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年时期与文运昌交往非常密切，对这位表兄一直是心存感激的。毛泽东1925年曾以“养病”为名，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与文运昌在一次聚会时险遭被捕，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文运昌长得有些像毛泽东，结果他掩护毛泽东脱险，自己被捕，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文运昌与毛泽东这一别，直到1951年才得以重逢。

毛泽东对文运昌的感谢

文运昌是毛泽东外婆家的大表兄。他生于1884年，家住湖南省湘乡县唐家托。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唐家托成了他的乐园，这里不仅有外公外婆和舅父等长辈的疼爱，而且几位表兄弟与他意气相投，感情甚笃，尤其是比他年长9岁的大表兄文运昌对他更是特别关爱。文运昌经常借家里的藏书给毛泽东阅读，还向他介绍湘乡县东山高等学堂。

在文运昌的鼓励以及舅父和同族、塾师的帮助下，毛泽东终于冲破了父亲要他辍学到米店当学徒的阻力，来到东山学堂读书。文运昌为他办好了入学手续，而且主动做他的入学担保人。

毛泽东好学上进，除了埋头学习课本外，更希望找到一些新书新报阅读。文运昌知道后，想方设法为他寻找，推荐进步有益的书报，许多令毛泽东爱不释手的书，例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均是文运昌推荐的。这些进步书刊从内容到文体都十分新鲜，令毛泽东耳目一新，对他接受新思想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可以说，文运昌对毛泽东的帮助，确确实实是帮在点子上。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这样说：我进了东山学堂，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毛泽东不能给文运昌及其亲友介绍工作

1951年4月，毛泽东邀请文运昌进京做客，文运昌十分高兴，他除了思念的表弟外，还怀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仰仗毛泽东的职权给自己安排个职务。

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运昌就给毛泽东办公厅主任田家英写了封信，并随信开了一张14人的名单，都是文家老少，有的是毛泽东的表兄弟，有的是表侄和表嫂娘家的亲戚，要求照顾安排工作、职务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不久被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看后，不悦地说：“我不管其他领导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做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于是毛泽东大笔一挥，在文运昌的名单上批示：“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

毛岸英回韶山时，遵父命到唐家圫看望文家兄弟，文运昌叫弟弟文南松出面，要求毛岸英回去给父亲说说，解决文运昌的安排问题，毛岸英只有请求伯伯们谅解，因为他知道，共和国成立以来，亲友中不少人向父亲提出类似的要求，父亲总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尽力说明，一一婉谢。无奈，文南松只有亲自写信，托毛岸英带给毛泽东。

文运昌至死不能理解毛泽东

少年毛泽东在外婆家生活时，与比他大3岁的表兄文南松玩得最好，毛泽东没有忘记。然而在文运昌工作安排这事上，毛泽东却没有敬重文南松，他回信道：“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这让文运昌大失所望。

文运昌工作问题没有结果，这使他极为不满。直到1953年毛泽东出于多方面考虑，同意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意见，安排文运昌为湖南省文史馆员，但文运昌仍然觉得毛泽东没有给他多少好处。

最使文运昌不能理解的是，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贵为“天子”，为什么这么忘恩负义、不近人情。他带着这个遗憾于1961年12月11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