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何玉茹毕业于廊坊师专中文系。

　　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爱看电影的女孩》、《小镇孤女》、《生产队里的爱情》等，小说集《她们的记忆》，发表短篇小说《田园恋情》、《楼下，楼上》、《到群众中去》等近百篇，中篇小说《绿》、《太阳为谁升出来》、《素素》、《父亲》等40余部。

　　中篇小说《绿》、短篇小说《田园恋情》、《楼下，楼上》均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入围中国作协第二届 鲁迅文学奖。1999年短篇小说〈〈到群众中去〉〉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中篇小说《太阳为谁升出来》、《素素》分别进入2000年和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父亲》进入2005年和2006年最具人气作品。

2016年4月19日，河北2015年度十大小说获奖名单，何玉茹短篇小说《回乡》上榜。

　　李三定沉默少言，心无城府，不懂世故，在崇尚身强体壮能言善辩的年代他既无体力又无口才，因此，总是受家人的打骂和争强好胜的姐姐们的嘲笑，又莫名其妙地被卷入村子的人事纠纷和派系争斗里。然而，外界的粗暴与荒谬并不能真正干扰他做实实在在的活儿，他不知不觉地用艺术化的劳动抗拒着生活的政治化和庸俗化。

　　冬季是人生困窘的象征，与蒋寡妇的迷醉是人生沉迷于肉欲的象征，李三定在豆腐村学会了木工，他沉迷于自己的世界，那正是由世俗化向艺术化的人生超越的象征。

　　高中毕业的农村女孩黄玲玲为了精神上的解脱和寻求，从农村只身来到了城市，同学白丽平像一条桥梁为她与城市之间疏通了道路，使她先认识了百货店的华子，又认识了 电影公司的叶北岸，又与书店的童珍偶然相遇，而这其中，电影始终是她不可缺少的内在的驱动力量。因此，就构成了一位少女的一段独特的情感、心路历程。她对电影的爱，对朋友们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但她时时感受的陌生、孤独以及存在的不稳定也是真实的，她渴望的能够真正与她的心魂贴近的东西，或许永远只是一个电影般的虚幻的远景。独以及存在的不稳定也是真实的，她渴望的能够真正与她的心魂贴近的东西，或许永远只是一个电影般的虚幻的远景。

　　 我写《冬季与迷醉》

　　写《冬季与迷醉》，我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印象中写作的过程很投入，也很艰辛，投入是对小说中人物和人物所处的生活的投入，艰辛是为人物和这段生活要找到最合适、最小说化的表达。

　　记得写作中，在眼前闪现的最多的几个词是：迷醉，孤独，困窘，滑稽，腊月，过年，冬季等等，这些词有精神的，有物质的，有温暖的，有寒冷的，有外在的时间、环境，也有内在的心灵、心魂，它们出现时，我几乎是兴奋的，我预感，因为它们的存在，小说也许会变得丰富，充满张力。伴随了这些词，当然还有无数个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我自己就是那段生活的亲历者，它是既荒唐又日常，既喧嚣又静寂，既被困又有青春难抑的叛逆，它让今天的我不安而又感动。也许那段生活并不足为奇，因为亲历过它的不只我一个，奇的应该是，我今天要拿它做材料写成一部小说了；奇的还应该是，我用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些材料？我觉得，那段生活有点像一颗种子，一直埋在地下，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了发芽、开花的机会。开出来的花，当然就再不是原来的种子了，它和种子不一样，和别的花也不该一样，不然有什么理由让读者来喜欢它呢？

　　小说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不过是讲一个十八岁男孩在一个冬天里发生的一些事。冬天是1969年的冬天，男孩是从一所城市中学回到了家乡的中学生李三定。冬天既是自然季节，也寓意严酷的政治气候，而李三定面对的不仅是自然和政治的双重季节，更有在这季节笼罩下的家庭环境、日常生活。一切好像都那么平淡无奇地开始了，但一切又都那么地不对劲，在一件件的不对劲中，这个性格内向的男孩，只能更加走向自己的内心。他总是在被迫中行动，一点由不得自己，看上去懦弱而又不入流，但叫人欣慰的，是他又总能在行动的狭小空间中相遇自我，相遇“迷醉”，于是，“迷醉”便在冬季的严酷中奇迹般地发生着；于是，没有传奇的日常生活，由于李三定的变被动为主动，竟是有了一点心灵传奇的意味。李三定的回乡生活，是从看杀猪开始的。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却又每天受到家人“今后干什么”的逼问。父亲希望李三定做一名小学教师，李三定本能地反对，他宁愿看杀猪，宁愿做猪肉，宁愿拉土垫沙，宁愿当值班民兵，宁愿逃离到百里之外的姑姑家去。当然这些他也都不喜欢，但在这一个又一个的被迫行动中，也同时完成着他的成长。在杀猪场上，他以一种曾迷醉过的防御技能救下了小学同学金大良；在厨房里，他又因对做猪肉的迷醉赢得了母亲的赞赏；在拉土垫沙中，他和蒋寡妇朝夕相处，获得了厨艺和性的双重迷醉……最后，他被迫去了姑姑家，终于与“木工”相遇，彻底将自己投入了进去。在这其中，他不仅被迫做事，还被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领略了人与人之间冬季一般的严冷。好在，冬季里有一个腊月、一个春节，腊月和春节是上千年的底子，有了这底子，严冷中的人们就有了希望一般，从中汲取温暖，相遇迷醉，迷醉哪怕是瞬间的，也多少可以抚慰艰难困苦的人生了。因此我是非常在意这千年的日常生活的底子的，它既是生活之底，也是这小说之底，没有它，其它一切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 在小说中，我努力让自己做到，最细致入微地写实，同时又最大可能地写意，就是说，呈现给读者的不应仅仅是一个故事，一些场景，一些人物，一些细节，而更应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意蕴。这意蕴到底是什么，我很难一句话讲得清楚，它也许是人在这世上的“孤独与救赎”（评论语），也许是人的“生存的勇气和超越的迷醉”（评论语），也许是纷乱人世，“耕种自己的田地要紧”，也许是在强调非常历史时期的寻常生活和人性本身的力量。不管怎样，我期待它丰富、多义，期待读者在阅读中各有一份心灵的相通，这可说是我最大的心愿了，我会因此觉得，我是对得起这小说的，也是对得起读者的。

