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简介

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她身材矮小，体型微胖，且喜欢身着红裙，这些连同其令人敬畏的政治声望，都使她在那个历来都由男性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她的个人经历及日常生活也同样完全可以用“政治”一词来概括。1996年12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名当时已经59岁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务卿，1997年1月22日，这一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奥尔布赖特也因此而成为美国建国220年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是一位敢于实现自己梦想的女性，她的好奇、雄心、把握游戏规则的能力及其面对新挑战的决心，使得她从童年到中年一直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奥尔布赖特有着深邃的智慧、极佳的应变本领和良好的判断能力，她也是一个能够很好地利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季节的女人，而她扑朔迷离的身世和曲折的逃亡经历也都曾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一名女性，奥尔布赖特曾经满怀柔情地演绎了一个犹如灰姑娘般的故事；作为一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果断而从容地面对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舞台的惊涛骇浪。历史不会记住每一个人，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她用自己的一生经历为那些渴望有所作为的男人和女人树立了共同的典范。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颠沛流离的童年

奥尔布赖特1937年5月15日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外交官家庭，本名玛德琳卡·考贝尔。在她两岁的时候，纳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考贝尔一家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逃亡生活。 小玛德琳卡先是跟随父母踏上了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之后又取道希腊去了英国。刚到伦敦的前几个星期，考贝尔一家非常压抑，由于成千上万的东欧人涌入这座城市，找工作很难，一家人只能靠从捷克偷带出来的钱生活。 到了1941年春季，德国人对英国的轰炸不断升级，伦敦已不适宜居住，考贝尔一家搬到了乡下。 　两年后，玛德琳卡开始在因戈玛学校上一年级。每个学生都携带一个装有防毒面具的小铁箱，箱子上漆着学校的油漆，即使是离开教室，孩子们也一直带着它。晚上，由于空袭频繁，考贝尔一家不得不躲入防空洞。 在一家人逃出国门的同时，玛德琳卡的爷爷奶奶还留在捷克。他们被送往希特勒专门为犹太人设立的集中营，此后两年内，两位老人先后离开人世，一个死于伤寒病，一个直接被推进了毒气室。玛德琳卡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94年她随克林顿一起出访布拉格时，才知道这些。 二战结束后，考贝尔一家又飞往贝尔格莱德。玛德琳卡的生活从此变得异常孤独，她基本上没什么玩伴。10岁时，玛德琳卡表现出学习上的天赋，成绩远远超过了同年龄段的孩子。可是，由于她年龄小，不具备升级的资格，父母决定把她送到瑞士的学校学习，他们选择了谢克斯布莱斯的波列普琳那学校。玛德琳卡大发脾气，她告诉她的父母她不想去瑞上学。 但是她失败了，由于患皮疹，她比其他学生晚两个星期到校，秋季学期已经开学，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学校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玛德琳。圣诞节，她没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回家和父母团聚，而是被送到附近的德语学校，吃住都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贝尔和捷克政府的隔阂越来越深，1948年，他叛逃了，伦敦再次成为考贝尔一家的避难所。后来，他们去了美国，在纽约市郊安顿下来。在那里，玛德琳不仅口音听起来跟别人不一样，穿着打扮也如此。外套不是太宽就是太窄，裙子不是太宽就是太长，从来没有合身的时候。她的同学偶尔举行少男少女聚会，但玛德琳从来不参加，她的父母对美国孩子习以为常的聚会不以为然。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热衷政治的女学生

在美国的第一学年结束时，玛德琳从六年级毕业。考贝尔一家又一次收拾行囊，朝着他们的目的地--美国西部进发。她先后在丹佛南区的莫雷斯初级中学和肯特女子中学度过了中学时代。 高中毕业前，她同时向5所大学发出入学申请，她需要保证至少得到一所院校的奖学金。一周之内，她被5所大学同时录取，其中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为她提供了数额最高的全额奖学金，还替她出了到学校的路费。初到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时，玛德琳看上去跟其他新生没什么两样，除了鞋面蒙上了一层尘土外--这是她跨越一半国土长途跋涉的证明。 从到校的第一天起，玛德琳的认真劲和上进心给老师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渴望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经常给《韦尔斯利新闻报》撰稿，作为一名热衷于美国政治的学生，她几乎是父亲的翻版。毕业近40年后，奥尔布赖特谈起她的大学时代时，依然眼里泪光闪闪地说：一切像是在梦中，我是那样地热爱韦尔斯利。 1957年3月25日，对于玛德琳一家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他们移居美国8年之后，父母成为美国公民，同年8月14日，玛德琳获准加入美国国籍。 大学二年级在《丹佛邮报》实习期间，玛德琳遇上了乔·奥尔布赖特，他是美国一个家族报业帝国的继承人。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婚姻在45岁时亮起红灯

