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21年的张薰华教授虽然已是满头华发，但精神矍烁。校工会在4月份组织了一次院士、教授的周末休假活动，我看张教授从头至尾都兴致勃勃，精力一点都不亚于那些年龄只有他一半甚至更少的教授们。

　　张薰华教授1940年在浙江丽水考入复旦大学茶业专业，从此，他的一生与复旦结缘。

　　张薰华教授的大学岁月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偌大的中国，那时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进复旦前，张教授就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叫“上海抗日救国协会”的秘密组织，开始向党靠拢。考入复旦后，张教授随校撤退到重庆北培，那是他永生难忘的艰苦旅程，先是乘一辆破旧不堪的卡车颠簸数月才到重庆，然后坐船两天一夜才到了北培的学校。

　　回忆起北培的复旦岁月，张薰华教授说，正是那段经历铸造了他，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常常只有白饭而无菜，学习资料也很少。但同学们大多进步爱国，张教授一进校就积极参加学运，1944年他加入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复旦进步学生组织“中国学生导报社”。张教授至今清晰地记得组织的宗旨是：勤学、勤练、勤交友，要求同学们在参加学运的同时，务必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多交朋友，发展党的事业。正是努力学习不断扩大的视野使张教授觉得只研究茶叶太窄了，他由茶叶产业而对产业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所以在二年级时他转入了经济学系。“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都满怀报国之心,学习很用功”，所以后来有不少同学颇有建树，比如当时住他下铺的李达三日后就成了著名的企业家。

　　1945年张薰华教授毕业留校任教，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讲师助教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1962年起任我校经济系系主任，长达22年(文革期间中断)。曾任中国《资本论》研究学会副会长、上海经济学会会长及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等多个学会的顾问。多年来，张教授始终专注于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从不松懈。他勤奋工作，以“贱尺璧而重寸阴”自律，刻苦治学，坚持“尊重科学而不做风派”、“应该具有理论的勇气，不做阿谀奉承之辈”，深受学生爱戴和敬仰。

　　张薰华教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奋战了半个多世纪，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研成果有专著《<资本论>提要》3卷、《<资本论>脉络》、《<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等10部；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地租的必然性》等100篇。其中三卷本《〈资本论〉提要》已发行数万册。《〈资本论〉脉络》和《生产力与经济规律》至今仍为经济学院各专业硕士生必读教材。张教授对《资本论》原著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自觉反对本本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在钻研原著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中国理论界第一人。这篇论文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理论界结出的硕果，其价值远远超过内容本身，人们公认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表现的科学精神。

　　张薰华教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9年获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一等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33名硕士、22名博士。虽然张薰华教授在1991年就离休了，但是至今离而不休，今天已是85高龄,他还带着6名博士研究生。

　　忆起60多年的教书治学心得，张薰华教授说他很推崇我校已过世的老教务长严志弦教授的一句话：“我宁愿学生在校时骂我，也不让学生在毕业后骂我。”他认为一名好老师一定要有此精神，无论在思想教育还是在专业学习方面都要对学生严格要求。他非常赞同“全员育人”，认为教师是育人的第一要素，因此教师自己的思想和专业素质非常重要。张薰华教授还强调作为一名教师，教学和科研要并重，他在当经济系系主任时，总是派最好的教师给本科生上课，因为他认为本科生的课最重要，是打基础的。只有打好了基础，他们将来无论是工作还是读研才会比较顺利。张薰华教授自己的体会是要上好课就一定要搞科研，只有科研搞好了，才有创新，才能不断给学生新东西。因此他希望学校能制定出好的机制，让教学科研二者有机结合。

　　在采访张薰华教授时，我提到了近来中日关系的风波。张教授说：“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剌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所以我还是中学生时就参加了抗日求亡协会。在复旦时，我和同学们都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追求思想进步和学业优秀，就因为有精神的支撑。我希望现在的学生要多考虑国家的前途，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这样才是比较理性的爱国。”

　　张教授对《资本论》原著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自觉反对本本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在钻研原著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中国理论界第一人。这篇论文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理论界结出的硕果，其价值远远超过内容本身，人们公认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表现的科学精神。

