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琴人
清末,未闻山西有知名琴人。
自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山西始有琴事。当时,山西当政,在育才馆及国民师范设雅乐科,邀九嶷派宗师杨时百弟子彭祉卿及川派顾梅羹来山西传琴,同来者有顾卓卿、沈伯重、杨友三等人,后杨时百亦来并半年有余。彭、顾等人在晋讲学两年,并由彭祉卿辑编曲谱讲义,曲谱现藏山西省图书馆,曲目有《渔樵问答》(琴歌)、《平沙落雁》、《阳关三叠》(琴歌)、《归去来辞》(琴歌)、《普庵咒》、《流水》、《梅花三弄》,当时传曲还有《胡笳十八拍》、《离骚》等。时有琴人孙静尘(名森、号江东布衣)、招鉴芬(邮管局职员)、朱子钦(厅长)、荣鸿胪(警备司令)、李冠亭、傅侠仙等人,于是成立元音琴社,提倡三晋琴学。后两年,时局动荡,诸琴人风流云散。当年江东布衣孙净尘与五台琴工方进升造琴二百余床,均署名江东布衣孙净尘、琴工方进升,今已无存。(当时人事,可参看《今虞琴刊》有关记述。)
1924年后,国师雅乐专修科毕业生王聚魁(字梅岩),在国师音乐研究会教琴,编有琴学常识讲义及琴谱,因之,历年国师学生多有学琴者。
1934年,国师学生程继元(35年入杭州艺专,后又留日)教家兄弹琴。当时我十多岁,《普庵咒》耳熟能详。1946年,国师学生高寿田(画家,解放后任博物馆副馆长)在太原成立唐风琴社,我与邮局同事张亮垣(后调桂林)入社一同学琴。当年曾在太原电台演播数次。邮局同人因之常提起招鉴芬前辈。当时我的琴技也不过只识按弹而已。
解放后,我调晋南工作,1959年才调回太原。回太原后,有幸购得古琴名家唱片十余张,反复聆听,始悟琴乐韵味。随后又向北京琴家査阜西请教,书信联系十余封(文革中多数焚毁,仅余《醉渔唱晚》曲谱一封),颇得教益。61年,我的工作又调至文水,直至84年退休。退休后,回到老伴家中(文水马东村)忙于修房嫁娶等家务事。过后,思欲重新复习琴艺,但旧丝弦已不堪用,买不到琴弦,无法弹奏。后又各方联系友人,辗转托付,直到88年6月,才由一位当商业部副部长的盟兄(也是国师学生)托人从上海买来上音琴弦。由于当时我患有白内障、视力差,故勉强坚持习熟十余首琴曲。这期间张颔(考古所长金文专家)、林鹏(书协会长)曾来家听琴。93年,赵讽老人亦来听琴,为奏忘机一曲,并摄影留念。
60年代,我在省文管会见过一张唐琴,十三徽为手工打造金巴丁,玉轸足,断纹及磨损自然美观,声音温润,确是一张难得的古琴。后听张颔称:吕骥和程宽(管平湖弟子、曾藏唐琴飞泉)都看过,定位雷琴,今亦不知藏何处。大跃进时,育才馆毕业生高福生受聘山西音乐学院教琴,不久学院下马回乡,后未闻有传人。程宽回乡时,我亦未见到,打听也没有传人,不知在京有否传人。
94年,我做了白内障手术,摘掉眼镜,轻松愉快,可身体日渐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忽忽到了世纪末,可能山西琴人就剩我一人了,自感无传人,将成终身遗憾。遂不揣鄙陋,在太原各琴行散发传单,介绍古琴性质,免费教琴。以后陆续有十余人来村中学琴(大都为大学以上学历),至今已十余年,但效果欠佳,能坚持者少,学有所成者只三四人。
2003年,经琴行介绍,认识山西晚辈琴人彭建军、孟小申等同志,经过多方努力,恢复了唐风琴社。在建军社长的主持下,各位同志努力行动,挂靠山西省民俗博物馆(文庙),每年在山西省图书馆、民俗博物馆、各学院演出几次,爱好听众数百,教出学生上百。山西省内除太原唐风琴社外,各地区也有教琴者。山西古琴事业,逐渐发展壮大,前景可喜。
台湾政治家
湖北汉口人,李焕长子。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便赴美深造,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资讯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经建会规划师,财政部国库署主任秘书等职;1987年出任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副署长。著作有《创新时代的经济情势》、《我国国库财务行政管理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