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照 - 个人简介
文照于书无所不读，必究其蕴奥，虽子、史、梵书一样追根究底。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任岳麓书院山长。卒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享年六十四岁。著有《周易拾遗》六卷、《周礼集传》六卷、《春秋集传》十卷、《太极通书拾遗后录》三卷、《西铭拾遗后录》二卷、《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感兴诗解》一卷、《训子诗解》一卷、《家礼拾遗》三卷、 《恒斋斋文集》十二卷。
李文照 - 岳麓书院小史
坐落在历史名城长沙市湖南大学校园，掩映于深山大壑、茂林修竹之中的岳麓书院，据史书记载，于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实际创始时间尚可推到唐末五代时期。据南宋学者、曾是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守道的记载，岳麓实际是在唐末僧人智璇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成的。从南宋到清代，代代有名人：陶澍、贺长龄、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熊锡龄、程潜等，更是抽麓高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岳麓进入学堂时期，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邓中夏、谢觉哉、甘泗淇、周小舟等，毛泽东亦三次寓居岳麓，问学于杨昌济。似此一个学府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人才，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难于寻找。历史证明，岳麓书院，包括改制之后的学堂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有它的突出地位的。
岳麓书院形成了一套具有特色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早在南宋乾道元年，张栻主张岳麓要力纠时弊，把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培养放在首位，明确培养学生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治国安民；做官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要“致君泽民”，使学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为地主阶级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服务。倘从官吏的素质直接关系 到封建国家的治乱和安危而言，张栻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值得提及的是，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虽然，书院在总体上是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它并不排斥对其他学派的研究。千年之中，各学派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在岳麓中传授过学术观点，其中有闽学、陆王心学、汉学，乃至近代新学等，即使是对立学派，书院也能容之存在，相互切磋，从不闭门锁户。最为典型的是，清末康梁维新思想的进入。这些，不仅繁荣了岳麓书院的学术，更促进了岳麓教育的发展。岳麓学生思想活跃，见多识广，成功立业者众，是与此不无关系的。
李文照 - 《岳麓书院学规》
岳麓书院学规：中国书院一般都有学规。所谓学规，是书院订的用以规范生徒学习、生活行为的规矩章法。其内容包括书院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修身治学的准则、日常生活及为人处世的通
则等。有的书院还有院训。所谓院训，是书院提出的用以集中表达院风学风要求的词语。院训学规，相辅相成，互为联系。院训往往是学规的精髓，学规则是院训的具体体现。据考，岳麓书院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 ，为朱熹第二次来院整顿书院时，将其在白鹿洞所订教条立为岳麓学规，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到了清代，岳麓书院的学规建设长足发展，屡加扩充和修订，形成特色，对其他书院亦有影响。岳麓书院院训，从客观上讲，亦应源于朱熹提的“忠、孝、廉、节”，只是当时没有正式提出将此列为岳麓书院的院训而已。正式提出列为岳麓书院院训是清乾隆欧阳正焕任院长时，手书的“整、齐、严、肃”四字，并撰诗以示诸生，刻碑嵌于书院讲堂右壁，流传至今。“整、齐、严、肃”四个大字立嵌于讲堂轩廊两侧，刚劲有力，后人景仰不已，影响颇为深远。------ 朱熹《书院教条》
------ 李文照《岳麓书院学规》
------ 杨锡绂《岳麓书院学规》
----- 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
------ 王文清手订《读书法》
------ 旷敏本《六本箴》
------ 欧阳正焕《书整齐严肃四字因示诸生》
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李文照在岳麓书院任山长时，制订此学规。全文如下。
古语有之，其为人而多暇日者，必庸人也。况既以读书为业，则当惟日不足，以竞分寸之阴，岂可作无益以害有益乎！或有名为读书，縻廪粟而耽棋牌者，即不敢留。至于剧钱群饮，猜令挥拳，牵引朋淫，暗工刀笔，亦皆禁止。盖鄙性拘方，不能曲徇也。
《诗》有之“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无有不敬而能和者，倘或同群之中，谑浪笑傲，即隙之所由生也。甚至拍肩执袂，以为投契，一言不合，怒气相加，岂复望其共相切磋，各长其仪乎！有蹈此弊者，亦不敢留。君子爱人以德，幸垂谅焉。
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通。夫既对圣贤之言，则不敢亵慢，务宜各顶冠束带，端坐辨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详。或照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质疑于胸中也。
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有余力作小学论一篇。
照此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伊川先生云“学校礼仪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至哉言乎！
