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2年8月

在重庆大学电机系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45年10月-1947年12月

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学习，获电信硕士学位。

1948年8月-1956年

任上海市电信局技术员、长话处副处长。

1956-1957年

任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电话处副处长。

1957-1966年

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正处级）。

1973-1978年

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多项重大工程技术负责人。

1978-1988年

任邮电部科技局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9-1995年

任邮电部科技司负责通信网路技术有关工作。

1996年6月

退休

上海解放后，钱家治即投身于新上海和新中国的通信事业。1948年8月至1956年8月在上海电信局工作时，解决了上海大区在电信网路建设和运行中存在的多项技术难题。

1953年，上海电信局被邮电部指定为长途业务领导局，负责长途人工网的运行管理和通信质量的改进提高。其范围：南向上海至长沙沿线各局（站），北向上海至天津沿线各局（站），西向上海至武汉沿线各局（站）。他每月分别召开各方向电话会议，布置和总结电路群质量工作，要求沿线各局（站）大力协同，改善严重的串杂音问题，取得一定的成效。

身为长话处副处长的钱家治，首先，他将一个旧社会留下的旧机房进行改造，使之逐步走向现代化。将机房中原有破烂不堪的牛皮地面全部拆掉更新，将旧机房全面粉刷一新并增强亮度，机房四壁全部挂上各型机载波机电路图以便查阅。由于工作环境变了，值机人员的精神状态大为振奋。然后，拆除了20世纪30 年代日本的旧设备，将从美、英、匈牙利等国引进的各型三路载波机进行科学排列。

为了进一步改进串杂音问题，他指导技术人员研制电路“调路台”，将分散调度改为集中调度，大大提高了通信质量和工作效率。一群长途线路自总配线架经各型载波机、调路台到人工长途台话务员坐席，要经过一系列各型配线架，涉及近千个接线头，稍有不慎接错一个，该电路就要中断，且白天要开放业务，线路割接只能在午夜进行。回忆当年的情景，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虽然工作十分紧张，但是技术人员情绪高涨，接线谨慎，胜利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鉴于当时上海至杭州的长途线路遭到解放战争炮火的破坏，导致串杂音严重，上海局多次向邮电部报告要求用正在建设的“88式”交叉来解沪杭干线之急，但均未得到回音。于是只有靠自力更生来解决。1953年初，钱家治研究并设计了“架空明线四线担（44式）交叉设计方法”，使沪杭干线得以顺利开通。南向电路群自上海，经杭州、南昌到长沙，要跨越两座特长大桥——杭州钱塘江大桥和南昌八一大桥。尤其是后者，江面宽、跨度大，架设长途干线因垂度太大无法进行，且一旦中断后无法修复，而在桥上也无法立杆架线。他经过调查研究，决定采用四心橡皮电缆，先测电容再配以适当电感，形成一条带宽为三路载波的低通滤波器。利用这条电缆沿桥边而过，使南向电路群得以顺利开通。他还多次组织和指导对上海至天津、上海至长沙、上海至武汉三大长途干线进行电路群组巡，解决了网上及沿途各局（站）内部存在的大量串音质量问题。

钱家治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工作。为了提高载波机带通滤波器的性能，他积极组织开展带通滤波器的研究。他仔细测试后发现，美国载波机的带通滤波器性能非常优越，反映在通带段衰减甚小，而在阻带段衰减猛增且陡峭，与通带段几乎成垂直之势。于是他与上海交通大学许得纪教授合作展开研究。许教授曾留学德国，对此颇有研究。他就请许来讲解，有时讲不下去了就回校再准备，准备好了再讲，有时又前后发生矛盾，就再回校准备，如此反反复复，前后将近半年，总算讲通了，提出了具有预畸功能的综合法带通滤波器设计方法。为了验证，他派出3位工程师按该方法同时进行计算。许教授考虑到需要进行上千次的多种运算，为了防止其中某一环节发生错误，要求运算到10位，最后取4位。当时只有人工手摇计算机，工作量之巨可想而知。据此方法做出的带通滤波器，其通带段和阻带段的衰减特性，几乎与美国的完全一致。就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带通滤波器，在上海长话局科技小组诞生了。

匈牙利的3路载波机，当初只能开通两路，另一路因衰减甚大而无法应用。他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原来在该机出厂时，其方向滤波器内有只电容器，电容量比设计值大了两倍，更换后3路就全通了。

载波机上装有宽频带深负反馈线路放大器。有的载波机，其线路放大器经常发生“振荡”，一旦出现“振荡”，全线中断，后果严重。他派工程师经过历时3年的研究，才查出“振荡”是因线路放大器内有只电容器接触不良所致，焊好后，“振荡”就不再发生。

1960年，作为主要研制者，钱家治组织指导了多项技术攻关，并与通信设备制造部门结合，成功地研制出中国第一套312-4型12路载波机，推广到全网使用，为此获邮电部特等奖。1964年，邮电部组织“6401”会战，其中中国第一套大容量600 路微波载波终端设备，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两波一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家治作为总技术负责人，组织了卓有成效的技术攻关，狠抓科研与生产结合。为保证质量、加快速度，他提出创新举措，跳越传统的科研、样机、产品阶段，将科研开发与产品生产紧密结合，使科研成果很快转化为产品。该设备投产后优先提供国防使用，为国防通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邮电部的表彰。当时，因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没有评奖。但这项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经验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家治受到冲击，从1969 年起先后到湖北、河南“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到北京。

