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关荣，指挥家。浙江镇海（今宁波）人。１９６１年毕业于民主德国莱比锡高等音乐学院指挥系。同年回国，历任北京电影乐团负责人、首席指挥，深圳特区乐团首席指挥。曾担任贝多芬第三、五、六交响乐和勃拉姆斯《第二交响乐》的指挥。译有柏辽兹《配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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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关荣：用音乐为电影“画龙点睛”

　　2006-03-14 11:23:59 来自: 赵辛楣 (苏州)

　　2005年11月4日

　　明天，一场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举行的电影音乐会将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行。引人瞩目的是，手执指挥棒的是一位年届七十却风采依然的深圳老人——深圳市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指挥家姚关荣。

　　姚关荣这个名字，对熟悉中国现当代电影的观众来说，一定不会陌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200多部中国电影中，都能从演职员表的配乐指挥一栏发现他的名字。曾任中央新影乐团和中国电影乐团首席指挥20年的姚关荣，和上影的陈传熙、长影的尹升山一起成为中国电影音乐指挥领域功勋最卓著的指挥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姚关荣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人物。前不久，姚关荣刚刚在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等主办的“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庆典”上荣获“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他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公开肯定。

　　日前，记者在位于深圳梅林一村的姚关荣家中采访了这位电影音乐的传奇人物，听他讲述了自己与电影音乐和深圳交响乐之间的数十年情缘，回忆起那黄金般的电影岁月和音乐人生。

　　“音乐血统”来自莱茵河畔

　　尽管姚关荣的名字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可谓大名鼎鼎，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指挥家是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出国的音乐留学生。在莱茵河畔的那个西方古典音乐发祥地，姚关荣得到了自巴赫、贝多芬以降的欧洲音乐传统的真传，这为他在中国电影音乐和交响乐领域大展宏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出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姚关荣童年时便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随着父母碾转于湖北、云南、上海、福建。虽然家中只有父亲会弹中国传统乐器月琴，但姚关荣却在抗战音乐的熏陶中埋下了音乐的种子。他至今还记得1940年在云南昆明时，只有5岁的他在街上跟着游行队伍昂首阔步地高唱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抗战结束后，姚关荣进入上海建成中学就读，一位叫谭玲的音乐女教员成为他的音乐启蒙老师。谭老师发掘了姚关荣的音乐潜质，推荐他成为学校合唱团的一名小指挥。此后，姚关荣带着学校合唱团走上了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天蟾舞台。半个世纪后，姚关荣在广州遇到谭老师，谭老师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姚关荣“有板有眼的指挥展现了出众的音乐天赋”。

　　1954年，靠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姚关荣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入学一年后，国家要选派一批学生到东欧留学，成绩优异的姚关荣作为国家的重点培养对象到德国去留学，成为新中国首批音乐留学生，就读于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指挥系。莱比锡是个音乐之城，“古典音乐之父”巴赫曾在莱比锡生活了27年，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瓦格纳、施特劳斯等也都曾在这里留下音乐的足迹。姚关荣至今还记得，在他的毕业证书上打的钢印就是巴赫的头像。

　　在莱比锡，姚关荣近乎贪婪地汲取着古典音乐的精华。毕业后，他又进入德国魏玛高等音乐学院，师从世界著名指挥家赫尔曼·谢尔兴。谢尔兴常说：“乐队演奏中出现了问题，责任首先在指挥。”这样的教诲让姚关荣铭记终生。长达6年的留学生涯为姚关荣储备了丰厚的音乐素养，更培养了他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这成为他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中国电影音乐的“执棒者”

　　1961年，怀着报效祖国的崇高志向，姚关荣学成归国。他来到了刚刚创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乐团担任指挥，主要任务是为新出炉的国产影片录制配乐。在这里，姚关荣一干就是24年，执棒指挥新影乐团（后改称中国电影乐团）等交响乐团录制了200多部电影音乐，在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被《大众电影》杂志的一篇文章亲切地称呼为中国电影音乐的“执棒人”。

