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博·凯塔（Modibo Keta，1915年6月4日——1977年5月16日）

马里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兼总理、武装部队总司令，苏丹联盟党总书记。

1915年6月4日，凯塔出生于法属苏丹首都巴马科郊区的科拉区一个穆斯林家庭，父亲是行政职员，属班巴拉族，母亲是家庭妇女，属马尔卡族（马尔卡族、班巴拉族和马里、几内亚境内的另一支重要部族马林凯族，同属曼丁哥族系）。早在13世纪以前，凯塔家族的先辈们就皈依了伊斯兰教，由于受家族传统的影响，他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从小他就崇拜古代马里帝国的缔造者松迪亚塔（全名“曼萨·松迪亚塔·凯塔”，“曼萨”意为国王），因而他和自己的先辈一样，都认为自己是马里帝国凯塔王朝后裔。

莫迪博·凯塔童年时代在古兰经学校学习，1925——1931年在巴马科读小学，1931年进入泰拉松-富热尔公立中学（今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公立中学，该学校为马里培养了莫迪博·凯塔、卡达里·班巴、迪翁昆达·特拉奥雷、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等一批杰出的政治领袖）。1934年进入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威廉·蓬蒂师范学校（蓬蒂在1908—1915年间任法属西非总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所高等学校，为法属西非各殖民地培养了不少行政人员和小学教师）读书，学习成绩优异。1936年毕业后回到马里，先后在巴马科、锡卡索和廷巴克图等地教书。

在从事初等教育工作的同时，莫迪博·凯塔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活动。1937年，他与上沃尔特的丹尼尔·韦津·库里巴利组建了法属西非教师工会联合会。1943 年，凯塔与好朋友让·玛丽·科内创办了《凯内杜古之眼》杂志，批评殖民当局。1945年与马马杜·科纳特共同组建苏丹（马里原名）集团，马马杜·科纳特任党主席，莫迪博·凯塔任总书记。1946年10月，苏丹集团并入由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科特迪瓦首任总统）领导的非洲民主联盟，凯塔任总书记（至1960年9月22日非洲民主联盟解散），并筹建苏丹联盟党作为非洲民主联盟的苏丹支部。同年底因发表批判殖民统治的文章而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在巴黎德拉桑特监狱关押了3周，1947年获释后任苏丹联盟党总书记。1948年任当选为苏丹领地（今马里）立法议会议员（巴马科-下基塔区选区）。

1950年因从事反法活动，法属苏丹殖民当局指控凯塔是共产党人，把他派遣到马里北部偏僻地区去组织游牧民学校，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流放。后来由于乌弗埃-博瓦尼声明非洲民主联盟断绝与法国共产党的一切联系，法国殖民当局才减轻对该党及其分支的镇压。1952年，处于流放中的莫迪博·凯塔再次当选为苏丹领地议会议员并任副议长，同年被允许重返巴马科。

1953——1956年先后当选为法属西非大议会议员和法兰西联邦议会议员。1956年5月，马马杜·科纳特去世后，凯塔成为苏丹联盟党领袖。1956年11月26日任巴马科市长。1956——1959年先后当选为法属西非大议会议长、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副议长，成为法国国会第一位非洲人副议长。他还两度进入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任内阁成员，1957年6月17日——11月6日任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政府主管海外领地事务的国务秘书。1957年11月18日——1958年5月14日在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中任总理府国务秘书。在此期间，他同博瓦尼一起领导的非洲民主联盟与法国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运动联盟结成联盟。

1958年11月28日——1959年4月4日，莫迪博·凯塔任苏丹自治共和国政府总理，并支持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提出的建立“法兰西共同体”的主张。1959年4月4日法属苏丹和塞内加尔两个自治共和国在法兰西共同体内组成马里联邦，凯塔任联邦总统兼总理，1960年1月17日——8月20日任马里联邦制宪会议主席。同时，凯塔联合当时西非主张建立联邦的政党组成非洲联邦党，这一举动惹恼了乌弗埃-博瓦尼，但得到艾哈迈德·塞古·杜尔的支持。1958年3月26日，苏丹联盟党和塞内加尔人民党、尼日尔萨瓦巴党等合并组成非洲联邦党，凯塔任总书记，并宣布苏丹联盟党为该党支部，脱离非洲民主联盟。1960年6月20日经同法国协商，马里联邦宣布在法兰西共同体内部宣告独立。独立后，塞内加尔和苏丹就是否应当退出法兰西共同体以及在社会改革、经济联系等问题上出现政治分歧。1960年8月20日，塞内加尔宣布退出马里联邦，保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联邦随告破裂。