　　科研中张教授还力求在哲学与经济理论上有所创新。在世界观上，他坚持唯物论，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应限于生产关系，而应深入到生产力。在方法论上，他运用辩证法，创造出圆圈法。

　　根据这一图形展示的社会运动，他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进一步深入到作为生产力源泉的人口、资源、环境，使经济学拓展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些圈层关系也展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在联系。

　　从80年代开始，张教授逐步转向对核心圈层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小农经济阻碍生产力发展，是封建思想的基础，造成人口量大质低，人口问题成为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在人口与环境问题上，他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观点。1984年，他又注意到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和英国与香港的实践出发，提出土地国有化的批租问题。1984年他撰写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租的必然性》，先是受到上海市委机关的关注，上报到中央书记处后也很受重视，嘱其补充撰写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地租的必然性》一文，1985年由中央发至全国各省市。随后从深圳开始，土地批租制度在全国推开。他还根据森林是生态环境的支柱这一原理，提出了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业)的基础，并认为农、林、牧、副、渔这一排序应更正为林、农、牧、渔、副，受到林业部门和生态学界的重视。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现任复旦大学环境中心名誉主任。

三个三十年的见证

　　“九十岁与党同龄，七十载与党连心。”这是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的写照。

　　他曾是冲破黑暗的革命者，也曾是光亮中的建设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矢志不渝的追寻者：在追寻救国之策的过程中点燃信仰的火花，在追寻强国之路的过程中坚定信仰的忠贞。

　　没想到，张薰华先生亲自来开门。

　　九旬高龄的他，体格清瘦，行动自如，思路也十分清晰。

　　他总结自己的90年人生，将其分为三个30年：

　　“第一个卅年（1921-1949年），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在读高中时参加了上海学生抗日救国协会。1940年到重庆进复旦，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卅年（1949-1978年），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的历史使命是建设社会主义。我有幸和《资本论》结缘，从事《资本论》教学工作；

　　第三个卅年（1978-2011年），小平同志从价值规律出发，倡导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中国突飞猛进，也使我更加体会《资本论》中的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

　　无论是被压迫、被凌辱的黑暗岁月，还是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建设初期，乃至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张薰华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洪流中，将生命融入国家命运和人民需求中。

　　而这，恰恰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风范。

　　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

　　“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是少年张薰华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命运。

　　1921年的最后一天，张薰华出生于庐山脚下，幼年母亲早逝，父亲任职在外，只能依靠当中医的祖父艰难生活。不久，祖父去世，张薰华投奔在上海的外祖母和姨妈，“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又被迫举家逃回九江老家。

　　不到一年，日军肆虐江南，张薰华返回上海，避难租界。外祖母不幸去世后，他只得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坐船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

　　“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张薰华与所有热血青年一样，怀抱着“抗日救亡”的强烈心愿。在上海就读苏州工业学校期间，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在丽水时，爱国侨领陈嘉庚的一次演讲，又令张薰华热血沸腾。

　　1940年，张薰华中学毕业，复旦大学农学院正在丽水招生，他便投考茶叶专业，顺利录取。张薰华对茶叶专业并无兴趣，但为现实考量，只求在乱世中能有一技傍身。

　　此时，复旦大学已撤退至重庆北碚。张薰华便和其他同学一道，坐中国茶叶总公司的运茶车，一路颠簸西行。

　　“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

　　19岁那年的一幕幕，仿佛就在90岁老人的眼前：

　　“车是木炭车，我们就坐在烧炭的桶边，从丽水到衡阳，再换车到重庆。到了重庆后，坐木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7、8个纤夫拉了我们一夜，才到达复旦所在的北碚。”

　　正是这段艰难曲折的路途，开启了张薰华的人生新篇章。

　　还未到重庆，张薰华就目睹了同学因携带邹韬奋著作而遭国民党扣押。“国民党在抗日，共产党也在抗日。国民党为什么连左派都这样敌视？”他第一次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反感。

　　在重庆，张薰华越加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昏庸。他所仰慕的复旦法学院院长、进步教授张志让，就多次在公开场合揭露、抨击国民党的种种行径，对他影响很大。渐渐地，张薰华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陈以文、杜子才、戴文葆等越走越近。

