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春 - 简介

1933年10月出生在北京，满族。青年时代即潜心钻研北京史地民俗，对以北京为主的中国北方民间岁时节年、婚丧嫁娶、庙会集市、宗教信仰、戏曲杂技等无不精通，被誉为“北京通”。十多年来，曾先后在北京各大报刊发表论文、纪事、文史资料一百多篇。出版的著作有《老北京的风俗》、《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等13本，多部著作获奖，常先生被认为是北京民俗最后一位泰斗级人物。

常人春 - 经历

培养自己成“文物人”

文物人常人春从小生长在一个满族大家庭，家就住在旧鼓楼大街钟楼与鼓楼之间的根儿底下。因为是镶黄旗，他小时候度过了一段优裕的生活，所以对满人的讲排场、讲礼节、讲风俗习惯体会了不少。除去亲身经历，老北京人如何婚丧嫁娶，人们从事的各行各业和衣食住行，耳闻目染之下，也给善于观察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多人也经过这些事，但过去就过去了，不记得细节。我这个小孩比较有心，看了不懂的，还要问长辈，父母、爷爷奶奶或在我们家住闲的老人。”

这些老人知道不少前朝的事，常人春看见什么礼节不懂，就问他们，老人们自会把来龙去脉解释得清清楚楚。元宵节妇女走桥、摸钉；二月二龙抬头“引龙熏虫”、接姑奶奶；端午节扔灾、防病……自小常人春就爱听这些，久而久之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文物人”，了解的感兴趣的都是前朝的玩意儿。

虽然住在大宅门内，但常人春的心思全在市井百姓里。“我会三代的民间儿童歌曲，前清的、民国的、解放初期的。会唱市面上的曲艺，比如瞎子卖唱的曲子、上门要饭的乞丐唱的曲子，这些民间小曲与戏园里的不一样，我就专门学。”

红白喜事是人生礼俗，小孩生下来怎么办满月、怎么命名、怎么抓周，成人后怎么结婚；老了以后，子孙怎么给他祝寿；去世了，后代怎么发丧他，全有讲究，常人春津津乐道。特别是办白事，和尚怎么念经、吹鼓手怎么吹打、出殡时抬的是多少人的杠、怎么由灵堂抬到坟地，他观察得一清二楚。对民间宗教仪式他也入迷，哪个庙里有法事活动，他必定去看。什么是盂兰盆会，为什么要烧法船，在刨根问底中，知识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了。家里人对常人春的爱好坚决反对，不理解一个孩子为什么对风俗如此痴迷。

凑钱出书

一肚子的老北京民俗风情，常人春挑选了庙会、传统节年、喜庆、丧葬四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专题编写出自己的第一本书———《老北京的风俗》。20余万字的书稿拿到出版社，出版社这样答复常人春：您写得很好，但出版的时机还不成熟。

“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放。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余音还在，书稿就压下了。”

对老北京民俗的研究，常人春算是捷足先登，但出版社出于保守的观念持观望的态度。在他的一再催促下，出版社提出让他承包一部分，自己掏钱出版自己卖。

不顾老父亲的反对，常人春同意了。“我满世界借钱，把钱给凑齐了。书出来后我承包了2000本，运到家里堆得跟山一样。”他托人代卖一部分，自己又去当时的职工假日市场卖书，因为那里不需要营业执照。没想到西城区的三位区长来市场检查，他们路过常人春的书摊，拿起书来看是不是正式出版物。常人春心里有些打鼓，生怕像出版社担忧的，卖书卖出个意外来。

出乎意料，其中一位区长翻过书后对常人春说写得挺好，咱们区里正搞文史资料，希望您能积极参加写作班子。“好多记者围过来照相，他们一走，我的书都不够卖了。”

当时是1990年，市面上还没有类似的书籍，不用说做学问，即使是看着玩，这本书也十分有趣味。常人春很兴奋：“我这第一炮算是打响了。”

邻摊卖书的是另一家出版社，此情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出版社的一位主任找到常人春询问他还有没有类似的书稿，常人春想起自己几年来向各类报纸的投稿，说：“我还有几百篇在报纸上刊登过的像豆腐块一样的小文章，对方点头说就用这个出专辑，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整理。”《老北京风情记趣》就这样出炉了。

民俗之作获奖

两本书接连出版对常人春的鼓舞很大，他正式投入了有关民俗内容的写作。出版社认为他涉及的旧京婚丧礼俗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希望他用两年的时间总结归纳出一本专著。

有民俗界人士说，记述民情风俗的书，士大夫往往不如土著平民做得详细确切。已有的民俗著作，多倾向于名人学士对前朝风俗的研究、考证，而立足自身时代、取材于生活的不容易得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常人春看到的关于旧京掌故的书，记录名胜古迹的多，而缺乏人民的生活习俗，反映近代婚丧嫁娶的还未有一部纪实之作。