1960年9月22日，苏丹宣布独立，定国名为马里共和国，并退出法兰西共同体。凯塔任总统兼总理、国防和外交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握有全国最高权力。1965年取消总理职位后，兼任政府首脑。1967年兼任保卫革命全国委员会主席。1968年11月19日，以马里卡蒂军官学校副校长穆萨·特拉奥雷中尉为首的一批青年军官发动了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推翻凯塔政权，莫迪博·凯塔被捕入狱。1977年5月16日在狱中逝世，终年62岁，5月19日被安葬在巴马科。

莫迪博·凯塔重视对华关系，对中国十分友好。本当独立时即可承认新中国，但顾虑到当时台湾当局还窃据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位置，所以待马里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后，他即致电周恩来，声明承认新中国，与台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周恩来随即复电凯塔祝贺马里独立。在马里独立一个月后的1960年10月25日，马里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1964年1月16日至21日周恩来访问马里，他与凯塔首次见面就感觉十分亲切。当时正值伊斯兰教每年一度的斋戒节，马里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并普遍在此时进行狂欢和歌舞表演。周恩来十分尊重非洲民族的文化艺术，他热情地拉着凯塔一起跳起黑非洲这种节奏欢快、情绪热烈、气氛融洽的舞蹈。凯塔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知道吗，在非洲，歌舞是黑人生命的一部分。”周恩来接着说：“好哇，那我也有黑人的生命了。”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非洲人民从心底里流露出的亲切与尊敬的感情。周恩来后来对代表团成员说，我在马里生活得十分愉快。访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与马里政府代表团共举行了6次会谈，为周恩来非洲十国之行中中非领导人会谈次数之最。在前三次会谈中，凯塔表示马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帝反殖，奉行不结盟政策；周恩来则对马里的进步表示钦佩。

在后三次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对外政策，他强调指出，就中国的经验来说，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并提出过渡时期的八项任务：一、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二、肃清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三、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四、壮大工人阶级队伍；五、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争取经济独立，政权要掌握在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手里；六、加强国防力量；第七项和第八项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凯塔等马里领导人对周恩来的讲话听得非常仔细，表示要加以研究。事后凯塔向部长们说：“像周恩来总理这样坦率地同我们谈社会主义问题，是我接触过的政府首脑中唯一的一位。”

周恩来还同凯塔总统深入交谈了关于我国援外的八项原则，指出我国援外目的在于尊重主权国家，发展独立经济，不干涉内政，不是造成依赖经济。凯塔完全赞同中方观点。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最后正式写进了中马两国联合公报。这八项原则以及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成为尔后“南南合作”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先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赞同和发扬。

莫迪博·凯塔总统曾于1964年9月29日—10月4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国庆活动；同年11月1日—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莫迪博·凯塔执政期间，对内消除殖民统治的影响，维护马里的民族独立。凯塔强调“只有取得经济独立，才有真正的独立”。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和削弱外国垄断资本对马里经济命脉的控制。凯塔认为，独立后的马里人民“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富有人性的社会，使人人机会平等，人人从国民收入中得到公允的一份：我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

在政治上，莫迪博·凯塔总统指示执政党—苏丹联盟，巩固国家政权，以贯彻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策。党的意识形态是典型的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左倾思想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教。在组织上，苏丹联盟是一个群众性政党，整合吸收了各行业工会和反对派政治组织，建立党领导下的工会、妇女、青年和退伍军人俱乐部等群众团体，从而建立起一党制的政治体制。

凯塔认为马里没有资产阶级，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需要进行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如建立国营企业，发展国营经济，对银行、外贸、内河航运、公路交通等部门实行国家垄断；在乡村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集体农场，由国家统一收购农产品，限制农贸市场。1961年起实行第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对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维护非洲团结，促进非洲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创建非洲统一组织（今非洲联盟）和不结盟运动。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和刚果（利）（今刚果（金））卢蒙巴政府，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谴责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进行的侵略战争等。因此，凯塔在国内和在国际事务中赢得了声誉。