两人对政治和新闻有着共同的偏爱，与乔相遇仅6周后，她就带上了别针，这是订婚的前奏。他们很快坠入了爱河，玛德琳为此放弃了天主教而改信新教圣公会。 韦尔斯利的毕业证和一只结婚钻戒，使玛德琳的生活放射出熠熠光彩。当乔从军营服役期满后，奥尔布赖特夫妇回到了芝加哥。乔在《太阳报》重操旧业，玛德琳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谋到一份工作，奥尔布赖特夫妇的生活开始蒸蒸日上。 后来，奥尔布赖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获得公共法律与政府专业的博士学位。1980年，她申请并成为伍德罗·瓦特国际学者中心的学者，到波兰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研究之旅。然而。当她两年后从波兰回国时，丈夫约瑟夫却抛出一枚婚姻炸弹，他对妻子说：这场婚姻已经死亡了，我已爱上了别人。我真的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令我心烦的了--约瑟夫向我提出离婚协议，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既不说我看上去太老气，也不问我为何心烦意乱，他只是说其他人也离婚，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时年45岁的奥尔布赖特首次开始了她成年时期的单身生活。和大多数刚离婚的人一样，我必须安排我的社交生活。而这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自20岁起，我就再没注意过其他男人。我没有自信，我要感谢约瑟夫离开时对我长相的评价，我是个太一本正经的人。我上次约会是在50年代，而现在是80年代了。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约会的规矩，我觉得自己像一位45岁的处女。 在一些女性朋友的帮助下，她学会了独立生活。凭着自己的不懈追求，奥尔布赖特最终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女性。当我成为国务卿后，我意识到，如果不是离婚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当然，也许其他人可以。但一想到离婚，我就非常难过。我一直想，如果约瑟夫改变主意，回到我身边，那么任何职位我都会心甘情愿地放弃。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

1955年，奥尔布赖特中学毕业后，被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特·霍尔约克大学、丹福大学、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同时录取，她选择了为她提供了数额最高的全额奖学金的韦尔斯利女子学院。1959年，奥尔布赖特以优异的成绩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毕业。1960年，她曾经一度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1962年，她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攻读侧重国际关系专业的政治学研究生，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63年，她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成为黑人学生基金理事会理事，华盛顿歌剧社成员，并且于1968年参加了布瓦尔小学理事委员会，后来成了该委员会的第一位女主席。
1972年，35岁的玛德琳初次踏上与政治相关的工作岗位，她的工作是为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S·马斯基筹集资金，同时负责国内政策和立法问题。1978年，在卡特政府任职一年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克纽·布热津斯基曾特别邀请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联络员。1980年，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后，奥尔布赖特离开了白宫，并且于1983年与丈夫正式离婚，同一年，奥尔布赖特成为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威廉·H·多纳讲席特聘教授和“外交服务新女性计划项目”的主任。1984年，奥尔布赖特成为吉哈尔丁·费拉罗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但奥尔布赖特正式展露其才华还是在1988年马塞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总统竞选中，尽管这次竞选最后失败了。1988年7月，奥尔布赖特加入了一个名为“国家政策中心”的小智囊团，并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1992年12月，克林顿任命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实际上，正是担任美国常住联合国大使的经历使奥尔布赖特的个人能力和影响力大增。1996年，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里，克林顿宣布他已选定奥尔布赖特作为其国务卿。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一职。1955年，当奥尔布赖特凭奖学金进入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后不久，她就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参与《韦尔斯利新闻报》的工作，且曾经一度是这份报纸新闻版的副主编。《韦尔斯利新闻报》是一份以反映校园生活为主的周报，然而，出于对政治的偏爱，奥尔布赖特不时撰写一些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文章。1958年，奥尔布赖特就曾为肯尼迪来韦尔斯利以竞选参议员连任而写过新闻报道。
