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洪忠， 佤族。云南沧源人。原为班老部落首领。1961年后，历任沧源县班洪、班老新区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沧源佤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云南省第四至六届政协副主席。云南省人大副主任。第四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１９３４年，英国侵略军占领班老地区后，达监配合其他头人，组织、指挥本部落的佤族人民坚决抗英，直到村寨被烧，庐舍为墟仍然坚持斗争；１９３６年中英会勘滇缅边界，达监及达阶囊、达金三位头人被叫到南大会议说明情况，达监等人痛斥了英帝国主义侵略暴行，陈述班洪、班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并拿出他家世代珍藏的朝廷命服，敕封的“班老王印”及始祖蜂筑与吴尚贤开办茂隆银厂时的木刻等物作证，中方会勘委员嘉其义根据达监在抗英保土斗争中的表现，为其取名保卫国；１９５８年８月，缅政府请他和胡玉堂到腊戌，并准备为其封官割地，但他俩愤然拒绝；１９５５年，保卫国到昆明开会，将祖传木刻等历史文物上交政府。保卫国临终前一再叮嘱儿子保洪忠：我们世世代代都是中国人，只有靠中国才有出路。父亲临终前的叮嘱，深深地刻在保洪忠的脑海里，为他后来牢固树立爱国意识至关重要。加之他１０岁至１６岁到班老缅寺当过和尚，接受了佛教的先进思想，如“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等。五十年代末，他还和父亲保卫国两次到缅甸腊戌参加谈判，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亲切接见。父辈的言传身教，使他耳濡目染，不仅在他幼小的心灵萌发了强烈的爱国热忱，而且坚定了他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自１９５２年后，他先后参加了沧源县在岩帅、勐董举办的基干民兵训练班学习，配合他父亲开展好勘界谈判活动，协助做好准备外迁群众的说服、挽留工作。

　　八十年代中期，境外部分佤族组织了“佤联军”，还制定了建立“佤族联合共和国”的纲领，许多头人、包括其在境外的堂弟多次到班老请他参加佤族国，保洪忠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当有人问他是否同意成立“佤族国”时，他说：“阿祖、阿爹、阿妈教我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佤族国。现在我是中国人，在中国。你们外面要搞佤族国我不参加，更不支持。”当有人对他说：“我们和班老班洪要建立佤族联盟，同意了你可以继续在这边当大官，我们都是佤族，要统一，心要连在一起，不能分开”时，他说：“我们虽然都是佤族，但是我们中间有国界，现在不是用的一个三脚，不是吃的一锅饭，我们这边的佤族不搞佤族国，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你们来串可以，因为我们是邻居，是朋友，但不是一家人，在中国的５６种民族才是一家人。”当有人问他多次拒绝“佤族国”的邀约，怕不怕“佤联军”时，他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共产党，有人民政府，有军队，有群众，英国、美国、日本都能打败，还怕什么u2018佤联军u2019！”朴实的话语，却是肺腑之言，字字句句闪耀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保洪忠也像许多民族上层人士一样，被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批斗、迫害。１９６７年５至７月，受到班老群众的批判；６至７月被接到县政协接受批判和改造，并停发了生活补助；８月回到班老继续接受群众批判，并由当地群众“监督改造”。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拮据，又给保洪忠带来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许多被批斗的头人纷纷外逃，不明真相的群众也举家外迁；许多境外小头人也纷纷来劝说他离开班老：“文化大革命那样整您，您受不了就出来，我们首先给您地种，给您官做。”眼前的逆境，虽然给他带来痛苦和压力，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爱国爱党的信念，反而认为过去自己是头人，没有能带领大家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接受批判、认真改造思想是应该的，因此主动接受批判，认真改造思想，从没有外逃避难的思想，从县上回来后，他主动叫儿子组织群众批判他，还说：“批判我是应该的，因为我带头搞宗教迷信。”保洪忠在“文化大革命”中端正态度、接受批判、主动承认错误、自觉改造、安心班老的情况，出乎当地干部、群众的预料。本队群众说：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劳动改造就是好，我们队里的脏活就是叫他做，如打扫牛厩、拿牛粪出来晒等，他二话不说；批判他时叫他站他就站，叫他坐他就坐，叫他跪他就跪，就是爱国，不跑。永贺村的群众说：我们斗他、批判他，他都认错了，跟我们作伴了，生产也好了，没有听他乱说什么。面对眼前的困难和境外的引诱，保洪忠还是说：“我听毛主席的话，拥护社会主义，死活都要在中国，坚决不跑外国。”“如果把我划为地富成份，我就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如果划为劳动人民出身，就和群众一起学好大寨，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你们说我困难，老百姓也困难啊！大家都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乱想乱说，这样不好。我就是困难，也在我们中国困难，决不离开这里。”

　　保洪忠是个亦官亦民的特殊人物。除了班老回归初期兼任班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外，他没有在地方上担任过任何主要行政长官。但他始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地方各项建设事业，在竭力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同时，努力促进边疆的繁荣和进步。

　　班老划回祖国之前，其主要经济支柱是种罂粟和卖烟土，农村经济百废待兴。划归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绝不允许种罂粟，怎么办？必须尽快改变！可是当地政府担心政策过急，又出现边民外迁的现象。这时，保洪忠出来说话了：“我们不种大烟，政府也不会让我们饿死。”听到头人的话，百姓们马上改变了种大烟和做大烟生意的习惯，在当地政府和民族工作队的指导下，班老的经济很快复兴，并逐步向多种经营发展。