“古往今来，婚丧嫁娶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系列的礼节规范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辈的生活方式和准则、追求与向往，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

想填补空白、完复社会史的全貌谈何容易，年轻时候见到的，究竟是有限的，若想再现老北京的婚丧礼俗，必须去找当年的从业人员进行访问，常人春抓紧时间挖掘“前朝遗老“的活资料。与红白喜事相关的民俗行业有20多个，喜轿铺、棺材铺、执事夫、吹鼓手……常人春原先的民俗知识在访问中派上了用场。原来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行话，听不懂行话采访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当时一位博士生跟我一起访问，她记的笔记是我的好几倍，等两年后我问她有什么成果，她说很多术语不理解，记的笔记无法运用。”但这些难不倒常人春，“比如糊纸活儿的，接到一个电话说：糊一个车仨牲口，后天有一份接丧活儿。我一听就明白，纸糊的车必须是轿车，夏天要纱窗、凉棚，冬天要玻璃窗，车要转轮，能拉着走。车前一匹马、一匹顶马，顶马上骑一个官人开道，车后面再跟一匹跟马，这就叫‘一个车仨牲口’，但伙计们是无需说这么详细的。”

编写名人殡葬的时候，从春天到秋天，常人春天天跑报库查旧报，过去的报纸对重大人物的葬礼都有报道，但言语往往十分简单。“报纸上说杨小楼出殡时用的是64人杠，究竟是怎样的一场葬礼要靠细节的描述再现。”

许多民俗行业都存在合作关系，只要找到一个就能拉出一大串，搭棚的跟各大饭馆有联络，各大饭馆应红白事，就知道办新式婚礼、传统婚礼应该找谁。常人春顺藤摸瓜，但从事旧行当且健在的老人已是凤毛麟角，这次访问也可谓一场抢救工程了。《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花一年时间完成后，获得了1993年度的北京市优秀图书奖。

记录民俗行业

此时，老北京的民俗行业又引起常人春的兴趣，他统计了北京与民俗有关、为民俗服务的行业数量，详细考察了各行业的业务内容、范围、经营方式和兴衰史，出版了《老北京的民俗行业》、《旧京百业》。别人选择全聚德、瑞蚨祥、内联升这样的老字号，他写的是寿衣铺、香蜡铺、蒸锅铺、京纸铺甚至鸡毛店，因为这里蕴含着真正的民俗。

“旧时，前门外山涧口、草市、红庙一带有200多家‘花子店’，其中有种特殊的小店，店主在院内养了很多鸡，一面卖蛋，一面用鸡身上脱下来的羽毛垫在店内，给住店的穷人当被褥，这就是‘鸡毛店’。大年三十儿，但凡有一线出路的都回家过年了，只有极孤苦和躲债的穷人才混在店内。按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正月不得要债，穷人之间‘贫惜贫，苦怜苦’，鸡毛店就成了穷苦人的避风港和救命店。”

经过查阅史料，常人春发现明朝人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中就提及了鸡毛店，这种小店至少也有四百年的历史了。

“民俗行业是靠民族礼俗而立的行业，吃‘礼俗饭’、挣‘礼俗钱’，掌柜的、了事的或是跑业务的，必须是位十足的‘礼仪通’、‘风俗通’和‘北京通’。”

这些为人生礼俗、岁时年节、信仰崇拜服务的行业，因礼俗的需要发展起来，又推动礼俗更加规范化、普遍化，贯穿了老北京几百年来的历史进程。

“别林斯基说过：习俗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除环境和文化进步外，不屈服于任何权利的东西。当旧的意识形态被冲垮，旧礼俗文化崩溃后，民俗行业也就不复存在了。”

常人春感慨，纵观旧民俗行业的兴衰、覆灭，仿佛一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万花筒，多彩而多变，又像是一部民俗文化的聚散演变史、一部有血有肉的人民生活史，虽不为正史所载，却是真实的历史写照。

一生以民俗为伴

为了准确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虽然叹息自己“动手太晚，时间紧迫”，但常人春坚持取材于生活，取材于群众，取材自己诞生的历史年代，以期自己的笔墨成为让后人信得过、对世代负责的第一手资料。他坚持勤观察、勤采访、勤查阅、勤笔记、勤修正。

人近夕阳，常人春在文化界出版界开始有了名声，出版社纷纷约稿，电视台接连前来采访、拍纪录片。他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了《古都北京的民俗与旅游》、《老北京的穿戴》、《喜庆堂会》……近百万字的著作量都是靠夜以继日的勤奋，一笔一画累积下来的。

