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丘特切夫（1803- 1873），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抒情诗人。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从幼年起就热爱诗歌，喜欢写诗；1819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 1821年毕业后到彼得堡，在外交部任职。1822年起先后在俄国驻慕尼黑、都灵等地外交机关任职22年。1844年回国后，仍在外交部工作。1873年死于皇村。

　　他以歌咏自然、抒发感情见长。诗人一生四、五十年创作生涯仅留下三百多首短诗，他的诗歌形式短小简练，但内涵丰富：既有深刻的思想，充沛的感情。《丘特切夫诗集》只是小小的一本书，但是，正如诗人费特所说：“这小小的一本书，在分量上胜过多卷的文集”。

　　丘特切夫出身贵族，从小受到极好的教育。他少年时代的家庭教师是诗人兼翻译家拉伊奇。丘特切夫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写诗，并成为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成员。1818—1822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他兴趣广泛，爱好文学、历史、哲学，也喜欢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

　　1822年丘特切夫大学毕业，到外交部供职，不久被派到驻巴伐利亚的使团工作，此后，他在慕尼黑等地生活了二十二年。他与巴伐利亚上层贵族有密切交往。他的第一个妻子艾琳娜原是鲍特密尔伯爵小姐，属于巴伐利亚上层贵族社会。当时，慕尼黑是欧洲文化中心之一，在这里丘特切夫与德国诗人海涅过从甚密，海涅称他为自己的挚友，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也交往密切，可以说，这一时期丘特切夫是生活在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气氛中。两位德国友人重视丘特切夫倒不是因为他是诗人，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他写诗，他们喜欢他的博学和非凡的记忆力。

　　丘特切夫第一个妻子艾琳娜

　　1837年丘特切夫被任命为俄国撒丁王国的使馆一秘。1838年他的妻子病故。次年在都灵与厄尔芮斯金娜·乔恩别尔格结婚，第二个妻子也是巴伐利亚贵族。1839年，丘特切夫被召回国。不久，他申请再度出国，未获批准。于是他擅自离开俄国到都灵。因此他被解除了公职，1839—1844年曾闲居慕尼黑。20、30年代丘特切夫写了几十首抒情诗，其中不少极为出色，例如：《春雷》、《不眠夜》、《海上的梦》、《西塞罗》、《沉默吧！》、《不，大地母亲啊！》、《我记得那黄金般的时光》等。这些诗从构思、形象或诗歌的情调上都带有鲜明的独创风格。1836年邱特切夫把他的一组诗稿寄给彼得堡的一位朋友，由诗人维亚泽姆斯基和茹科夫斯基传到普希金手里。普希金很喜欢这些诗。据说他整整一个星期一直把抄有丘特切夫诗歌的本子带在身边，真是爱不释手，以后选出二十四首刊登在他主办的《现代人》杂志上，题名为《寄自德国的诗》，署名为ф.т.（即诗人名和姓的第一个字母）。丘特切夫与普希金从未见过面，但丘特切夫得知普希金欣赏他的诗篇时，非常感动。1837年普希金逝世，丘特切夫写诗悼念。

　　丘特切夫的第二个妻子厄尔芮斯金娜

　　1844年丘特切夫携眷回到俄国，又在外交部复职，任外国书刊检察官。1858年起任外国书刊检查办公室主任，直到晚年。

　　40年代丘特切夫几乎没有发表什么作品。他不追求文学声誉，也不重视自己的诗歌创作。40年代俄国文坛上出现现实主义的小说说取代诗歌的现象，40年代末诗歌在各种杂志上都很少见。1850年涅克拉索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的二流诗人》，文章的头一句话就是：“没有诗歌”，他认为并不是没有好诗。他说1836年的《现代人》上就刊登了一些富有独创精神，既有思想，又写得非常优美的诗篇，他指的就是丘特切夫的作品。他肯定丘特切夫“是俄国第一流诗才”，并且分析了丘特切夫的主要优点“在于对自然作了生动、雅致和形象逼真的描绘。”

　　1854年屠格涅夫编辑出版了《丘特切夫诗集》，并在《现代人》杂志上撰文评论：《谈谈丘特切夫诗歌》。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样，认为丘特切夫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位纯抒情诗人。他称赞丘特切夫诗歌既有鲜明的思想又有生动的形象。他肯定诗人在语言上勇于创新，具有普希金式的美。他说：“他创造的语言是不朽的，这对一个真正艺术家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褒奖了。”在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的宣传下，丘特切夫也受到了大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诗人费特的称颂。从50年代起丘特切夫作为诗人才小有名气。

　　叶连娜杰尼西耶娃

　　1850年丘特切夫与他两个女儿的同学，斯墨尔内学院督学的侄女二十四岁的叶连娜·杰尼西耶娃恋爱，同居，生有一女二子，关系维持 14年之久，直到杰尼西耶娃病故。杰尼西耶娃出身上层贵族，她与丘特切夫的关系引起人们的非议和宫廷的不满。但是丘特切夫全然不顾舆论的压力，照旧出入社交场合。50、60年代写的杰尼西耶娃组诗是丘特切夫最优秀的情诗。1864年杰尼西耶娃的死，是丘特切夫一生中最悲痛的事件。这时他又写了一些深情的悼亡诗。丘特切夫最后十年，常常生病，1873年病逝。

　　丘特切夫是贵族社交场上的常客。他博学多才又擅长辞令。他当年大学的同学博戈津说丘特切夫经常出现在灯火辉煌的舞会、晚会上。虽然公务占去他不少时间，但似乎他的服务地点是在社交场合，而不是外交部。每次他来到晚会上，开头他漫不经心地四下看看，好像已很疲惫：好像他会马上离去……有人走到他身边，向他透露最新消息。他的兴致来了，马上活跃起来，他会立即发表非常精彩的即兴演说，他的精辟的谈话往往随后被人们四处传播，人们欣赏他的聪明、机智。这样，他把毕生大部分精力消磨在这些活动中，直到暮年。

　　丘特切夫思想观点上有接近进步文学运动的一面，他经历了1816—1825年俄国的文学运动。1820年他读了普希金的政治自由诗后，写了《和普希金的自由颂》，他称赞普希金“点燃起自由之火”，肯定他勇于“向暴君预言神圣的真理”。但他又劝普希金要温和，不要惊扰公民的平静。 1825年他从德国回来，他感到“俄国只有办公室和营房。一切都围绕着鞭子和官衔而转动。”可见他对专制政权下的俄国是不满意的，但他又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使他日后成为斯拉夫派。侨居西欧二十二年，思想上受到影响，又使他不能成为彻底的斯拉夫派。屠格涅夫曾讲过这样的话：“我深为丘特切夫感到惋惜：他是一个斯拉夫派，但这不表现在诗歌中；而那些表现他这方面观点的诗都很糟。他的真正本质是西欧派，像歌德那样，例如：《初秋有一段奇异的时节》”，所以在诗歌中丘特切夫表现了自由主义的观点，虽然政治观点上他属于斯拉夫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