《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宜将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参之以《或问》，证之以《语类》，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讲书可也。次则性理为宗，其《太极》、 《通书》 、《西铭》已有成说矣。至于《正蒙》 ，尤多奥僻，尝不揣愚陋，为之集解，然未敢示人也，诸君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其程朱语录、文集，自为诵习可也。
圣门立教，务在身通六籍，所传六经是也。今之举业，各有专经，固难兼习，然亦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乃若于六经之内，摘其堂堂冠冕之语，汰其规切忌讳之句，自矜通儒，皆蒙师世俗之见，不可仍也。试观御纂《周易折衷》 ，何字何句不细心玩索？以无纵圣学，而且如此，况吾辈乎？至于《周礼》 ，虽不列于学官，然实周公致太平之成法，亦尝集先儒之说为传，有相质证者，不敢隐焉。
学者欲通世务，必须看史。然史书汗牛充栋，不可遍观，但以《纲目》为断。至于作文，当规仿古文，宜取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熟读，自得其用。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虽大士之奇离，陶庵之雄浑，皆苍头技击之师，非龙虎鸟蛇之阵也。论诗专以少陵为则，而后可及于诸家，先律体，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庶可循次渐进于风雅之林矣。
《书》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猩猩能言，不离走兽；鹦鹉能言，不离飞禽。为言而徒以诗文自负，何以自别于凡民乎！故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也。力行之事多端，惟《白鹿洞揭示》及芷田《吕氏乡约》得其要领，他日当纂集而剞劂之，以公同好云。
李文照 - 湘楚才子
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五个波峰出现于清代前中期。清代统治建立后在湖南正式建省。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实施严厉的中央集权，文字狱，改土归流等政策，使湖南人民的反清斗争不断。另一方面清代前中期君主多为有为之君，他们吸取明末腐败的教训，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生产，使经济人口均有较大增长，促进了古代湖南人才第五个波峰的形成。一是湖南人才数量上大大增加。据统计清道光前的二百年中湖南人才达883人，占古代湖南人才总数的43％以上。二是清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发生变化，古代湖南人才有一个由南而北再向湘中偏东的
发展走向，到清代,湘潭,长沙,衡阳三地成为湖南最重要的人才中心。占了全省人才的22％以上。三是继周敦颐之后产生了又一个大思想家王夫之。他提出精神性的道是由物质性的器所产生的，观点即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此外,李文照，王文清，罗典等都是有成就的经学家，教育家。还有文学家陈鹏年，张九钺，唐仲冕，吴檀以及书画家武髡残等。四是在反清斗争中产生了一批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的领袖人物。如苗族起义的首领就有石满宜，吴天半，吴八月，石三保，石贵银，吴廷义等人。五是在广大下层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如塾师书法家，拳师，工匠，雕刻师，乐师艺人等。他们以自己的本领留名青史。特别是广大妇女中也出现了一批人才，如湘潭女诗人步蕴，不仅有诗作传世而且带出了郭氏娘家的许多女诗人。她们唱和论诗著书传情蔚然成为风气，是清代湖南人才群的一大景观。
李文照 - 晚清湘学人物
清中叶，理学大师李文照崛起三湘，在学术思想上继承了湖湘学派经世传统，一生“以扶植世教为己任”，勉励学生读史以通世务，强调力行，在他任岳麓书院山长时，为书院生徒订立的常规中就有“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也”的表述。乾隆年间，另一位岳麓书院山长，著名经学家王文清开湖南汉学之先声，一生以训经考史为务。
他总结了《读经六法》：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辩义。以及《读史六法》 ：记实事、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述、取议论。勉励学生读经既要重经之义，也要通晓各方面学问和时务，在他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学规中有“通晓时务物理”的明确规定。此外还有注重实务的经世学者罗典，其一生以“造士育才”为本。主教岳麓书院时就注重把“义理”与“致用”统一，提出“坚定德性，明习时务”，将德育与经世结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世学人。在汉学日渐风行的康雍乾嘉时期，湖湘之间不乏经术专精之士，如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照、王文清、罗典等，但较之吴、皖仍要黯然失色。诚如郭嵩焘所说：“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黯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钱穆也认为，“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担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共创湘水校经堂，以经史实学造士，方成为“三吴汉学入湖湘”的标志。此后，朴学之风在湖南渐次盛行，虽耽于性理之人治学亦多标举“汉宋兼采”，一如曾国藩所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古学风行如此，三湘大地在道、咸以后，遂涌现出何绍基、黄本骥、邓显鹤、魏源、邹汉勋、周寿昌、王运、皮锡瑞、王先谦、叶德辉、阎镇衍、苏舆、曾廉、胡元仪等经史专家与朴学宗师，在经史奥蕴的抉发、名物典制的考证、文字音韵的讲解、乡邦文献的搜辑以及先秦诸子的研究等方面，各领一时之风骚，并以其遗泽余韵，造就出杨树达、李肖聃、曾运乾、刘善泽、余嘉锡、张舜徽、马宗霍、鲁实先等文史大家。李文照 - 政治生活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确切名称是“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它是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中组织起来的。与一般政治团体不同，它是由各省谘议局推举议员代表，加上部分资政院议员组织起来的，没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和固定的领导成员，每年开会一次，参加会议的会员也不固定，每届会议临时推举主席和职员，会议结束后，委托一个谘议局作为通信联络机构。所以，它实质上是一种各省谘议局互相沟通，互相联络的组织，每届开会时代表各省谘议局提出并决议一些议案，呈交资政院和通过都察院上奏。