　　何玉茹是“小事的神灵”。当然，写小事不一定就是小事的神灵，很多时候，人们是把小事写成了大事，比如，女性就可以把私人生活写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性别战争；但在何玉茹那里，小事终是小事，她不会用锯子切割一颗米粒儿，她用小巧的手术刀和显微镜。

　　于是，通过何玉茹细致的操作，我们看到了在最微小的事物中、在近乎无事的生活细部上，有繁复的意义世界。

　　何玉茹的小说有人喜欢，有不少的人不喜欢；对一个作家的特性，那些不喜欢她的人可能无意中看得更清楚，比如我吧，有一度看何玉茹的小说我就会心慌，于是就问自己：慌什么呢？

　　扪心自问的结果是这样的：这些小说里有奇怪的专注和偏执，它压迫人。何玉茹的语调从来不是戏剧性花腔，总是很低、很静，按说不会使人窘迫不安。问题是出在她的尺度感上，她注视着小事，如果她从中发现了事关存在或生存的大意义，我们也不会心慌，但她总是正好停留在小事本身，既不向上、也不向下，这就正好使我们面对生活中游丝般镣绕的日常价值：友谊、温情、快乐、孤独，等等，在她的注视下，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事物变成了令人困惑的疑难。

　　我本想说何玉茹是我们的奥斯汀，后来想了想又觉得不是，奥斯汀是温煦和蔼令人愉悦的，她的嘲讽也让胖绅士们自嘲地发笑，但何玉茹似乎敛尽了奥斯汀的烟火气，在奥斯汀谈笑风生的地方，她却孤僻地、沉静地注视和述说。

　　奥斯汀的世界有高度稳定的价值秩序，日常生活意义充盈，这位姑妈在其中安然自在。而何玉茹所面临的是严重的意义匮乏，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破碎的、荒凉的，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想大事、干大事，小事的意义、如何在无数小事积累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一种价值感，对此我们几乎毫无兴趣。

　　所以，我们常常感到何玉茹的小说中有一种叫人不好意思的过敏，我们会心烦意乱地想：何必呢，不至于吧。但何玉茹却偏执地过敏下去，她要让生活在我们眼里变得柔软、充满汁液。

　　在九十年代，“日常生活”一直是诗和小说的重要主题，事情似乎是，我们终于发现了日常生活。但我宁可说：只有何玉茹等极少数几个人找到了真正的日常生活，而何玉茹的作品恰恰与以“日常生活”为旗帜的写作保持着距离。也许是出于天性、也许是深思熟虑，何玉茹似乎知道，当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日常生活”时，其实仍是被形而上学激情所支配，他们在写作中最终表达的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某种本质性图景。所以，在看了那么多小说之后，我们总会感到那不是日常生活，而是以“日常生活”为标题的观念艺术。何玉茹也许会非常羡慕那些作家，羡慕他们化繁为简的才能，但更可能，在何玉茹眼里，这种写作是反日常的，它已经远离了日常生活的质地，是以日常生活的名义逃避日常生活，是不真实的。

　　何玉茹有通往真实的独特路径，她的路也是最简单、最质朴的路，那就是真正地直接走向事物本身，在一种精确的尺度感指引下，她从不让她的笔溢出事物之外，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寻求价值和意义，你不必到天边外，你只需看着眼前，这时你就会发现小事之中有一个上帝、一个神灵，它一直在向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提出问题，我们过去竟没有听到。

　　听到小事的神灵的声音是我们所不习惯的。看何玉茹的小说我们常常有一种轻微的别扭，它几乎是压迫着我们注视我们本应最为熟悉的事物和情感，结果我们会有一种幻觉，会觉得这一切都有点不真实、不正常。

　　——这就是何玉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奇异命运，她本来是最正常的，但在我们的语境中，她竟显得偏执，她本来是真实的，但我们的眼睛在这种真实前感到不适。

　　但这同时也证实了她的写作独特、重要的意义：如果说“真实”就是我们在想像生活时的一种约定、一种习惯，那么，何玉茹恰恰悄悄地修改着这种约定和习惯，只有极少数作家有能力作出这样的修改。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愿意说何玉茹是个先锋作家，真正的先锋作家都应该是眼科医生，何玉茹也在为我们矫正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