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煤（1923~ ），原名王夫如。话剧编剧。直隶（今河北）望都人。1944年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赴晋察冀解放区，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同年任华北大学文艺研究室文学组创作员。建国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文化部艺术局创作室、中国剧协创作室编剧，《戏剧报》、《剧本》月刊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著有话剧《红旗歌》（执笔者）、《里外工会》，诗集《扑火者》等。

鲁煤剧作的历史价值，是由其独特的艺术性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把鲁煤放在新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看的话，就会发现，鲁煤并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他的前后左右站立着无数的同伴：胡可、陈其通、刘佳、杜烽、沈西蒙、漠雁、杨履方……如果把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后剧坛上的作家们比作一片森林，那么每个作家就是其中的一棵大树，鲁煤也是这众多大树中的一棵。

煤剧作的历史价值首先是剧作选材的独特性。他的剧作都是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为中国话剧创作填补了一个空白。尽管在此之前，田汉的《丽人行》，姚时晓的《姊妹们》、《饥饿的矿工》等剧作中都描写过或涉及到工人的生活，但是，以大型话剧的艺术形式描写工厂的工人生活，鲁煤的作品是第一个。他创作的大型话剧《里外工会》描写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成长史；大型话剧《红旗歌》是第一个描写纱厂女工从事生产的剧本。这些作品不仅开拓了中国话剧创作的题材领域，而且密切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从农村土地革命转向城市建设的需要。

因此，鲁煤的剧作一出现就受到工人的赞扬和观众的欢迎。当年《红旗歌》从石家庄演到北平，又逐步扩大到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剧团演出，均收到很好的效果，评论界也是一片叫好声。

鲁煤从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是为政治服务的问题。鲁煤的“为政治服务”，与那种概念化的“为政策服务”是有着根本区别的。鲁煤说“必须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就是要求自己的作品要有明确的主题思想，具体地说就是“为推翻u2018三座大山u2019、解放四亿五千万人民的革命战争和缔造新中国服务”。实际上这跟今天的“二为”文艺方针的精神是一致的。他还说，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全心全意地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帮助他们做实际工作，熟悉、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成为知心朋友”。实际上是说作家要深入生活，这是创作的基础。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鲁煤的“为政治服务”，是用作品来说话的，而不是喊口号，唱政治高调。《里外工会》、《红旗歌》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鲜活，所以能够吸引人。《里外工会》对刘美姐性格的描写，对国民党职业特务张仁善虚伪、狡猾、狠毒的心理的刻画，都是惟妙惟肖的。《红旗歌》中对马芬姐、金芳和大梅的描写也非常成功，特别是对马芬姐思想转变和性格发展的描写很成功。马芬姐的技术好，但性格倔强，软硬不吃，思想落后，只认死理。在生产管理员彭刚和金芳的耐心帮助下，她才有所转变。但是，她的转变是非常个性化的，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行动表达着其复杂的心理，同样也表现出了她的倔强性格。她可以拼命地干活儿，却不愿跟大梅说话。别人以为她是不想同大梅和好，实际她是心里觉得有愧。她说：“以前我恨红旗、恨标准数，可打这回上班以后，我多么想红旗、想标准数啊……可是，我再也没法儿把你们为我落后受的损失补过来啦，我再也没法儿把我的罪过赎过来啦。我恨，我恨死我自个儿，我没脸见人，我不能空口说白话求你们原谅……”马芬姐的形象是一个落后工人思想转变的典型。

鲁煤主要的话剧作品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解放战争时期，这些作品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我认为有。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对今天的现实题材的话剧创作具有着启示作用。按今天的说法，鲁煤的剧作在当时也属于“主旋律”的作品，那么今天的戏剧界仍然存在着如何创作好现实题材（或“主旋律”）的戏剧作品的问题，从这一点说，鲁煤剧作的成功对今天的现实题材的话剧创作无疑具有一种启示和借鉴作用。

第一点启示是，重视生活才能写出好剧本。如今现实题材的话剧创作，数量不少，但质量高的却不多。我认为作家缺乏责任意识、深入生活不够等是主要的原因。鲁煤创作《里外工会》和《红旗歌》等剧作，首先是他和创作组的同志们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其次是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积累。鲁煤说，1947年11月，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他们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急于奔赴它，去拥抱它”，捷报传来后第三天，他们创作组的几个同志，就打起背包徒步行军到石家庄，分别下到几个工厂里，去深入生活。他们与工人生活在一起，从生活到思想，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在对工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学文化的过程中，鲁煤也被工人们的事迹打动了。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和生活积累，所以他们在作品中才写出了生动的故事、鲜活的语言，使观众看了感到真实。

第二点启示是，思想是认识生活的关键。没有生活不能创作出好作品，同样，有了生活也不等于就能创作出好作品，还要看你是否能够深刻地认识生活，抓住生活本质的东西。就如毛泽东说的，文艺作品要来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否则，尽管写了一大堆生活，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提炼，发现不了生活的真谛，仍然显示不出剧作的思想深度。

著有诗集《扑火者》、《在前沿》，话剧剧本《红旗歌》（执笔）等

荣获从事中国话剧事业50年荣誉奖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