　　大学二年级，张薰华转到了经济系。“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深觉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他将目光转向了“经世济国”的社会科学，一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一面试图从书本中寻求救国真理。

　　1944年，张薰华加入中国学生导报社。这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带坚持斗争，传播爱国青年的进步要求，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独裁和文化专制。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张薰华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请求，但因重庆正在白色恐怖之中，暂时不发展党员而未能如愿。但张薰华还是按照组织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标准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党的知识，搞好学业，广泛结交进步青年。

　　1945年，张薰华被推选为复旦大学1945届毕业同学会主席。抗战胜利后，他以这个身份继续组织复旦学子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在经济系主任樊弘的倾力支持下，张薰华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他又组织复旦讲师助教会，联合复旦教授会，积极参加解放运动。

　　194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把书读好，是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事”

　　在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张委任状颇为引人注目。这是1949年8月1日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的委任状。被委任的人，正是张薰华。

　　解放前夕，张薰华被地下党委以重任，参与接管复旦。解放后，他除了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外，还兼任主任秘书，相当于如今的校办主任。

　　在百废待兴的复旦，“校办主任”的事务极为繁琐：平整土地、规划基建、人事调整等，诸多细节需要一一操办。复旦校门后的那块区域，就是在张薰华手上从水坑变成平地的。就连学生宿舍的大屋顶，也是张薰华专程跑到南京工学院，参考梁思成的设计后才决定方案的。

　　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薰华才逐步退出行政工作，返回经济系任教——时代曾经干扰了他的学术世界，但当他一旦发现学术研究对处于建设期的祖国更为重要时，他便立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中。

　　张薰华发挥在高等数学方面的擅长，讲授经济数学和统计学。不久，他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讲义》被高教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这位青年教师开始崭露头角。

　　1959年，“中苏论战”正酣。张薰华以《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一文，与前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大胆论争，其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此时，中央党校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开办理论班（“秀才班”），培养共产党自己的红色理论家（“秀才”），张薰华被选派到北京，脱产学习三年。

　　38岁回炉当学生，张薰华格外珍惜这个机会。理论班汇集了各学科领域中的大师：翦伯赞讲历史、艾思奇讲哲学、王学文讲《资本论》……张薰华如鱼得水，全心投入：“那三年，我一心一意做学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所以一定要把书读好。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事情。”

　　每天，这位大龄学生早晚两次绕操场跑步、锻炼身体，其余时间都在埋头苦读，节假日也用于学习和思考。他师从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王学文教授，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著作，为研究《资本论》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2年，张薰华返回复旦，任经济系主任。此后，尽管因“文革”中受冲击而中断了工作，他一直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到1984年。

　　尊重马克思，但不把马克思当作神

　　1977年恢复高考，复旦迎来了文革后的首批莘莘学子。除任经济系主任外，张薰华还兼任77级辅导员，讲授《资本论》。接近退休年龄的他迎来了学术上的收获季：

　　他在平时的授课基础上编写成《〈资本论〉提要》三卷本，此后又浓缩为《〈资本论〉脉络》一书。他依据《资本论》第一卷所揭示的规律撰写了《生产力与经济规律》一书；依据第二卷资本循环与周转原理，主编了《交通经济学》一书；依据第三卷地租原理，主编了《土地经济学》与《土地与市场》。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论文多达百余篇。

　　张薰华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词——“科学”：“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

　　正因为此，他尊重马克思，但没有把马克思当作神；他钟情《资本论》，但没有将它奉为圭臬；他反对“本本主义”，崇尚以科学精神研究经济学。

　　1980年，在钻研《资本论》过程中，张薰华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和讹错，在当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的某些计算问题》一文。

　　这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指出《资本论》中的失误，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国内学者、研究生纷纷撰写论文，或表达反对意见，或对他的论点提出商榷，或提出补充。对各方意见，张薰华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作出了回应，在坚持正确观点的同时，也虚心地对个别地方作了校正。

　　毫无疑问，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下，张薰华这篇论文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内容本身。张薰华以他的研究充分说明，用马克思一贯坚持的科学精神研究马克思著作，才能真正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实践，对驱散“左”的思想阴霾起到了积极作用。

