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赵敬璞(1918除夕-1990.10.22),出生于南京市浦口。籍贯江苏铜山县 房村镇小赵庄。1936年底,在徐州市新新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因参加“西安事变”学生运动被开除。
1937年5月离家出走到太原考取山西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1937年6月,集体参加牺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抗战爆发后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为决死一纵队三大队八连队员。
1937年10月被派往长治县任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
1938年2月,调回决死一纵队三总队工作,此时虽不是党员,但由于组织信任,担任了一营一连指导员。
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任团政治处组织干事,代教导员。阎锡山发动攻击新军的“十二月政变”后,为充实部队,新军游击一团与决死三总队合并为八路军新军第25团,调任连指导员。
1940年2月调任八路军太岳纵队青年知识分子训练队(简称青训队)任指导员。
1940年秋,青训队与太岳纵队教导大队合并,调任指导员、组织干事、大队总支书记(教导员)。
1943年3月,调任军分区巡视组长。
1945年2月任八路军太岳一分区第38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上党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为执行中央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太岳军区组成太岳支队(五个干部团)赴东北。任干部团副政委(政委未到任)率部于
1945年10月出发。途径洮南车站时遭到当地政治土匪的围攻遇险,顽强抵抗坚持一昼夜,得到白城子军分区和苏联红军驻军的支援,始得脱险。
1945年12月抵达嫩江军区后,任警备二旅四团政委,该团有关内老八路的五个整连,形成二旅的主力。解放战争期间,在龙江、景星、甘南等地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剿灭土匪,先后任东北骑兵二团、骑兵一团政委。
1948年4月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巡视团巡视员、组织部干事。四野打到广州后,任第15兵团直属政治处副主任。在广州与同在兵团直属政治处的李燕结婚。
1950年7月,在广州的15兵团领导机构与在河南的第13兵团领导机关对调,兵团机关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志愿军司令部直属政治处政委、直属政治部主任。
1956年5月离开朝鲜回国。
1957年8月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4系(装甲兵系)政委兼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政委。
1960年6月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核武器局)的第一任专职党委书记,在青海实地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直到1962年10月因肺结核病情恶化,医生诊断有肺穿孔的危险,才离开青海,住院治疗。
1964年10月,调任二机部三局(核地质局)党委书记,所领导的核地质战线,职工多达3、4万人,工作地区艰苦,队伍分散。文革初期,因抗战时期的山西新军的革命经历而靠边站停止工作。
1969年秋,获得解放。
1971年2月,重新工作,任二机部办事组(办公厅)组长,部党组成员。
1973年初去四川地区的九院解决问题。
1974年二机部恢复机关的司局建制,任九局局长,后任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1982年12月离休。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赵敬璞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邓稼先和赵敬璞找核弹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国在戈壁滩上的一次空投核弹过程中,因降落伞没有打开而出现了事故。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核弹本来应该飘到预定的空中爆心处,可是核弹却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虽然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弄不好会引起严重后果!核弹哪里去了?它还可能炸吗?是不是在预定范围内炸?或者已摔碎了,不会再炸?那核弹片的放射性污染在哪个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由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哪个国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来这么一下。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和几个老帅就多次说过,降落伞是个大问题,一定要保证降落伞能打开。可是恰巧就这一次,没有打开。
许鹿希说:“因为我在1987年仔细问了当时二机部赵敬璞副部长,所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马兰有一个机场,飞机是从马兰飞上去的。这个核弹是从飞机上投下来,飞机飞得非常高。因为那个核弹不能扔在马兰,马兰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没有人住的罗布泊,扔到罗布泊的天上,在罗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后当时算好了蘑菇云应该在哪儿,蘑菇云应该往哪儿飘,要对我们国内没有任何害处。
这里唯一保密的就是飞机的高度不能说。
飞机扔核弹,那个核弹必须得挂着降落伞飘,要是不挂降落伞的话,一扔出来核弹就爆炸,飞机就完蛋了,所以必须得算好降落伞怎么飘,风向是多少,飘到一个爆心再爆。
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伞没有打开,很多人不理解,说降落伞怎么还打不开?普通人用的降落伞是好打开的。核弹是一吨重,你算算,比平常那个大差不多20倍。神舟六号的降落伞展览过,很大的,从这头到那头,巨大展厅的楼顶整个都是。1979年用的那么一个降落伞没有打开,飞机扔出来这个核弹从高空一直掉下来,直接摔到地面,就给摔碎了。
可是这次的核弹,是邓稼先签的字。邓稼先签字就表明说向国家保证这个弹是成功的,所以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陪他一块去的就是当时(二机部)的副部长赵敬璞。他们俩一块坐上吉普车去找。这时候基地的一位领导说u2018老邓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u2019。这位基地的领导叫陈彬,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被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将军的劝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钚 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进入体内后200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u2018被辐射u2019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这一切,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样,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坐在车上,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u2018这事我不去谁去?u2019
邓稼先当时不可能不去,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弹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弹是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爆炸的话,那就坏了,广岛什么样,长崎是什么样,你可以看到画面是吧,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国土上干这么一下,对不对?
