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百得，男，汉族，1934年5月生，河北井陉人，曾用名王白旦，195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9月参加工作，初中文化。1951年9月至1956年3月为太原钢厂工人。其间：1954年12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3月至1969年2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9年2月至10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0月至1971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1971年6月至1973年7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1973年7月至1976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1976年6月至1978年11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1月至1989年5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炼钢工人。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王百得：“九大”选举得票与毛泽东平起平坐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名工人太不谦虚。

　　小人物，大历史。这种说法，放在王白旦身上再恰当不过：小人物，他农民出身，后来成为炼钢工人；大历史，他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九大”代表、“十大”代表。

　　王白旦现名王百得。1969年“九大”期间，他参加议政，周总理主持会议，看到他后打趣道：“王白旦，你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听啊。”与会代表都会心地笑了，有人顺情说：“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呢。”王白旦从没有想到过他的名字竟然有这样的谐音。

　　宦海浮沉缘于“改名”

　　王白旦1935年出生于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解放后，他先是在太原钢厂当工人，因为机灵，学东西快，后来作为骨干“支援”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他已是北满钢厂的一名党员技工。当时，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成员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阴差阳错，王白旦被选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并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了中央委员。

　　王白旦做梦了没有想到被选为中央委员，更没有想到竟会有“大人物”热心给他改名。在那个议政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了参加了，他听了周总理的话，略有所思后说：“我给他改了个字，u2018旦u2019字底下加一竖为u2018早u2019，音变意不变。”如此，从北京回到黑龙江，王白旦不但身份变了，名字也变了。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支持林彪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议成立专案组，幸而周总理解了围：“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叫工人背包袱。”没想到，江青知道此事后说：“我再给他改一个名，在原基础再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再次改名，王白得很不情愿，他想：“又改名，上次有总理保护，我和陈伯达没牵连上，下次，谁又能为我说话？”不过，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当时他是服从了“中央决定”。以后，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成为100名中央候补委员的成员。

　　很快，王百得在厂里从普通工人一跃成为党委副书记。这期间，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组织的关怀下，36岁的女新闻工作者于淑彦走进了他的生活。王百得可谓春风得意。

　　4年后王百得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升任市电视台副台长，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

　　1978年，不测的政治风云再次向这个家庭袭来。他那段被陈、江二人改名的历史，使他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王百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却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于淑彦跟王百得离婚，她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结果，电视台机构变动时，于淑彦的职务还是由副台长降为部门主任。

　　弃官为民后依然坎坷

　　终于，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两种职务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

　　但是，王百得毕竟当过“中央领导”、市委副书记，工厂给他安排了一个平炉分厂“顾问”的衔，既指挥不了人，又不用参加一线劳动。可王百得一回厂就三班倒，真正当起了工人。

　　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总厂领导和总工程师在现场紧急磋商，决定放掉钢水，熄火检修。“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维修后墙。”不知什么时候，王百得凑了上来。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别忘了，你是个啥身份。”王百得全然不顾继续说：“如果停炉，小修也要3天，少出10炉钢，损失可就大了。”此时，钢水已从炉体的裂缝渗漏，事不宜迟。王百得大胆的建议终于得到允许。年过半百的王百得，在炉前干了一个白班又连着干了一个通宵，平炉后墙终于被修复好了。工友们欢呼雀跃，跑去为王百得请功。两天后，一位领导把王百得拉到一边说：“按规定，你应该得到重奖，可……。”

　　为了工作方便，“编外炉长”王百得从回厂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15年与市里上班的妻子分居，隔断了丈夫对妻子和父亲对孩子的照顾。15年间，爱女和长子相继病逝。然而，悲痛没有动摇王百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炼钢工人的决心。

　　1989年王百得临近退休。妻子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多拿400多元报酬。然而，分厂领导愿意再留他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1990年后就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了100元的补差费，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统统没他的份。然而，他说：“只有炉上需要，我就干！”他又在炉前奋战了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