　　针对班老群众信教影响生产的实际，保洪忠又出面做群众工作。他积极引导大家正确处理宗教活动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他说：过去李老五叫我们信佛做赕，说猪不能养，鸡不能养，地不必多种，只要好好做赕就可以得吃了，结果害得大家日子越过越穷。上帝不会给不劳动的人粮食吃。我们既要好好信教，也要好好劳动，我们才能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过上幸福的生活。从此，班老群众逐步处理好宗教活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并努力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后，他通过参加全会、常委会和提提案、建议案等形式，积极反映社情民意，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关注地方建设，支持地方发展。

　　为了解决班老的人畜饮水问题，保洪忠费尽了心血。七十年代末期，他亲自和水利部门的技术员爬山砍刺寻找水源，最后通过提案的形式逐步向各级政府要求，还亲自上北京争取资金，在国家的扶持下，自来水终于引到了寨里。但由于水源小，加上里程远，水管渗水严重，没多久就断流了，水管变成了“干管”。他又四处奔波，到处反映，既重新寻找水源，又请求上级扶持。最后，通过他的关系，终于成功地协调取用境外水源，班老的人畜饮水才得到彻底解决。

　　在勘划中缅边境时，班老的水田多数被划到线外，建立南滚河自然保护区时，班老的两个寨子又被迫搬迁，因此，班老的耕地多为旱地，水田很少。为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改善灌溉条件，保洪忠又通过建议案的形式要求兴建班老水库。省人大常委会收到建议案后非常重视，尹俊主任立即作出指示，要求省水利厅、临沧地区水利局尽快落实。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保洪忠亲自率县人大领导及开发办、水利局领导和技术员到省计委、省水利厅汇报勘查设计方案。省水利厅将其作为“首长家乡工程”予以特批，同意兴建小（一）型班老水库。为了解决工程款不到位的问题，保洪忠又及时向省水利厅反映情况，要求尽快落实项目资金。通过保洪忠的积极努力，加之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的高度重视，班老水库建设顺利，很快竣工。

　　保洪忠还特别关心民族教育和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１９６１年，班老新区没有一所学校，没有当地民族干部，开展工作主要依靠保洪忠等进步、开明头人。为了加快班老的发展，保洪忠主动地向民族工作队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尽快创办学校，让班老的新一代尽快识字；二是要求组织、带领进步头人到内地参观，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他说：“班老没有当地的佤族干部，大家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不懂，因此不会搞工作，我要求带一批人到内地学习，学习共产党的政策，多懂些道理，回来才好做工作。”为了创办班老小学，他积极发动群众建盖校舍；校舍建起来后，他又发动本村群众送子女上学。通过他的积极发动，他管辖的八门寨送子女入学最多。

　　由于保洪忠在维护边疆稳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了突出成绩，受到了人民的称颂和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１９８４年９月光荣地出席“云南各界人士为u2018四化u2019建设服务经验交流表彰大会”并受到表彰；１９８８年４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受到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表彰。

　　由于其特殊身份，身为副省级干部的保洪忠，仍然同父老乡亲住在遥远的祖国西南边陲——上班老村。后来，为便于他工作，省人大才在沧源县城为他建盖了住房。特殊的身份、特殊的生活环境，使他同当地群众建立了纯朴的感情和深厚的友谊，无论是当头人，还是当省级领导，他都保持着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品质，并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据资料记载，解放初期，他家有水田２６亩，有旱地２７亩，全家的生产、劳动都由他来主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接受群众的批判”，始终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他乐善好施，经常资助困难群众。班老的群众说：老保虽然领得生活补助，但他还是和我们一样困难，因为补助费一领来，他就上家两块、下家三块地送人家，两三天钱就没了。借出去的钱，有的人知道偿还，而多数则是有借无还，保洪忠也从不讨债。由于他平时乐意帮助群众，群众也时刻铭记在心，虽然无法还钱，却通过帮他家做事等方式来报答他。有一次班老遭火灾，保洪忠家盖房子时，班老各寨、班洪、南腊的有关村寨的佤族群众都来帮忙，拉祜族群众还送来了草片。

　　佤族头人保洪忠彭建群头人，在我的想象中是四个字──高、大、胖、凶。然而，坐在我面前的保洪忠却是个身材适中、面容和善的老汉。他今年65岁，圆脸大眼、皮肤黝黑，穿一身深灰色西服，系一根红色领带。我半信半疑地问：“你就是佤族头人？”“是，我是头人。”保洪忠轻松地回答。“一个寨子的？”“不，我管20个村寨，两千多户。”“现在呢？”“我现在是县人大主任，省人大副主任。”

　　保洪忠显得诚挚而自豪，现在的保洪忠作为人大副主任，代表本民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作为头人，则代表本民族的世俗传统，处理民族内部某些特殊问题。在不断发展的时代面前，他总是巧妙地把传统的乡规民约同当前政府的政策法令相结合，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佤族头人保洪忠。现在是“两重身份一条心”。“别看保主任头衔挂到了省府，可人一直住在老家乡下。”秘书插话道。“是故土难离？”保洪忠停了好一会儿，说：“一言难尽。”一个爱国家族保洪忠是班洪部落的头人。300多年前，保洪忠的祖先，在战斗中功勋卓著，被推举为部落头人，从此世代相传，到保洪忠已是第12代。保洪忠原本姓李，保氏家族由姓“李”改为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