空军第三军军长。在大连，他指挥击落了敌间侦察P2V飞机一架，受到上级的嘉奖。

　　在用双脚丈量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红军将领中，有一位从少共国际师出来的“娃娃兵”，从怕飞机恨飞机到想飞机，继而参与新中国人民空军的组建，成为空军第五航校参谋长副校长，亲手放飞了一批批皱鹰，并先后出任第十一航校校长，空军航空兵第十九师首任师长、空三军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为人民空军建设奋斗一生，被誉为理想高于天，一心想上天，由“家雀”变“雄鹰”的客家骄子——他就是于都籍少将杨思禄。

　　杨思禄，1917年10月出生在于都县葛坳乡牛婆田布头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兄弟三人，思禄最小，是属龙的。说起他的生日，少小离家，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到是一个老司号员韩洪明清楚地记得他是10月4日出生的。他14岁就加入“少共”（青年团），1933年参加少共国际师，9月5日在博生县跑马场举行了阅兵授旗仪式，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少共国际师”成立。首任师长陈光、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冯文彬。这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18岁，团员占70%，6700多人，分为三个团，杨思禄编在第45团。一营三连。他的二弟杨思福也在少共国际师。同年在火线入党。9月5日，他们在《少共国际师》中，浩浩荡荡开出宁都，8日到达广昌，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和政治集训。9月25日奉命配合红三、红五军团，开入黎川前线。1934年4月28日，参加广昌保卫战。杨思禄清楚地记得，刚上战场就遭到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我们这些红小鬼，心都碰碰跳。前面的二连还没有进入阵地，就被飞机炸死炸伤好几十人。一起参军的战友仗还没打，一下子就炸死了几十个，真难过。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特别痛恨敌人飞机。就在那场战斗里，少共国际师伤亡很大，因为敌人飞机炸、大炮轰，我们的工事碉堡被摧毁，有的干部、战士连人带棺理在碉堡内。有一个排，打到最后只剩下六个人，三个班长就只剩下一个。排长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以血还血”。肖华政委拿着血书教育大家化仇恨为力量，勇敢杀敌、保卫苏区。后转宁化、清流、石城。石城保卫战后，少共国际师经过一年的战斗已由成立之初的6700人降至2700人。10月17日下午，杨思禄告别自己的家乡渡过于都河，开始踏上了长征之路。杨思禄说：那时候，我还是小鬼，不满16岁，少共国际师的，什么也不懂，人家说走就走，说住就住，说打就打，一切行动听指挥。

　　杨思禄将军告诉我们，红军长征虽然极其艰苦，但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打仗，就怕负伤或者生病掉队。长征路上两次掉队的情形，到现在他还记忆深刻。第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杨思禄在攻打一个县城战斗中左脚受伤，部队离开后把他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差点丢了性命。

　　寄在老百姓家里的时候，给了抵钱老百姓两斤大烟，我自己有两斤大烟。那个时候没有钱，用大烟，贵州人把大烟土当宝贝，有个坏人教唆老乡，说他（杨思禄）有东西干了他，或者是交给上面去，我一听要杀我，交到上面也要杀。我急中生智说哎呀肚子痛得厉害，我有两斤大烟土在屋里的枕头底下，你给我看住，（他们）一听大烟土厘头，我自己出去解手他就不注意了，后来我就赶紧拄着个棍子一瘸一拐跑了。