同时，奥尔布赖特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坦率性格，也成为她日后在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宝。从她在比维尔小学理事会任职时，这种性格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与她共过事的博斯德曾经评价道：“我钦佩并欣赏她的思维方式，她是个非常诚实的女性，遇到问题迎刃而上，不避不闪。”当她在联合国工作时，这位已经逐步适应其职业生涯的政坛新星更加显露了她率直的本性，安南曾经明确表示欣赏她那种不拐弯抹角的直率，曾经与奥尔布赖特有过密切工作往来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曾说道，即使产生暂时的争执，但与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诺诺，没有原则的人相比，他更欣赏奥尔布赖特的坦率。
奥尔布赖特是绝对的学者出身，她拥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因而她也具备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特质：坚持主见，有独立的思想和主张。早在少年时代，奥尔布赖特的这种独立意识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当她还在肯特读中学时，“她总是捍卫民主党一方的主将”。重权在握后，奥尔布赖特更是如此表现，“她参加会议经常是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但却不愿与同事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完全的学者作派。要在政坛上得心应手就必须有很强的适应力，也许要归功于童年的逃难生涯以及她母亲的影响，奥尔布赖特在不同的环境中都应付得轻松自如。马斯基是“国会中名副其实的最难伺候的参议员”，但初出茅庐的奥尔布赖特却能和这位要求苛刻的人物和睦相处。当克林顿总统物色新的国务卿人选时，他看重的正是她的这种才能，而且对此大加赞赏。克林顿总统认为她善解人意，在复杂情况下也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奥尔布赖特面对办公室之间的政治和钩心斗角十分老练，小心从事；在白宫做宣传时，她从不喧宾夺主；在一些高级政策会议上，她也不怎么发言，有人曾告诉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在一起，除了没有恐惧感外，就像和霍尔布鲁克在一起一样。”
韦尔斯利学院的座右铭乃是：“不需别人照顾，但需照顾别人”，并且有着“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的传统。如果照此标准，奥尔布赖特无疑是韦尔斯利学院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一生就是对这些标准的精彩演绎。正如约翰·温斯顿所言：“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政治生涯一帆风顺

在乔治顿大学，奥尔布赖特开始走出婚姻低谷。1982年9月，她开始教授现代外国行政管理课程，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她还为研究生开设外国政策制定、美苏关系及当代国际关系等课程。很快，她就成了乔治顿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1989年到1991年期间，奥尔布赖特经常受邀参加一个名为重大决策的脱口秀节目，这使她在美国政治中变得日益重要，并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与此同时，她开始为美国之音做每周评论，这为她提供了另一个展示个人思想的舞台。 真正让奥尔布赖特在政治舞台上展示个人才华的是，在1988年总统竞选期间，她成为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的主要外交顾问。后来，精明的克林顿同意帮助杜卡基斯与布什面对面论战，这也是奥尔布赖特第一次遇见克林顿。
在奥尔布赖特从事民主党竞选活动的20多年中，她建立了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朋友网络。在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几个月后，奥尔布赖特就被派驻联合国。1997年1月，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 在任职后的几个星期内，她就进行了被媒体广为宣传的国际访问，在11天的时间里访问了9个国家。5月，她又前往南斯拉夫，在萨格勒布她轻描淡写地指责了克罗地亚总统，指明他未能遵守十八个月前在俄亥俄州代顿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 她告诉一位内阁成员，她对于克罗地亚未能阻止针对试图返回家园的塞尔维亚难民的袭击感到非常厌恶，这个词在外交界是极少听到字眼。 奥尔布赖特还设法培养与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的关系，这是个有时让人颇感棘手的人物，曾主持过前克格勃的工作，两人的友谊最后发展到直呼其名的程度。普里马科夫敬重奥尔布赖特的坚韧不拔，称她为铁娘子。 1997年11月是对奥尔布赖特外交手腕及耐力的最严峻的考验，这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正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峙，为了达到迫使萨达姆让步的目的，她飞往中东寻求联合国安理会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支持。 她穿梭于多哈、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等城市之间，考虑一系列问题，处理在伊拉克即将爆发的严重危机……她必须与那些不完全赞成我们方案的国际伙伴打交道，这非常困难。在华盛顿密切关注各种谈判的塔尔伯特说。 奥尔布赖特最大的感染力在于，她与普通的美国人一样，有时会头发纷乱，身着沾有污渍的裙子，穿着袜子到处跑。尽管权威势重，但她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在华盛顿单凭个性是不会成为受欢迎的客人，而只能是在某一时刻炙手可热而已。 当2000年克林顿结束第二个任期之后，奥尔布赖特也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卸任后，她重新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她有3个女儿和5个外孙，她说要努力做一个慈爱的外祖母，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 在闲暇的时间，她编著了自己的传记《国务卿女士》。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犹太难民身世，毫无保留地袒露破碎的婚姻曾给她人生带来的巨大伤害，因为坦率是她一贯的作风。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中国太大，美国不能忽视

