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嘉祥（1864-1926），英文名字：Tsao Ka Hsiang ，字希麟。广东顺德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

1870年代，容闳促成清政府决定派遣学生留学美国，曹嘉祥考选入内，于1874年作为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先就读于哈德福特的WestMiddle Public School，1877年进入Hartford Public HighSchool，后来考入圣克劳大学学习理化。1881年，幼童留美事业夭折，曹嘉祥随众归国，入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供职于北洋海军，历任“镇远”铁甲舰枪炮大副、烟台水师提督署提调、北洋海军兵备处一等参事官，曾参加中日甲午海战并受伤。

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清朝政府在天津从外国列强手中收回天津统治权，当日，天津巡警总局即告成立。曹嘉祥出任天津巡警总局首任总办，但他在任上仅呆了八个半月，就因贪腐问题下了台。

而后，曹嘉祥一直是袁世凯智囊中的重要分子。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出任大总统，于1913年12月任命曹嘉祥出任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领海军少将衔。1915年5月，升任海军部次长，成为中国新式海军发展的决策者之一。1921年辞职在上海闲居，1926年病逝。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先后占据天津和北京，而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华里之内，天津全县以至宁河县境、塘沽、北海沿岸均属管辖，不准中国军队驻扎”。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徐世昌等人想出了以西式警察接收天津的法子。1902年8月15日，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实行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而在这关键时刻的具体负责人、执行者便是曾就读美国高校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的曹嘉祥，由他出任天津巡警总局首任总办（后天津巡警总局改为天津南段巡警总局）。 在他的勤勉努力指挥下，天津市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巡警总局的设立和运行，使得天津的治安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让刚刚经历战争创伤的天津民众，从动荡紊乱之中逐渐平复过来，巡警确实起到了旧式保甲、团练无法起到的作用。天津巡警总局的成功让袁世凯坚定了推广巡警的信心，“新政”时期的“北洋警政”闻名全国。鉴于此，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

但另一方面，曹嘉祥任巡警总办后，大权在握，利用各种手段搜刮民财，迅速暴富。在内部，通过克扣兵饷等手段进行贪污；在外部，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讹索天津的富户。由于曹嘉祥位高权重，被其讹索者冤无可申。而他的手下也上行下效，腐败不堪，民间苦不堪言。于是辖区富户和百姓，乃数其劣迹，向言官举报，要求言官对其弹劾。 曹嘉祥与唐绍仪同为留美幼童，曹嘉祥是通过唐绍仪的关系而坐上天津巡警总办位置的。在曹嘉祥遭弹劾后，唐绍仪在袁世凯面前极力为曹掩饰，但因社会影响太过恶劣，且贪腐事实俱在，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3月，曹嘉祥终因贪污腐败而被撤职。 这位天津第一任“警察局长”在任上仅呆了八个半月，就因贪腐问题被百姓轰下了台，成为中国第一位因贪腐被撤职下台的“警察局长”。

中国幼童的中学同学，后来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菲尔浦斯（WILLIAMLYONPHELPS）教授，在其《自传》中，专门设置有一个章节——《中国同学》，关于曹嘉祥的节选内容如下：

我在高中最亲密的朋友是CHO（这位“CHO”是曹嘉祥），他严肃而庄重，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有教养懂世务的人。在课堂上听他解读恺撒是一种博雅的教育。几乎每个周末，CHO和我都要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猎，主要是打金翼啄木鸟和草地鹭，CHO有一把超过12英镑重的猎枪，他可以终日毫无怨言地抗着他的这把宝贝枪，并且具有百步穿杨的好枪法。最后，当这些孩子令人遗憾地被召回时，CHO把他的这把猎枪赠给我，作为我们永久友谊的见证。在中国，听说他参加了海军，可后来没有了下落。我们之间有过几年的书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