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子静(1878～1945)原名冰，字子静。陕西富平人。少年时随父到西安读书。从清光绪十七年(1891)起，即到其父负责的陕西按察使司驿传房学吏事，时年还不满13岁。

　　二十二年(1896)春，秦、晋两省驿站交接公文时发生重大失误，陕西巡抚端方怒而追查此事，驿传房诸人均不敢前往应对。焦子静挺身而出，面见端方，对答如流。端方由惊奇而器重，焦从此名闻省城，被正式任用为驿传房经承，兼管三原驿站。

　　他性情豪爽，关心国事，与张东白、吴宝珊、李异材、井岳秀等人友好，又与张拜云、任尹等进步知识分子组织自治社，以开通思想、提倡自治为名，实则组织力量，策划反清起义。

　　三十一年(1905)冬，井勿幕由日本回国返陕，发展中国同盟会会员，焦由张拜云、吴宝珊介绍，加入同盟会。次年春，出席了井勿幕在三原主持召开的陕西同盟会第一次会员会议。会后，受井勿幕委托，与李桐杆等人负责陕西同盟会事务，曾介绍范紫东、刘渭滨、杨介等加入同盟会。

　　三十四年(1908；一说三十三年即1907年)重阳节，焦与井勿幕、李异材等省内外同盟会员20余人同慕亲会首领吴虚白等以祭轩辕黄帝为名，集会盟誓，确定“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的奋斗目标。

　　为了使会议顺利进行又不引起清政府的怀疑，焦假托上宪需要黄帝陵碑石拓片，在按察司衙门办理了公文，并安排几位同盟会员假充拓字匠，先期至黄帝陵布置，使会议按期召开。

　　同年与张拜云等人创设了公益书局，附设公益印字馆，对外以经销文具、纸张，办理印刷业务为名，实则除销售一般文化读物外，主要经销从日本及上海等地运进的《民报》《铁券》《夏声》等宣传反清革命的书刊。

　　他还筹措经费，与张拜云、吴宝珊等创办了健本学堂，由同盟会会员常自新、景梅九等人在该校任教，井勿幕、李异材、李桐轩、郭希仁等同盟会骨干人物亦常到该校讲演，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也到这里与同盟会员接头。健本学堂除培养了胡景翼等一批优秀青年外，还是存放动据点，凡有关革命党人的重大活动，在别处商议容易失密的，多在驿传房商议；外省来陕西的革命党人，也多在驿传房食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推举焦主管分会内部事务。

　　1911年10月，西安起义成功，27日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焦被军政府任命为渭北民团使兼游击司令，负责安定渭北社会秩序。10月28日，他与同盟会员李天佐、井岳秀、常自新及陆军中学学生董方亭、李藩侯等人到达富平，说服当地哥老会首领向紫山率领哥老会武装赴省城为革命军效力；又派人分赴高陵、蒲城、白水、澄城等县编练地方武装，巩固辛亥革命成果。

　　1913年春，焦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他回陕西策动讨袁斗争。

　　1914年秋，袁世凯派亲信陆建章主陕。焦表面上与陆周旋，暗中却与李岐山、景梅九、胡景翼、井岳秀等密谋反袁逐陆，还出面营救被陆关押的国民党人士数十人出狱。

　　1916年5月，逐陆之役爆发，陈树藩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焦任先锋第二营营长。在与陆建章谈判和平解决方案时，被推举为渭北的民党人士代表，奔走于两军之间，对和谈成功做出了贡献。

　　陆建章离陕后，主持陕政的陈树藩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在陕西实行专制统治，引起陕西民党志士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反段讨陈的斗争。为请示机宜，焦赴上海谒见孙中山，被委任为西北护法军招讨使。1917年9月返回陕西，联络高峻、耿直、杨虎城等反对陈树藩的统治。

　　1917年12月3日，高峻在白水起义，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发出通电，讨伐陈树藩，终因势单力薄而失败。焦又赴广东谒见孙中山，汇报陕西战况。嗣后，奉孙之命，与部分国会议员前往云南与滇、川、黔联军司令唐继尧联络。唐拟请焦出任西南盐运使，焦坚辞未就。

　　第二次国会恢复，焦赴北京，任唐继尧驻京沪联络代表。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焦坚决反对，南下云南、上海等地，一度任滇、川、黔联军第八军军长。

　　1927年，受冯玉祥聘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高等顾问，联合山东有关人士，组织游击队，参与北伐。

　　1929年陕西大旱，旅居上海的焦子静被举为陕西赈灾会主席。他及时以实物、捐款转输陕西赈济灾民。

　　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后，被冯玉祥再度聘为第二集团军高等顾问，参加倒蒋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焦目睹民族危亡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

　　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焦抱病前往襄助。行到北京，得知抗日同盟军遭到日、蒋军队合击而失败，悲愤之下，病情加重，遂返回陕西。到家之后，得知乡邻杨振昌等70余家向焦家借钱未还，遂召集债户，备酒席招待，并当场焚毁债据，告知债户免去债务。债户十分感激，联名赠送了题有“冯驩高风”的匾额，但他并未悬出。

　　1939年7月 蒋介石电谕西北行营主任程潜向焦转交蒋的亲笔信，请其出山襄助抗战，并汇款5000元安家。他复信给蒋，告知自己病情严重，力不从心，所汇之款作为抗战费用。他临终前告诉家人，自己为救国救民，足迹遍天下，尽毕生精力，晚年才懂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道理。1945年7月9日，焦病逝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