2003年9月16日，奥尔布赖特推出了个人回忆录《国务卿女士》。书中谈到了她任期时经历的中美关系。奥尔布赖特曾在1997年、1998年和2000年先后5次访华。 她在回忆录中说，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中方认为最完美的会议，是美方在会后声明中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长年不断地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奥尔布赖特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所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它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不会在统一问题上让步，台湾亦绝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与中国官员会谈时，只要一触及台湾问题，他们就会说出一大串历史。她说，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是常处于世界的热点中，但它随时可能爆发大麻烦。 奥尔布赖特说，邓小平曾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统一。克林顿希望和江泽民在1997年、1998年举行的美中高峰会，能够建立起两个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为准备1998年的第二次美中高峰会，奥尔布赖特飞往北京安排，江泽民带她参观中南海。江泽民说他准备和克林顿坐在湖边长廊上，开会之余，还可欣赏音乐。江泽民招待她时，表现很是见多识广，有时说俄语，有时用英语引述格言，有时朗诵诗词。江泽民和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第一次峰会时，参观白宫林肯卧室，江泽民当场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辞。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国战机轰炸，奥尔布赖特的行政助理告诉她，CNN正报道此事，3名中国人被炸死，20人受伤。北京相信美国是蓄意轰炸。奥尔布赖特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找不到他。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华府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皮克林和白宫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再加上罗斯顿和几个保镖，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奥尔布赖特任驻联合国大使时，认识当时也在联合国当大使的李肇星，两人关系还不错。但那天晚上，李肇星非常生气。奥尔布赖向李肇星解释轰炸事件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意外，她感到极为难过，谨向死者和死者家属表达慰问之意，同时亦表示关切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的安全。 李肇星听了她的谈话后，表情严峻，他要求奥尔布赖特在中国电视上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突然间，电视摄影机出现了，她发表了简短声明后，准备离去。一群自称是中国记者的人挡住奥尔布赖特一行人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也难能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自豪。她说，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基本哲学。奥尔布赖特还说，处理对华关系，美国需要作一个长远的思考，美国不应视中国为敌人，而应期待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中国进行各种层面的接触。与中国接触，并不意味着赞助他们，美国应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对武器扩散与人权问题应持续表达美国的关切。奥尔布赖特意味深长地说，150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曾预言，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将塑造世界之命运。她说，托克威尔如在21世纪重临世界，他也许不会忽视俄罗斯，但他肯定会先写中国。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父亲的影响

 奥尔布赖特与国际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与她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父亲曾经任丹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后来又担任丹佛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常常有一些学生到家里做客，与父亲分析国际形势，谈论外交政策。勤奋严谨的父亲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师，他的严格要求让奥尔布赖特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奥尔布赖特对父亲的热爱与崇敬人人皆知。在就任国务卿宣誓时，她曾称父亲为“教我热爱自由和政治的人”。但是，考贝尔的历史中还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儿却从没在公开场合讨论过。