作为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研究和开发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他为电视台、电台策划了一系列民俗专题节目，还应邀到大专院校进行民俗讲座。1997年受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他为台湾28所大学学生组成的青年访问团讲授中国民俗课，又在两届中国传统文化夏令营中担任“蒙学”教师。修复东岳庙、成立北京民俗博物馆时，作为特约顾问，他协助设计展陈工作，还为历届的庙会活动出谋划策。

在常人春活跃于民俗界的身影背后，是“以一当十”、“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他常常感叹事业上刚打开了一个局面，可自己已经老了。“现在坐在桌前写不了几行字就得躺会儿，腿脚不好，下不了楼。”

腰腿上的病根儿是几十年前在农场劳动时落下的，一个教书的小知识分子挑混凝土、打圈梁，干力所不能及的活儿，晚上累得炕都上不去，当时很多人受不了苦都逃跑了。因为“右派”的身份，他一辈子没有成家，也没有后人，是老北京的民俗文化安慰着他最后的人生。

“也许就是因为命运坎坷才会有现在的这点成就，否则我可能也像其他北京老人一样安宁地颐养天年，还写书干什么呢？”

民俗里有民意

常人春希望自己对老北京民俗兴衰、治乱的记录，能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资料。古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既要往前看，又要向后看，向后看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经验。

“历代史书多记录的是帝王将相，社会史记录的是老百姓，是真正的民情，因此民俗工作者从某种程度上为国家、为民族留存下一些完整的、系统的、可信的社会史资料。”

小的时候，常人春爱听街坊们聊天，“比如哥儿仨休息了一起研究如何给老爷子办生日。一个问是不是在饭庄子办，另一个说可别在饭庄子办，去年办的钱没少花，效果不好，第三个说就在家里办，也让老街坊们看看。于是三人开始分工筹备。”

民间的礼俗交织在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平常而亲切。儿时的记忆让常人春体会到，老百姓追求什么，向往什么，都包含于经历漫长生活岁月而积淀下的民俗文化。民俗里有真正的民意，那就是自由与安乐。

常人春 - 民俗人生

72岁高龄的常人春，研究民俗的历史几乎和年龄相当。说起老北京的民俗节庆，他如数家珍，不时还带着惟妙惟肖的“表演”。有一个大绅士祖父，幼小的常人春有机会亲历很多“大场面”，从小就对婚嫁等民俗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便迷上了。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娶儿媳妇，在北京饭店办事。用3乘轿，120对牛角灯，3堂汉执事，光那执事就走了3里地长。那一回是请我祖母当娶亲太太(相当于今天的婚礼主持人)。”常人春说，那次他摊上给新娘子提溜盖头的差使。“甘肃督军张广建娶儿媳妇，采用的是新式婚礼，花车乐队那一套。请我祖父做的证婚人。”他这回又做了拉纱的男童。

常人春说，虽然自己后来上的是新式小学，抗战时期还遇上了日本的奴化教育，但他心里爱的，还是老式民俗、传统文化那一套。常人春说，但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从未改变，“爱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自然的需要”。

常人春 - 追忆抗战时期民俗变化

1943年夏秋时节的一个晚上，家住旧鼓楼大街117号(现41号)的常人春刚刚睡下，就听见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响彻寂静的北京城上空。自两年前日本与英美开战后，这样突如其来的防空演习已进行了无数次。提起当年的旧事，72岁高龄的民俗学家常人春仍旧记忆犹新。

日本人严查民居，不许百姓点灯

同时，为防止美国飞机侦察到城内情况，保护南苑的飞机场和弹药库，日本人规定百姓家不许有灯有火有响动。“家家都得拿黑窗户帘儿把灯光遮住。”常人春说。

但这天晚上，住在常人春家对面的陈锦诗家里没有灭灯，也没挡好窗帘。“当时，就听钟楼上往下喊话‘旧鼓楼大街灭灯———旧鼓楼大街灭灯———’。”常老两手拢在嘴边学着60年前听到的喊话声，声音悠长洪亮。后来，巡逻的摘走了陈锦诗家门口挂的户主牌(当时悬挂于家门口、上写户主名字的牌子)。

第二天，区上通知陈锦诗去一趟，陈锦诗就来到常人春家哭诉。常人春曾祖父曾任清光绪年间的刑部侍郎，积累了些家底。祖父民国初年毕业于朝阳政法大学，一度是北京的名律师，善于交际，素有威望。“我祖父当时是有名的大绅士，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祖父对他说：“你甭去了，我去吧。‘随后，就把户主牌领回来了。”

常人春记得，1937年以后，日本人经常严查民居，祖父常替邻里们说好话。

百姓节庆简化，汉奸丧事大操大办

“民俗极大地受到经济、政治的制约。”常人春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期间的政治巨变、经济萧条，也看到了北京过年过节和红白喜事上发生的变化。