　　多年后，张薰华在《〈资本论〉脉络》二版前言中这样写道：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的研究也正是沿着这一发展逻辑，从《资本论》出发，一路前行。

　　张薰华打了一个比方：“市场经济本身只姓u2018商u2019，但她会嫁给姓u2018资u2019的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资本论》所叙述、研究的内容，也可以嫁给姓u2018社u2019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张薰华看来，学习《资本论》一方面可以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剥去资本外壳，留下有关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就能将这些原理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进行创新与发展。

　他由此打开了研究视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局限于生产关系，而应深入到生产力各要素中，深入到作为生产力源泉的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薰华的研究范围逐渐从《资本论》拓展到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等方面，收获颇多。

　　他成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

　　张薰华不是书斋里的学者。

　　他自幼接触旧社会各阶层人物，读中学时在租界体会到殖民地的滋味，抗战时期有在各地对苦难同胞的状况的所见所闻，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又经历了政治锻炼，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

　　这样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视野必定关注现实民生，他的研究必定走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道路。

　——从这一意义上说，张薰华成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绝非偶然。

　　那是1984年，张薰华注意到《资本论》中地租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发表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引起上海市委研究室的重视。应时任研究室主任的俞健之约，张薰华为市委《内部资料》撰写了《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此文上报中央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求再作补充，是以有了第三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该文由中央下发到各省、市领导机关，引起广泛关注。

　　三篇文章表达的是一个观点：土地属于国家，只能出让使用权，不能出卖所有权。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土地的使用为价值规律所调节，而价值规律又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在较优等土地上经营商品生产和流通，会带来超额利润，因此，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张薰华建议，可以借鉴香港土地制度，实行新的土地政策。

　　历史证明了这一提议的深远意义：

　　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

　　一年后，“全国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张薰华提交的论文引起巨大反响。此后，深圳开始以协议、公开招标、拍卖方式有偿有期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

　　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后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同年8月8日，上海有偿出让虹桥开发区26号地块，虹桥地区的开发建设就此启动。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批租国有土地使用权。

　　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

　　而张薰华同时提出的其他相关提议，如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把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在浦东另建大型国际机场；上海郊区土地不以种粮为主，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让农民迅速致富等等，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后来也被政府采纳，变成了现实。

　　“我很高兴，我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有用。”如今，再提“土地批租”，张薰华以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淡淡带过。

　　事实上，他始终没有停止对土地问题的再思考，对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探索。

　　“中国的土地名为国有，且载入《宪法》，实际批租收入被部门与地方占有，也就等于将土地部门化、地方化，这容易使地方官员勾结房地产商人、大肆侵吞国家财产。”谈及现状，老人神情严肃，切中肯綮。

　　“贱尺璧而重寸阴”，曹丕《典论》中的这句话被张薰华引为座右铭。

　　他的简朴生活和丰厚的学术成果正是这句话的最好写照。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薰华就居住于复旦九舍。房间小，书房兼作客厅，家具都是旧的，不少年轻学者都住进了宽敞舒适的公寓，但张薰华毫无搬家的打算。

　　另一方面，他极“重寸阴”：直到87岁高龄仍坚持带博士生，去年仍在发表论文，今年3月又撰写发表了学术总结性文章，白头虽老赤心存。

　　他说：“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

　　走进张薰华老师家的书房，古卷书香气扑鼻而来。午后温暖的阳光映照着满屋的山水花鸟字画，一摞摞报纸和书籍都整齐地叠在五个简朴的书柜里。“那些画都是她（老伴）画的，我平时只是看看报纸看看书写写文章。”张老师提及自己现在简单温馨的日常生活，脸上绽放着孩子般的笑容。

　　“风雨同路九十载”

　　张薰华老师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我年青时恰逢抗日战争，很想保家卫国，高中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u2018上海学生抗日救国协会u2019。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到重庆（复旦大学当年西迁至此）发现坚持抗日的是共产党，自己所尊敬的的几位爱国教授也是亲共的。”张老师说，正是这样的种种巧合让他与共产党结缘，决心加入共产党，为抗日救亡尽一份力。