要想了解奥尔布赖特，就必须了解约瑟夫·考贝尔。他们父女两人在学术和情感上都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睿智聪明且擅长社交的外交家，能说6种语言，可读8种文字。考贝尔有一种神奇的生存本能，这种本能使他放弃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并且又隐瞒自己的宗教传统。 考贝尔的后半辈子在丹佛大学教欧洲史并指导二十几名学生。他的女儿玛德琳是他最专心的学生。正是他让玛德琳知道，一个领袖必须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讲述清楚，因为在危急关头，除非公民们知道某件事将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否则他们是不会为此而站到一起的。考贝尔曾经一度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杜接·贝奈斯和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的忠实助手，但他却批评这两人对慕尼黑协定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向捷克人民解释清楚。考贝尔还认为，如果贝奈斯稍微修饰一下，使他的外表显得更有个性的话，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效的领袖，考贝尔认为“他那毫无吸引力的外表减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 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有效吸收了这些由父亲传授给她的教训，她的父亲对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为她一有机会就拿到美国领导人政治台面上的东西。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也是她最拿手的本领之一。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铁腕强权者

1996年12月3日，星期二，克林顿总统的那位高大、严肃的新办公室主任厄金斯·鲍勒斯给美国驻联合国纽约使馆的奥尔布赖特打电话，询问了两个问题：“如果总统授予你国务卿之位，你愿意接受吗？”奥尔布赖特说愿意。第二个问题：“明天早上9点你在家接总统的电话好吗？”奥尔布赖特以一生中最富掩饰的平淡口气说，“好的，我会在家等的”。第二天上午9点45分，电话铃响起，奥尔布赖特正式得知克林顿总统提名她担任下一任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就告诉她的朋友们，就职那一天她会穿红色的衣服。 克林顿曾说:“奥尔布赖特最高明之处是，她了解美国政治，是一种要求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戏，而且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游戏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运气，以前，都是由那些毫无外交经验和悟性的政治家来决定外交政策，这些外交家几乎不了解那些他们以其名义制定政策的人们的愿望和文化。奥尔布赖特是我国领导人中一个少有特例，她既了解美国政治和外交文化，又知道二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她是一位大师，她最会与美国人民沟通，进而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传达给国内的人们。”备受人们尊敬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勋爵曾经起草过一份关于奥尔布赖特的专稿，他明确地写道，“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和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能够抓住人心和把握局势，从中提炼清晰的观点”。 尽管奥尔布赖特并不像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那样是一个幻想家，同时也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那样的战略家，但她在另外一些方面的能力使她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她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博士学位，曾经在国会山工作过，在卡特的白宫班子里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教授过外交政策课程，曾代表美国出任驻联合国大使。她这种个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另外，为逃避纳粹而逃离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也使她明白在一个充满压迫的社会中生活是多么艰难。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曾经评价道，“她知道，当有权者决定无权者的命运时意味着什么，她也知道，当他们对利益范围进行划分时，就会导致战争和不幸。”从1990年初次相识起，他和奥尔布赖特就成了好朋友。 奥尔布赖特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且仍是连接代与代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桥梁，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比得上她。在孩童时代，她就渴望使自己的捷克家庭背景能融入美国的新生活中；当她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进入华盛顿布瓦尔小学的高级董事会时，她努力使学校官员与家长间获得更好沟通；在白宫做职业妇女时，她成为自己好战的波兰导师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的老板）以及国务卿埃接蒙·马斯基(也正是他给了她在国会山的第一份工作)间的友谊纽带。后来，身为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居然不可思议地同保守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发展了十分友好的关系。而此人的合作或拒不合作可以决定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成败。当奥尔布赖特在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战区与战区、婚姻与个人、学界与政界间，一步步缓慢地爬上政治的阶梯时，她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与人交朋友，慷慨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伟大抱负，并一直把目光盯在成功上。