　　当时，在国内像姚关荣这样有欧洲留学背景的指挥家尚属凤毛麟角，年轻的姚关荣意气风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和才华，为不同类型的影片配制了大量风格各异的电影音乐。在姚关荣沉着、稳健的指挥下，那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对每一部电影的画面衔接和故事发展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由姚关荣指挥配乐的最著名的电影就是《地道战》了，中国有20亿人次看过这部电影，就有20亿人次听过姚关荣指挥的《地道战》、《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和配乐，被写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外，改革开放之前姚关荣指挥录制的著名电影音乐还包括《野火春风斗古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怒潮》、《侦察兵》、《决裂》等。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正值壮年的姚关荣再次焕发青春，作为中国电影乐团的业务副团长和首席指挥，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电影音乐中。他先后录制的作品包括《蹉跎岁月》、《边城》、《寒夜》、《血，总是热的》、《风雨下钟山》、《人生没有单行道》、《心灵深处》等。那时的电影观众一提起电影配乐，就会想到姚关荣。

　　说起录制电影音乐与指挥交响乐的不同感受，姚关荣深有感触地说：“电影音乐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性很强，往往要在从电影拍摄完成到公映之前的短暂时间内将配乐录制好。这对我们的创作形成了严峻的考验，我和团员们往往要连夜录音，而且要根据电影画面的长短随时调整。不过，令我欣慰的是，我参与指挥的电影音乐都是保质保量地完成的，得到了电影导演和观众的一致认可。”

　　深圳交响乐的“拓荒牛”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是姚关荣事业的巅峰时期，他不仅在电影音乐界响当当，而且在交响乐指挥领域也闯出了一块天地。当时姚关荣兼任着中央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的客座指挥。他还远赴德国，指挥世界著名的科隆广播乐团上演了“与中国相见”广播音乐会，欧洲媒体盛赞道：“姚关荣的指挥艺术即使按欧洲标准来衡量，也是第一流的。”在当时发行百万册的音乐普及读物《音乐欣赏手册》中，姚关荣被列为“中国当代十大指挥家”之一。然而，1985年，正值事业巅峰的姚关荣却突然南下当时还百废待兴的深圳，成为特区乐团的首席指挥，令京、沪音乐界的同行们大为不解。

　　其实，姚关荣与深圳结缘是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有一次他带领上海交响乐团来深圳演出，在飞机上与身边一位乘客攀谈中，他透露了自己希望在交响乐指挥方面多发挥一些才能的心愿。这位素不相识的乘客热情地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去深圳发展呢？那里刚成立了一支特区乐团，很需要人才啊！”姚关荣听了以后颇为心动，到深圳后看到那种朝气蓬勃的景象，更加坚定了他留在深圳的决心。此后不久，他就在当时的市委书记梁湘亲自安排下来到深圳特区乐团（深圳交响乐团的前身），全身心地投入到特区文化建设事业中。

　　那时的深圳特区乐团刚刚成立不久，只有二三十名演奏员，办公地点也挤在深圳戏院对面的一幢小楼中。但姚关荣不畏艰难，亲自四处“招兵买马”，很快将乐团阵容扩大到50多人，终于可以演奏一台像模像样的交响乐了。这样，1986年元旦，深圳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年音乐会。

　　然而，深圳特区乐团的发展方向曾经饱受争议，有不少人建议将乐团转为一支轻音乐团，从而在市场中更好地生存。然而，姚关荣坚定地认为，一个城市一定要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应该坚持古典音乐方向。在他的努力下，深圳特区乐团终于发展成为深圳交响乐团，并在国内外闯出了很响亮的名声。1997年10月，姚关荣和深圳交响乐团出访德国、捷克的六个城市，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成为首个登上柏林爱乐大厅舞台的中国交响乐团。姚关荣的指挥受到了欧洲观众和媒体的高度评价。

　　如今，退休后的姚关荣不甘寂寞，曾先后受邀到德国纽伦堡、意大利米兰指挥国外交响乐团演奏正宗的欧洲古典音乐。今年5月，中国爱乐乐团庆祝建团5周年之际，姚关荣和李德伦、黄晓同等著名指挥家同台，指挥这支国家级乐团上演了气势磅礴的《红旗颂》。姚关荣也没有忘记他曾为之奋斗的电影音乐，每次看影视剧时，都喜欢从专业角度品评一番其中的配乐。当下，姚关荣正在不断地温习他曾指挥过的那些熟悉的电影音乐，为执棒11月5日的电影音乐会做最后的准备，他说：“电影音乐是我一生的牵挂，我就是为电影音乐而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