　　张薰华老师的入党过程一波三折。当他在大学期间第一次提出要入党的时候，重庆正遭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党暂时不发展新党员，但张老师还是以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直到大学毕业两年后加入共产党。

　　“那时我就是想保卫国家，而马克思主义我是到后来才接触到。它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思想理论，使我认识到了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

　　张薰华老师还谈到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党的一些决策。他表示文革是“违背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改革开放则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错误并予以改正。作为一个正直严谨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张薰华老师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也会对文革时期领导人进行尖锐的批评，指出“建设国家时对社会生产客观规律的认识不足是大弊病。”他说，“正是因为文革之后我们党的领导人懂得和掌握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的国家才会建设得越来越好。”

　　术业专攻为济世

　　张薰华老师淡薄名利，空余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写文。“贱尺璧而重寸阴”是他的座右铭。他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资本论>脉络》等。

　　张薰华老师认为，在钻研基础理论时，要努力探索事物内在联系，不惑于表象，不随波逐流。1956年张老师发表了论文《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与前苏联某统计学家论战了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也正是因为这篇论文，中央选派他到中央党校理论班脱产学习三年，为的是培养共产党自己的“红色理论家”。

　　“那三年我一心一意做学问，周末也刻苦学习，学到了很多知识，做学问主要就是这三年。”张老师笑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所以我们以前做学生时候就觉得一定要把书读好。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应该做到的事情嘛。”

　　张薰华老师最关心的还是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如何济世爱民。为此他做了很多针对我国国情的研究，其中不少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就是“土地批租”政策的产生：1984年，发表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和《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上海把第二篇论文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求再作补充，是以有了第三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这篇论文由中央下发到各省、市领导机关，催生了一系列政策的启动。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

他还撰写了诸多论文直面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如：《遵循客观规律放手发展特区经济》（1984）、《初级阶段的主要问题是人口膨胀》（1988）、《计划、市场与搞活大中型企业》（1991）、《两个根本转变的理论导向（1997）、《体改的源头在金融与地产改革》（1998）、《从发展生产力剖解u2018三农u2019问题》（2005）、《从唯物辩证法看新中国的变化——兼论中国人口问题》（2008）、《科学发展观焦点在生产力发展》（2009）等。今天，张薰华老师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环境、人口方面，为国家的发展探索尽心尽力。

　　正如张老师自己所说，“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在学习上，要贱尺璧而重寸阴，抓住时间，努力学习，在学习、生活中对自己严格要求，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双重作用下取得进步。”

　　笑靥温情好养生

　　张薰华老师20岁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50年代末赴中央党校进修三年，学成后回到复旦。他曾任近10年的复旦大学校办主任和近22年的经济系主任。

　　说到在复旦的生活，张薰华老师说，无论当学生还是当老师，他都可以感受到复旦人的浓浓情谊。求学时，当时的经济系主任樊弘老师支持他参加学生运动。他毕业后，也是樊弘老师将他留了下来。文革时期，一位复旦的学生以“隔离审查”的借口将他关了一年，实则是将他保护起来，使他免遭伤害。

　　“复旦就像是我的家，我开垦过这里的土地，安顿过这里的老师和职工，受到过很多人的喜欢和保护，我很爱这里。”说到这里，这位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温情。

　　张老师最崇拜的复旦人是解放前敢于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张志让老师，后来张志让老师成为了新中国时期复旦第一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在立身和育人方面，张薰华老师都以张志让老师为榜样，心怀天下，严谨教学。

　　在张薰华老师看来，教书育人是他的本分，更是责任。他多次参加学生组织的活动，和大学生、研究生座谈“治学与做人”、“做人与做学问”的问题。他的学生都言，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也呵护有加。他说：“做人方面，青年应有高尚的情操和广阔的胸怀，关心天下兴衰，鄙视个人主义，抵制实用主义；治学方面，除了要爱惜时间，还要欢迎教师的严格要求。”他引用原复旦教务长严志弦的话说：“我宁可学生在校园里因为我的严格而骂我，也不愿意他们在社会上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无所作为而骂我。”

　　谈到知识分子应有的追求和心态，张薰华老师只是列举了几个例子，但这位老人和那宁静的复旦第九宿舍便已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