这个组织虽然不是一个固定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一个政党，但因参加其活动的是各省谘议局的议长、副议长和一些有活动能力的议员（包括资政院民选议员），因此它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于1910年8月成立并开第一次会议，1911年5月开第二次会议，两次会议均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第二次会议是在清廷镇压国会请愿运动之后，在反对皇族内阁和反对铁路国有风潮即将兴起之时召开的，会议充满了反抗政府的气氛。所以其政治影响远超过第一次会议，是辛亥革命前夕立宪派大多数转变政治态度，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动摇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目前为止，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中，除笔者所著《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和谘议局》一文[i]对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有所论述外，还有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和侯宜杰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对该联合会有所介绍。张书介绍较为简略，候书介绍较为详细，但对此会的社会影响和政治意义的分析有待深入。本文拟对该联合会的来历及其第一次会议略作一些补述，而着重地分析1911年第二次会议的内容及其政治影响。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虽成立于1910年8月，但其酝酿实起于1909年各省谘议局第一届常年会。当时，各省谘议局讨论的议案，特别谘议局与督抚关系问题的议案，多有相同性质，所以议员们都感到有互相沟通，互相联络，共同商量对策的必要。当张謇邀请各省谘议局代表到沪商议组团赴京请愿速开国会的时候，如何建立各省谘议局的联络便成了到沪代表讨论的内容之一。在1909年12月27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会议上，各省议员代表议及“各省谘议局联络之法”，“有议设通信机关于上海者，有议每年六、七月间谘议局开会之前，各举代表至上海会议关于涉及各省之议案以谋一致者”。接着12月28日的会议上，形成比较明确的意见，即“每年六月内各省（谘议局）推员到上海聚会，就各省利害共通之议案互相研究，以谋一致”。
就在各省谘议局代表陆续抵京，行将开会之际，毫无悔祸之心的清朝廷竟于5月8日、9日两天连续抛出了两项极不得人心，极令各省谘议局议员和全国绅民愤慨的决策：一是成立以贪鄙弄权，臭名昭著的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一是宣布将原准绅民集股筹办的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前者令立宪派根本怀疑清朝廷将立宪的承诺，因而准备要为争取立宪做最后一搏。后者则关系到千百万绅民身家利害，因而惹起众心反侧。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势必表现出强烈的与朝廷对抗的色彩。
参加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的各省谘议局代表共62人。他们分别来自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十九个省，其中有议长、副议长22人，资政院议员18人，其余为各省谘议局议员。
5月12日第一次会议，当时叫做“成立会”，实即等于开幕会。会上选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为主席，直隶谘议局副议长王振垚为副主席；推选汤化龙、方贞、谢涵远、李文照、刘崇佑、孙洪伊、梁善济、萧湘、罗杰等九人为审查员。5月13日，开始举行谈话会，议员们的注意力皆集中于推翻皇族内阁的问题。湖北谘议局议员胡瑞霖的发言最具代表性，他说：“现在一切政治的中心在于内阁，须由此处着手。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他的意见立即得到响应，经全体表决即列为议题。大家经过讨论，多数倾向于专从皇族不宜充总理大臣一点上立论。汤化龙被推举担任起草上奏稿。
李文照 - 著作语录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 ——（清）李文照
《极高明亭》 李文照
振衣上峰巅，下视人寰小。
列宿低芒角，白云相缥缈。
《勤训》
治生之道，莫尚乎勤，故邵子云：“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言虽近而旨则远矣。无如人之常情，恶劳而好逸，甘食褕衣，玩日愒岁。以之为农，则不能深耕而易耨；以之为工，则不能计日而效功；以之为商，则不能承时而趋利；以之为士，则不能笃志而力行；徒然食息于天地之间，是一蠹耳。夫天地之化，日新则不敝。故户枢不蠹，流水不腐，诚不欲其常安也。人之心与力，何独不然劳别思，逸则淫，物之情也。大禹之圣，且惜寸阴；陶侃之贤，且惜分阴；又况贤圣不若彼者乎？【译文】
谋生的道理，没有什么比勤劳更为重要的了。所以邵先生说：“一天的计划决定于早晨，一年的计划决定于春天，一生的计划决定于勤劳。”这些话虽然说得浅近，可是意义却很深远哪！
像大禹这样的人，智慧、才能如此杰出，况且爱惜每一寸的光阴；像陶侃这样的人，品德如此高尚，况且爱惜每一分的时间，又何况在才干、品德方面都比不上他们的人呢？
参与编著《四库全书》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春秋类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易类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礼类
左传拾遗二卷/(清)朱元英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春秋义十五卷首一卷/(清)孙嘉淦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雍正三年刻本春秋集传十卷首一卷/(清)李文照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四为堂刻李氏成书本春秋左传姓名同异考四卷/(清)高士奇撰.--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自刻本春秋测微九卷/(清)朱奇龄撰.--北京图书馆分馆藏清道光钞本春秋三传异同考一卷/(清)吴陈琰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昭代丛书本
李文照 - 参考资料
http://www.wikilib.com/wikititle=%E6%9D%8E%E6%96%87%E7%82%A4&variant=zh-sg
http://news.sina.com.cn/c/2004-01-20/08541630030s.shtml
http://www.csonline.com.cn/gb/content/2002-03/28/content_115215.htm
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2992/archives/2007/52819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