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大鹏是一名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曾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新中国政务院首任情报总署署长、军委联络部部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为我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邹大鹏领导的东北社会部的情报工作，为挺进东北、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党中央挺进东北决策提供情报　　

　　邹大鹏1907年生于辽阳县后三块石村。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邹大鹏受党的派遣回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后，邹大鹏按照党的指示搞兵运工作，到东北抗日义勇军中任职。

　　1945年9月9日，中共胶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组织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邹大鹏担任工委书记，吕其恩等人为委员。为了方便活动，工委对外称“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司令部”，邹大鹏为政治委员，吕其恩为司令员，在辽宁庄河县搭拉腰口岸登陆，占领了庄河县城。

　　解放庄河当天，邹大鹏通过支队电台向胶东区委和中央发电，系统、详细地报告了解放庄河县一带的经过和了解到的东北的情况，并建议速增派大部队沿支队路线挺进东北。当时，苏军只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其他广大地区仍由日伪掌握。汉奸、土匪猖獗，社会情况混乱，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渴望解放。虽然雅尔塔会议限定将来东北地区由蒋介石接管，但国民党鞭长莫及，其军事、政治力量短期绝难到达，苏联红军对我方在东北的活动采取默认的态度，并给予积极的帮助。机不可失，正是我方乘虚而入、开发东北的大好良机。这些重要的情况和建议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回电邹大鹏：与所属地区苏联驻军司令部取得联系，立足于庄河，扩大队伍，在沿海组织船只，筹备粮食，迎接山东待命出发的四万大军和地方干部；适当向外扩展，为后续部队登陆创造条件。邹大鹏于是加紧行动，很快缴获了庄河县境内六个伪警察署的枪械，武装了近千名新入伍的战士，壮大了先遣队。

　　根据邹大鹏及其他各方面反映的东北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经过慎重研究，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要战略方针，对原先的部署进行了调整，决定抓紧千载难逢之机，以疾雷闪电之势挺进东北。邹大鹏率领的先遣支队是我党首先突破雅尔塔会议在东北所划“禁区”的先遣队，该支队携带的电台也是最早进入东北的电台。邹大鹏反映的情况对中央这次重大战略决策的调整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因而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深入虎穴侦敌情 有效策反促和平解放　　

　　1945年底至1948年11月间，邹大鹏曾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常委、委员和公安总处副处长，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兼哈尔滨市高等法院院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厅厅长兼办民族事务等职。他在做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期间，为了方便工作，公开职务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秘书长。

　　1945年9月，东北局社会部成立，邹大鹏任部长（后来汪金祥任部长，邹大鹏改任第二部长）。东北局社会部是我党的情报机关，专门从事搜集国民党内部情报。做秘密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互相之间都是单线联系。

　　东北局社会部成立不久，邹大鹏便派情报干部田琛秘密进入长春，在敌人统治下主持和部署情报工作。他选派白山、田羽利用伪满军校时一些同学、师生关系打入驻防长春的敌军第四纵队。经过考察，又吸收了杨元甲、解德全、齐振等人参加工作，潜伏在敌军城防主力第二纵队的司令部参谋处。1946年初，东北局决定在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前解放长春。邹大鹏提前指示田琛搜集了不少敌军动向和城防情报，要他们按所掌握的资料绘制成《长春防守部署要图》，将敌防区划分、阵地布置、防守重点、火力配备等，一一标记清楚。因解放长春事关重大，为确保万无一失，邹大鹏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在情报人员的掩护下，亲自化装潜入长春，把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就地进行了解、核对。现场视察后，邹大鹏将情报安全带回哈尔滨，报送东北局和军区领导。为配合战争，邹大鹏在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充分表现了一个情报工作者大无畏的气魄。

　　根据邹大鹏提供的情报，4月14日，我东北民主联军一举解放长春，全歼守敌两万多，缴获大量装备、武器弹药，这是我军进入东北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第一次解放长春战役能速战速决、取得辉煌的战绩，主要得益于事先取得准确而详细的情报。不久，国民党军队大举北犯，5月19日占领四平。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我党政军各部实行战略转移，于5月23日主动撤离长春。

　　1947年10月，辽南战略要地营口尚未解放，我辽南军区部队曾强攻不下。邹大鹏和大连社会部研究决定，对该市驻军主力、敌暂编58师师长王家善进行策反，任务主要由辽南情报站站长石迪执行。王家善因受国民党的歧视和钳制，早有不满情绪。经过邹大鹏反复做工作，王家善决定弃暗投明。1948年2月25日，王家善率部8000余人宣布起义，营口和平解放，逮捕了52军少将副军长郑明新、营口市市长袁鸿奎、交警纵队队长李安及警察官员38人，协助我军消灭交警纵队3000多人。　　