马里独立后的外交重点是优先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因此在1962年，马里宣告其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68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1年，凯塔总统作为不结盟国家代表访问美国，与肯尼迪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莫迪博·凯塔是“非洲社会主义”的主要创立者和实践者，马里是最早实行社会主义的黑非洲国家之一。大部分非洲新兴国家在独立伊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中，以凯塔、恩克鲁玛、塞古·杜尔为代表的左派都倾向于苏联、东欧、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都试图通过仿效东方社会主义，急于摆脱旧殖民主义体制的束缚和对前宗主国的依赖，企图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的面貌，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和国家繁荣富裕。但在这一过程，他们忽视了非洲大陆尚处于原始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经济模式这一实际情况，社会主义试验没有考虑到本国具体的国情，而是简单照搬苏联模式。

凯塔提出“只有取得经济独立，才有真正的政治独立”。在这一思想主导下，马里在1962年脱离了法郎区，在国内改用马里法郎为通用货币。由于马里法郎没有多少出口产品作后盾，结果不能用于国际支付，致使马里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国家预算逐年削减，公职人员的工资多年冻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乡民生活更为艰难。

马里是个农牧业国家，因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掠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全国90%以上人口从事农牧业，农业和畜牧业是马里的经济支柱。虽然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主要有铁矿、铝土矿、磷酸盐以及锰、铜、黄金、锂、钍、盐、矾土、硅藻土等矿藏，还有原始大森林和丰富的水力资源），但受限于工业水平（独立前没有工业）和技术条件，除传统的金沙和岩盐外，其它均未开采。操之过急的发展计划和激进的社会变革导致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和粮食供应不足引起群众怨声载道，广大城乡群众对凯塔政权的经济措施日益不满。

1967年，凯塔政权采取了使马里法郎贬值、恢复与法国的经贸联系、返回法郎区和接受巴黎的大量经济援助等项举措。此外，莫迪博·凯塔还被迫允许法国人重新获得在马里的经济特权。这一政策在执政党苏丹联盟内部遭到反对，从而导致党内出现了分裂的苗头，凯塔总统不得不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严厉的压制手段。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亏损，依赖莫迪博·凯塔扩大公共生产部门的投入，但公营部门的扩大未能扭转和强化经济，导致国家用于国际支付的资金严重短缺。

在经济不景气、政局不稳之时，凯塔总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排除异己，先后撤换了一部分党、政官员，并组建了他的私人卫队——“马里民兵”，清洗了一批国家武装部队军官，严重削弱了国家武装力量。1967年发动“积极革命”，成立保卫革命全国委员会，监禁反对派，实行政治高压。1968年，“马里民兵”制定了“逮捕军官”计划，准备在整个军队进行“大清洗”。它像一根导火索，导致凯塔政权危如累卵。

以穆萨·特拉奥雷为首的一批青年军官预感到惨遭逮捕的危险，他们不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决定先发制人。1968年11月18日晚，特拉奥雷等人趁凯塔总统视察外地未归之际密谋政变。19日凌晨，军官团闪电发动军事政变并控制了整个首都，19日上午，毫无防备的凯塔在返回巴马科途中被逮捕，在被软禁了一个月后，被送到马里北部基达尔和加奥之间（撒哈拉沙漠地区）一个孤零零的军事哨所，1977年5月19日在狱中谢世。

关于莫迪博·凯塔的死因一直存在争议，马里广播电台宣称“莫迪博·凯塔因患急性肺水肿去世”。但反对派则认为是监狱方面在凯塔的饮食中下毒导致其死亡。在凯塔的葬礼上，反对派与安全部队发生严重冲突，总统穆萨·特拉奥雷被迫进行干预，通过马里通讯社就莫迪博·凯塔死亡发布了一个“官方”版本的说法，但这套说辞难以服众。

1991年3月穆萨·特拉奥雷政权被推翻，1992年4月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当选总统，莫迪博·凯塔获得平反。1999年6月6日，“莫迪博·凯塔”纪念中心在巴马科落成。

莫迪博·凯塔被认为是泛非主义和黑人传统文化最活跃的思想家之一，他将毕生贡献于非洲的团结和统一事业。他的第一次尝试是与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共同建立马里联邦。1960年8月联邦解体后，他与桑戈尔分道扬镳。同年12月转而与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缔结西非国家联盟。1963年在起草《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和促成非洲统一组织成立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3年，他邀请摩洛哥国王和阿尔及利亚总统访问巴马科，以调停人身份调处两国的“沙漠战争”，希望和平解决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边境领土争端。随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加入调停斡旋，四国会议达成《巴马科协定》，最终促成冲突结束，凯塔也因此获得列宁国际和平奖。1963——1966年，凯塔与塞内加尔、上沃尔特、科特迪瓦实现关系正常化，与铁托、尼赫鲁、纳赛尔、恩克鲁玛、苏加诺共同倡导建立不结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