戈壁滩上不是沙漠,戈壁滩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跟篮球那么大,小石头就是小石头块,吉普车就在满是石头块的戈壁滩上到处跑,那天他和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说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钚239对于人体的伤害。
他这时还不知道,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着地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门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弹,探明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乱跑。他终于找到了,因为这是他们制造的,他认得。
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时,邓稼先镇静地说u2018到了,停车u2019,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等人与他同行。赵敬璞副部长坚决要跟他一起过去,邓稼先就呵斥赵敬璞副部长,他当时也顾不上礼貌了,他说u2018你们都给我站住!你们进去没用u2019。邓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边儿,他自己却进去了。
他独自向里面走去。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他们九院的宝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许鹿希说:“赵敬璞副部长说,大概摔碎的那个范围呀,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就是整个弹都摔碎了。”
听到这里我问,他知道很危险,也阻拦别人进去,自己为什么不注意呢?
许鹿希说:“那时候他已经顾不上了。”
说到这儿,许鹿希轻轻擦了擦流出的泪水继续说:“那时候有人说他是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最糟糕的是他还双手捧了一下,捧起来一看,他马上就放松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停在远方的吉普车走去。
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u2018平安无事u2019。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问题了,因为他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在上车前,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
许鹿希说:“那是邓稼先已经去世有几年了。有一次赵敬璞副部长打电话说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一件东西给你。我跟我儿子去的,我去他们家时,恰好李觉副部长在赵敬璞家里,赵副部长给了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生前没有给我,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张照片。赵副部长说u2018这个照片你应该有u2019。我把那张照片复制以后,把原件还给他了。”
那张照片是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
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他身体状况的巨大转折。
这次对邓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因为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死于癌症的恶果。
那是一次当时在内部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队的领导都在现场等着观看。据说,试验场地摆上了许多试验品:坦克、铁架、活着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数三二一起爆的时候,没有蘑菇云,也没有声音,爆心地方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核弹哪儿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滩上来回找,防化兵不认识,因为这个核弹不是整个摔下来的,而是弹已经摔碎了。核心装置为什么邓稼先去找呢?雷管、外壳不能作数,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表示没有在我们中国国土上放一个核弹,那全体老百姓平安无事,最关键是这个。所以邓稼先自己要去找。
许鹿希说:“邓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着明天找,明天找不着后天找,反正总有一天会找着。
但是邓稼先就想找到以后亲眼判断一下,如果当时是一个核反应,等于在中国本土上放了一颗核弹,可了不得的,比广岛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马上就得撤退,幸亏没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邓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惨。
这些事是赵副部长在邓稼先去世后告诉我的,还给了我那张照片。他还说,在回去的车上,邓稼先向他解释u2018你们知道放射钚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人的骨髓!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吗?200年后还剩一半u2019。”
那个时候,三机部说二机部九院的臭弹,二机部说你们三机部的伞不好,邓稼先一看降落伞摔在那儿,根本没有打开,这个事情今天说起来没有问题,不泄密,因为这个事情在1989年的时候,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科技局的局长,他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了,这本书的名字是邓小平亲笔提的《中国核工业的四十年》。
许鹿希说:“书出来了,我们再说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算泄密,过去不许讲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许说,现在我可以很公开地说,我们中国一共是45次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