1973年，邮电部京津段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试验工程（简称2109工程），因遇到多项技术难题，久攻不克，建成两三年了还不能开通。钱家治任技术负责人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直坚持在工程第一线。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劳累过度，体力不支，几乎晕倒在工地上，回北京稍作休息后又去天津，组织相关单位研究解决技术难题。在他的组织和指导下，成功地完成了工程试验并通过了国家鉴定。他因成绩突出受到邮电部表彰。1974年，他参与沪杭4×4对称电缆60路载波系统试验工程，该工程是在以往几次试验后均未得出结论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作为技术负责人，成功地完成了试验工作。这项成果为国防通信的全面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受到了邮电部的表彰。

1976年至1978年，中国第一条新技术长距离大容量通信线路——京沪杭中同轴1800路干线建成后，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大部分电路不能开通使用。当时，邮电部集中了有关科研、企业、设计、建设、维护等单位约300人的技术骨干，进行全线整治但未有效果。以建设、维护单位为一方，提出应将这套系统退回制造厂重做；以科研、制造厂为另一方，提出建设单位施工不当，应将地下电缆挖出重新铺设。双方各执一词，难以协调。在关系大通路命运的紧急关头，邮电部组织了“二四工程”会战，钱家

治作为总技术负责人，力排众议，与分布在1500km沿线的技术人员一起，理论联系实际，在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日夜拼搏，大搞科学实验。他亲自带领几位同志自南京乘车60多千米，再步行四五千米，到山脚下的通信机房研究情况、收集数据，由于白天不能影响正常通信，工作只能在午夜进行，有的时候因远离驻地而赶不回来，晚上只能住在早已废弃的小店里，天气寒冷使人无法入睡。这样，经过近3年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科学数据，绘制出上千条特性曲线。经过分析研究，找出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解决措施。针对通信干线不同段落，对天津至济南、济南至南京、南京至上海杭州三大段，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将全程指标200毫奈，按最恶劣的情况，采用线性叠加规律，分别提出60毫奈、90毫奈、50毫奈分指标，并在全程不同频段内配制特定的小均衡器，迫使其达到全程200毫奈的规定，而且又能适应每年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确保了这条通信大动脉的顺利开通和正常运行。他因作出重大贡献而获邮电部一等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邮电部科技局总工程师。

1983年，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组织领导下，钱家治参加了有近百个单位，上千名科技、经济和管理专家参与的12项中国技术政策制订工作。他主持了中国技术政策（通信）的研究制订。这项工作涉及邮电、铁道、水电、电子等7个部门，工作量大，情况复杂，技术性强。经过调查研究、统计计算和科学论证，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中国技术政策（通信）以国务院文件正式发布。他因此获得三委授予的“突出贡献奖”（排名第一）。同时，他还代表通信行业，因作出重大贡献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殊荣。

80年代，钱家治曾担任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通信顾问组副组长。在此期间，他对中国通信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各公用网与专用网建设、光通信基地的选点与发展、中国第一条光缆——宁汉光缆重点工程的审查、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招标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

1979年至1995年（1989年以后退居二线），他主要从事电信网路技术的研究和指导，长达16年之久，并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多年来，他审查、修改的各类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技术报告、试验报告等达数十种。

长期以来，钱家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实践，善于总结，在电信网路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开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通信事业开始加速发展，对网路技术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而当时中国在这方面还相当落后，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面对种种困难，他积极摸索电信网路技术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为形成中国自己的网路技术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为打破当时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他根据国家和邮电部发展电信业的有关精神，开始研究有关电信网路技术问题。他在对某单位上报的23份有关网路方面的文件审阅后，根据多年从事通信实践与科研的经验，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与有关单位的技术人员一起，对文件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这项工作前后长达4年之久，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最后形成一份精练适用的《电话自动交换网》文件。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他提出和开创了中国公用通信“网路技术”这一新的软科学领域。公用通信“网路技术”的内涵包括从国情出发，运用网路原理和科学方法，按照通常规律，有效地制定相关政策和原则、网路总体与分类、通信装备的进网成网以及装备网与各类业务网的关系等部分。

各部分按规律性并综合优化互相连接构成的网路技术，具有质量效益和可操作性。这一网路技术涵盖了全国公用通信网路系统建设理论及其实现方法。他运用这种方法，同时借鉴国外经验，对多种通信网路系统的建设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把关，有效地加快了建设进程。由于是他首先研究提出网路技术并加以实践，因而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近16年的工作中，他主持并参与了相关单位有关网路系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制定，其中包括电话自动交换网、移动通信网、电话网上开放数据业务、卫星通信网、七号信令网等技术体制、标准，以及全程全网传输标准、网路接口标准、长途传输网规划和可靠性要求等通信发展急需而又关键的各类网路文件。这些技术文件经邮电部批准发布实施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有效地促进和保证了通信网的建设、运营和安全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