　　第二次掉队是在过草地的时候。

　　因为生病，加上两三天都没有吃上饭，晚上，因为下雨，我就睡在树底下。天亮以后，部队走了，我只觉得一身都软了，不但走不动，连坐都坐不稳了，我使劲坐起来，又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有一个战士以为我已经死掉了，就捡我的干粮袋。人啊，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我死死拉住干粮袋说你干什么拿我的干粮，他一看我还活着呢，便竭尽全力拉我坐起来，让我靠在树上晒太阳。太阳把衣服烤干了，再后来碰到一位和我一样掉队追赶队伍的战士，他就是后来做过中国民航局长的马仁辉。他腿部负伤，我们俩互相搀扶，互相鼓励，追了好几天后，才赶上了大部队。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杨思禄就给红二师政委肖华当了警卫员，后来任警卫班班长，警卫连排长；参加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东教导第三师师长；第二野战军直属教导第二师师长。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新的兵种——空军领导机构于11月1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远在重庆刚忙完收编国民党俘虏，正在二野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的杨思禄，奉命进京参与空军组建工作。33岁的杨思禄从此与中国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接到去空军工作的正式通知后，他急忙从重庆乘船，穿三峡过武汉，然后坐火车，于4月27日到达了北京。一路上既兴奋又紧张，那种感觉真是不亚于又要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杨思禄说，在去北京的路上，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39年秋，一件令人难忘的往事。我们抗大毕业的一批学员刚到中央组织部报到等待分配工作，那天正好赶上日本鬼子的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从全国四面八方聚集到延安的优秀儿女，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飞机。当时我们部队不过是小米加步枪。别说没自己的飞机了，就连反空袭的武器也没有。我的一个战友叫杨兴财，是在江西于都同我一起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小伙伴，又共同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南北，那么多的枪林弹雨都没能击倒他，可那天却让小日本的飞机扔下的炸弹给炸死了。我非常悲痛。他的牺牲和当年保卫广昌战役炸死几十个少共国际师战友一样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创伤。想到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而我又能亲身参加新中国空军的建设，这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到北京后，我被安排住在前门西河沿的“光明饭店”，这可能算是空军第一个招待所吧。饭店里早已云集了从全国各地调入空军的干部。有不少是战争年代我所熟悉的老同志，如坦克师师长兴国老表曾克林，陆军某师师长王学清，副师长姚克等。在饭店里我们这些久别重逢的老战友聚在一起，一边等待分配工作，一边议论着旧事和未来。

　　“五一”前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以及干部部的部长杨春甫在东交民巷空军司令部，找我和王学清谈话。一见面刘亚楼司令员就亲切地说：“你们俩能调到空军来工作，我很高兴。”因我在陕北给他当过警卫班长，所以这次见面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刘亚楼待大家坐稳后，紧接着又说：“空军是我们军队新组建的军种，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过去陆军的一些东西在空军可能用不上了，但是陆军的建军原则和方针，艰苦奋斗，纪律严明的好传统则不能丢。调你们到空军来，就是要你们把陆军的这些优良传统带过来。”

　　我和王学清同志听了刘亚楼司令员这一席谈话，内心顿觉释然。是啊，红军连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呢！

　　刘司令员接着又征求我们对具体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有两个工作让你们自己考虑。一个是预科总队、一个是航校的参谋长。我知道你们俩都是正师职干部，要当参谋长，就得委屈一下喽。”

　　听罢，我当即表示愿意去当航校的参谋长。我说职务高低无所谓，关键在基层可以一边干一边学，还能尽快地摸索空军各方面的知识。 刘亚楼同志听后，十分高兴地说：“这很好嘛！有的同志不愿意当参谋长，杨思禄你愿意去当，说明你有眼光的。我就是参谋长出身，我认为只有好参谋长，才能在将来当一名好主官！”

　　我在北京过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便赴山东济南第五航校走马上任了。

　　当时五航校的校长是方子翼，政委是王绍渊，我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仉少久。校长顾问是苏联的杜洛夫，参谋顾问是苏联的马林若夫。

　　初到航校时，我凭着自己的工作热情、强健的身体，拼命地干工作。不管是营房建设还是部队管理，甚至篮球比赛，我都尽力参加。但在实践中我唯一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是在飞行技术管理上确实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所以我给自己订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必须尽快由“外行”变为“内行”。每次到机场时，我总想坐一坐飞机，体验一下空中的滋味。可那时的教练机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坐的。后经我向苏联顾问再三请求，终于同意让我坐一次飞机了。当时我高兴极了，可是万没想到的那个飞行教官不知是成心要整我一下我这个从陆军部队来的“大老粗”，还是要显示一下他自己的高超技术，飞机升空后，他不是大坡度地拉升爬高，就是左右翻滚，动作十分粗猛。虽说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可连半点新鲜感还没尝到，便早已吐得不成人形。落地后下飞机时，只觉头重脚轻，如坠云里雾里。可我还是拒绝了别人的搀抚，硬是坚持自己走下了飞机。

　　正是从那时起，也许是那个飞行员的有意捉弄，使我突然萌发了一股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我要学飞行！一定要学会飞行！否则我无法在空军干好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