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影响民俗。日本侵略给老百姓造成的经济困境是不可言喻的，市面上一天比一天萧条，买卖一家接一家倒闭，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过得艰难。节庆没钱操办，红白喜事也大大简化了。赶上频繁举行的防空演习，家里有什么事也不许办。丧事不许放焰口、喜事不许吹打。而进出城门经常会受到百般刁难，百姓也不怎么敢出城，广安门外正月初二的财神庙、白云观的香火都受了影响。“日本统治时，庙会从此就淡了。喜事丧事也都是凑合凑合，走走形式罢了。”常人春说。

但是，饱受战争之苦的，永远是底层百姓，日伪官员的红白喜事，还是大操大办。七七事变时，汉奸江朝宗投降日本，做了事变后北京第一任市长。1943年，江朝宗因病而亡。他死后的葬礼相当阔气，发丧时，光是执事就走了东西长安街整整三里路长。

日本人干预民俗活动，企图进行民俗同化

北京沦陷以后，日本人有时还直接干预老百姓的民俗活动。常人春记得有一次，小黑虎胡同一个老人去世，家属到卫生局呈报时，没有给检查员行贿，检查员就说老人“不是好死的”，是得了传染病“虎里拉”(日本人对霍乱的称呼)。后来老人尸骨被卫生局拉去，说是要火化，给北京百姓很大震动。常人春说，中国的民间习俗是土葬，强调入土为安，在当时，火化大家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

而且，为加强对中国的同化，日本人也曾企图让中国人接受大和民族的风俗习惯。阴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是佛教节日，北京百姓的节日习俗是放河灯，放焰口什么的，都是固定程式。日本人想把本国“祭忠魂塔”的习俗加进去，“我们中国人都当笑话看，只当他们出洋相罢了。”常人春笑着说，保持传统的风俗习惯，也算是普通百姓力所能及的，而且是自发的爱国行动了。

大霹雷预兆时局巨变，伪政府广播辟谣

1945年夏，北京下了两次大暴雨，大霹雷惊天动地。常人春被吓坏了，祖父说：“时局恐怕要有大的变动。”“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一直有拿自然气候预测政治气候的习俗。”常人春这样看待这个现象。但这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已经有消息说日本撑不住了，要撤退了，尽管日本封锁“敌台”，老百姓还是从广播中偷听到了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联在中国东北出兵的消息。常人春祖父认识的一个日本律师井上三枝雄也说，日本恐怕是待不长了，“中国大大的，日本小小的，败了败了的。”

8月15日上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广播上发表辟谣申明，说如果谁再传播谣言，抓起来以后按军法处置。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广播节目忽然全都没了。常人春记得，当天中午广播里说：“各位听众注意，本台节目挪在今天下午6点开始，有重要新闻向各位广播，希望大家届时收听。”果然，下午广播说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和服出现在鬼市上

“我这一生经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头一件就是日本投降。日本投降后，群众自发的庆祝活动我都看见了。”常人春说，“街上当时马上就沸腾了，大人小孩都往街上跑，大家纷纷喊‘好啊！日本投降啦！我们胜利啦！’”说到这，常人春似乎又回到几十年前的那一天，满脸抑制不住的兴奋，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老百姓拿红棉纸糊的五色旗、米字旗、星条旗，全都走到了街上。

1945年的阳历8月15日，正是阴历七月初八，常人春说，老北京有过七月十五中元节的习俗，也就是所谓“盂兰盆会”，一直到7月30地藏王菩萨诞辰，都有连续不断的灯会和庙会等活动，小孩子们都点荷叶灯、莲花灯，取“以灯渡亡”之意。

可是，1945年的中元节，变成了一个庆祝胜利的节日庆典。百姓们都糊了写着“庆祝胜利”等字样的灯笼，提灯逛灯。学校的学生们临时组织起来，抬着大海棠叶形状的中国版图灯(因当时包括外蒙古，所以是海棠叶形状)，还有中美英苏的胜利灯总共好几百盏，敲锣打鼓地游街。队伍后边，押着装扮的日本战犯，游街示众，十分庄严。

“那时候，撒传单的、贴标语的、拿旗帜灯笼游行的，挤得街上走也走不动。街道两边的商店，都加大音量，放中山公园、北海公园追悼八年抗战阵亡将士法会济孤焰口的实况广播。”常人春说，这正是一个典型的民俗演变的例子，“老百姓一庆祝上就不管到底是啥节日了。”

日本投降后，日本人穿的和服出现在鬼市上，要饭的编数来宝唱道：“防空壕没用着，日本投降卖大袍！”有个人贪图便宜买了条日本人穿的土黄军裤，到一个卖炒肝的小摊上，吃完就走。掌柜的叫住说：“哎，我说那位，您给钱了吗？”那人说，这会没带，一会拿来。掌柜的当即回了一句：“告你少来这套，日本投降了您不知道吗？就您这条裤子吓唬不了谁！”常人春看了直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