玛德琳·考贝尔·奥尔布赖特 - 心碎婚姻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以她令人敬畏的政治声望而为世人所熟知，但在本人的自传体回忆录中，她却真实记录了当年丈夫弃她而去，投入一名“漂亮的年轻女人”怀抱时，她本人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婚姻的破裂彻底粉碎了奥尔布赖特的自信心，随之破灭的还有她成为一位美国最完美无缺妻子和母亲的梦想。
奥尔布赖特的生命轨迹是：在战时的欧洲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50年代在美国进入成年，嫁给一个有钱但缺乏同情心的丈夫。在多年的工作中，像无数上班族母亲一样，她也曾为在家庭和工作、职业和个人爱好之间求得平衡而绞尽脑汁。奥尔布赖特曾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生活，一个由父母爱心所编织的安全屏障，一段温馨舒适富有节奏感的婚姻生活，也曾经有过养育孩子的欢乐与麻烦，产下死胎时痛入骨髓的悲伤，因父母去世而感到的那种空虚，离异的痛苦和愤怒，这一切的一切，她全都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感情上的挫折才使她得到了彻底解放，从而燃烧起她的强烈抱负，激励她进入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层。 鲜为人知的是，奥尔布赖特的婚姻媒人是“媒体”，1959年，奥尔布赖特结束了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读书生活，同一年，她在美国最著名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上刊登了订婚的广告。并且附带刊登了一张奥尔布赖特的照片:入时的齐耳短发，宽宽的颧骨，甜甜的笑容”。当时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奥尔布赖特的父亲:“一名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的主席”。在求学的同时，大约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读二年级时，奥尔布赖特到《丹佛邮报》实习，这期间她遇到了自己爱慕的男友，一位衣冠楚楚、满头黑发的年轻人，一位家族报业帝国的继承人。两人结婚后，奥尔布赖特共生育了3个女儿，并且在家中照看孩子。她在家中照看3个孩子的同时，还刻苦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为此，她付出的努力是艰巨的：每天清晨4点半她就得起床读书。
1959年，奥尔布赖特毕业仅3天后，就与约瑟夫结婚了。她说，当时自己感觉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临到我身边，”她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试了试那双水晶鞋，正合我的脚……在童话中，这就是幸福的结尾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只不过是新篇章的开始”。婚后，奥尔布赖特第一次怀孕并且生下了一对早产的女婴——艾丽斯和安妮，不过，她们两人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但在她第二次生产过程中，婴儿不幸夭折。第三次怀孕，奥尔布赖特终于产下一个健康的女婴，起名叫“凯瑟琳”。随着女儿们慢慢长大，奥尔布赖特也开始涉足政界，从最初民主党的一个筹款人干起，直到进入了白宫。在1978年初入白宫时，奥尔布赖特为她的老师、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工作。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奥尔布赖特转入了学术界。1982年1月，当结束在波兰为期两周的研究访问返回美国时，她接到丈夫“抛出的一枚重磅炸弹”。“乔（丈夫的昵称）和我坐在起居室那个带扶手的舒适的大椅子上——我们曾坐在那儿喝过上千次咖啡。乔刚刚从国外出差回家，他说我们必须要谈一谈，然后，没有任何预兆，他开口说道：‘我们的婚姻已经死了，我爱上了别人’。” 45岁的奥尔布赖特从此开始了独身生活。后来她到乔治敦大学担任教授，又开始参与政治，以此来寻求另一种寄托。“与大多数刚刚离婚的人相比，我不得不这样来描述我的生活——艰难。从20岁与乔相识相爱后，我就再也没有注意过别的男人。分别时，乔对我的相貌下的断语曾让我彻底丧失信心，我变得愈发拘谨。我就像个45岁的老姑娘”。虽然奥尔布赖特后来曾与一名同事好过两年，但最后还是友好地分手。奥尔布赖特从此学会了更多依靠自己。“我独自去听音乐会，去听歌剧。我可以一个人只带一本书在饭馆吃饭。”审视生命中的这段经历，奥尔布赖特问自己：“是我的事业导致了婚姻的失败吗？我经常这样问自己。我痛恨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渴望有自己事业的女性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一种侮辱　　因为她是女人，所以她不可能弃家庭于不顾，她是一位对家庭负责的妻子，一位对子女尽职的母亲，所以只有在婚姻走到尽头、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才能真正放手展露她过人的政治才华。也因为她是女人，所以她富于爱心、感情丰富，这也让她在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形成了独特的感召力。她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对朋友却非常细心，无论作为家庭主妇还是担任要职，她对朋友都一如既往地敞开胸怀，既帮他们摆脱困境也与他们分担忧愁。她是博爱的，她生来就要为这个社会奉献爱心和热情。也正因如此，她得到了人们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