策反分化敌军 有力配合辽沈战役　　

　　在东北，我军与国民党部队决战前夕，东北局把情报工作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1947年底，邹大鹏在东北局社会部确定了情报工作方针：“长期内线，精干隐蔽，以内线为取得情报的主要手段，以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军政战略情报为主要目的。”因为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目标，工作进展很快。到1948年已经形成基本能控制东北全局的情报网，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几个兵团的情况和动向都很清楚，情报准确、迅速，有时敌人的布置还没有下达，我方的应对措施已经布置下去，取得了战场上完全的主动权。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长期被围、陷于兵饥马困绝境的长春守敌，已经是将无战心、士无斗志了。在邹大鹏的统一策划下，东北民主联军联络部派在海城起义的原国民党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利用各种关系给城内上层军官写信，动员他们反正起义；又派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杨滨主持前方策反工作。刘浩化装进城做上层军官的工作，并同60军中我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由秘密组织进一步在60军中做下层官兵的工作。这样上下一齐动，使60军军长曾泽生起义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17日午夜，曾泽生将写给郑洞国和李鸿的劝降信发出，即正式宣布起义，准时交出防区由我军悄然接管。从此，我军进入长春东半区。

　　曾泽生的60军起义后，长春守敌只剩下一个号称蒋军五大精锐主力之一的新7军了。军长李鸿见士气极度低落，已经不堪收拾，于是与我军订了城下之盟，率全军打开防线低头请降。10月19日，守敌主帅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已成孤家寡人，最终选择了投诚，长春和平解放，邹大鹏被委任为长春特别市市长。

　　长春解放之后，从1948年10月28日至30日，我军连续攻克沈阳外围的铁岭、抚顺、本溪、鞍山、辽阳诸军事卫星城市。这时的沈阳守敌，已经前无屏障，后无依靠，完全变成一叶风雨飘摇的孤舟，陷入了我军重兵合围的汪洋大海之中。

沈阳是历史名城，工业基础好，最好和平解放，以减少破坏。邹大鹏对和平解放沈阳早有考虑，之前就把一个担任策反任务的重要内线情报人员王凤起派到沈阳。王凤起是辽宁人，黄埔军校毕业，少将军衔，有正义感。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他任行辕高参。王凤起的夫人富平是阎宝航和高崇民的好友，到东北后，他们夫妇私下到哈尔滨探望高崇民，经高崇民介绍给邹大鹏。邹大鹏很重视王凤起，亲自接待，谈话教育，面授机宜。

　　王凤起接受任务回沈阳后，首先争取了黄埔同学秦祥征，帮助秦祥征出任国民党新建的沈阳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王凤起担任了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牢牢掌握了这个师级建制的部队。王凤起又争取了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53军副军长赵国屏。

　　邹大鹏又通过东北军出身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争取了高崇民的旧友、军统少将、东北铁路警察局局长王化一，辽宁粮食管理局兼东北“剿总”粮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圣一。王化一又通过朋友关系争取了国民党116师师长刘德裕、130师师长王理寰、东北“剿总”军法处执行分监部中将主任赵毅。

　　10月下旬，由王化一、胡圣一出面，召集有反正思想的53军130师师长王理寰、116师师长刘德裕、暂30师师长张儒彬、新1军暂53师师长许赓扬、沈阳第二守备总队队长秦祥征、东北“剿总”办公厅主任袁克征等人，连续三次在王化一家开会，决心脱离蒋介石，和平解放沈阳古城。会上，指定专人同守军各部联系，以期争取一致行动。同时请我地工人员王益、冷庆元、王佩卿等，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东北局社会部报告，以求得承认和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还研究了活捉卫立煌等一干嫡系军政首脑的问题，因意见未得统一，决定暂缓再议。

　　10月30日，卫立煌在沈阳第二招待所紧急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布置沈阳防务。邱立亭、赵毅得知消息后，立即找衔有策反任务的我地工人员王凤起及其妻子富平，商议采取武装逼宫的办法，逼迫卫立煌率全体守军宣布起义；如果不允，即当场将卫立煌以下文武高官全部扣起来。不料，卫立煌得到密报，乘机仓惶逃跑。王凤起率兵赶到第二招待所时，仅扣住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宋子英的汽车一部。追到飞机场，卫立煌乘坐的飞机已升空了。沈阳守军从此群龙无首，各寻出路，杂沓混乱，从而加速了守军各部的反正投诚。

　　在此前后，暂53师师长许赓扬、130师师长王理寰、沈阳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秦祥征和副总队长王凤起、53军副军长赵国屏等部队负责人纷纷和我军联络，让开防区，让我军进城。由于东北局社会部所做的工作，多数沈阳守敌在围城战斗中未作抵抗。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唯一负隅顽抗的国民党青年军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11月2日，解放军攻克沈阳城，沈阳宣告解放。

　　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情报工作一直备加赞扬。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专门致电给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对东北局社会部及时、有效的情报和策反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