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赞， 原名珦，字义都，一字士升，另有芝山、虎魄道人、瀛壶逸史、菊秀轩、既白山人等别号、笔名，余杭人。陈元赞幼年好学，通诗文、书法、绘画、建筑、制陶及医术。因进士落第，二十七岁入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术和制陶术，并负责管理寺内陶器、药材，对医药、针灸、气功、食疗都颇有研究。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东渡日本，在日流寓五十二年，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与各阶层、各行业人士广泛交往。在文学上，陈元赞将中国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在日本传播，对日本文学革新起积极作用。在武术上，于日宽文三年(1626年)前后居国昌寺创编柔道，传授给武士福野正胜、三浦义辰、矶贝次郎，以后三人各形成流派，使柔道传遍日本，陈元赞被日本人奉为柔道鼻祖。

后受聘于藩主德川义直及其长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为幕宾，教授书法、诗文，继而主持、传授烧窑制陶技艺，陶法精致，独具风格，称“元赞烧”，尤以茶器为上品，对日本茶道有影响。陈元赞还为萩津长门藩主毛利辉元太守撰《长门国志》，保存了中世纪本州西部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民俗资料，传播了中国方志学。

陈元赞还在日本广泛行医，传播丹溪学说，颇受日本人士欢迎和钦佩，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介绍中国文化之功劳者”。陈元赞在日本着作甚丰，有《虎林诗人集》、《既白山人集》、《升庵诗话》、《老子经通考》、《元元唱和集》、《陈元赞书牍》等。陈元赞崇尚民族气节，在异乡不忘祖国，多次题款自署“大明武林”人，并以故乡余杭芝山、既白山取号。

陈元赞殁于名古屋，葬建中寺。据日本安永年问(1772一1780年)所立的东京爱岩山起倒流拳法碑记载：“拳法自有传也，自投化明人陈元赞而起”。日本掌秘一书亦称：“福野等三人，从陈元赞学得其术，是即起倒流。”

原善《先哲丛谈、陈元赍传》称“此邦拳法，以元赘为开祖矣。”中国台湾省学者，东海大学教授粱容在《陈元赞评传》中说：“元赞寓居国正(昌）寺时，福野等三人寓同寺。元赞授予之武术，三人苦心研究，遂通蕴奥，遍传各地，屡有改进，渐与日本之固有柔术相结合，形成新的流派。”赞氏还考证确认，日本的“当身”、“活杀”之术皆为元赞所传。

陈元赞力倡实学，反对虚言空谈，崇尚实功实用。曾把主张文学革新的明代公安派启蒙文学传播到日本，创编和传授柔道以及在日本传播诸多实用技艺，对于日本实学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

一，陈元赞及其在日本形成的学系

陈元赞在国内时，场屋运乖，一生未曾步入仕途。日人山边松在整理《升庵诗话》时，于后跋记其父言，陈元赞“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于我长崎”。山边松之父，生前曾与陈元赞为友，说他科举受挫，可能是事实。据他在《升庵诗话》中说，少年时曾辑前人诗文，题名《珊瑚枕》，署名崆峒子，后为人盗去。又据中国学者梁容若说，陈元赞“年二十七，入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习武术和制陶术，年余退出”。大概也是在此前后，受到公安派诗文的影响。这是目前所知他在渡日前的—段历史。

陈元赞于何时渡日，日籍有载“及其国乱，逃来此邦”，指的是清军侵略中原之时。又有根据日本学者林罗山(1587～1657)《与大明人沈茂人》书信中提到陈元赞而推定其渡日时间。沈茂人为福建总兵使节单凤翔的随行译员，他们是在明天启元年(1621)赴日商讨倭寇事宜的，从而认定他于此时渡日定居。然陈元赞只是临时充任译员，并非与沈茂人那样的随行译员，所以也不是此时渡日。

中国学者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于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日本万治二年)栏载：“明人朱之瑜，陈元赞来归(日本)。”按1659年是朱之瑜定居日本的时间，也是陈元赞定居日本后多年与僧元政始相识之年。说陈元赞也于此年定居日本，大概是根据近代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与朱舜水同时来日本而仕于尾张德川侯者，有陈元赞”。明天启，崇祯年间或清顺治年间等渡日说均不确。事实上是在此之前他已到了日本。日人山边松在《升庵诗话》中说，陈元赞。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于长崎，患痢日久，腰钞皆尽，卒不得还“。山边松校辑《升庵诗话》是在日元禄四年，距陈元赞去世只20年，所记只说明陈元赞因何流落东瀛，而未注明渡日时间。陈元赞在明天启三年(1623，日元和九年)曾为日本毛利辉元藩主撰《长门国志》，于序言中说，”余自万历己未秋，渡瀛海涉鲸波，入扶桑之故墟“，综合山边松之说，可知他是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为生计随商客到日本的，时陈元赞33岁，自此一直未归，在日流寓52年，于日宽文十一年(1671)逝世。

他一生着作都是在日本撰成的，除《虎林诗文集》，《既白山人集》亡佚外，现存于日本的还有：《老子经通考》，《元元唱和集》，《升庵诗话》，《长门国志》，《朱子家训抄》，《陈元赞书牍》等。这些着作阐述了他的实学理论，如在《老子经通考》，虽发挥的是道家《河上公章句》观点，但陈元赞着重在”证实理“，《长门国志》则把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方志学传播到了东瀛，《升庵诗话》，《元元唱和集》分则阐发公安派文学理论和创作。这些着作对日本实学都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原念斋说陈元赞”能娴此邦语“，这是他一优越条件，故自登彼东土，即开始传播中国实学和技艺，虽也是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但却把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追求紧紧捆束在一起。他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纵横交往于当时日本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结交之人，上至藩主，文士，下至僧侣，佣工，浪人，或为其幕宾，或为其诗文友，或任其艺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学系。陈元赞擅长书法，篆，隶，行，草各体无一不精，尤工赵孟书画，其墨迹至今被日人珍藏。登岸长崎之初，就有书法家渡边梅峰等从之学。日宽文三至四年(1626—1627)在江户，居国昌寺创编柔道，传授给浪人福野正胜，三浦义辰，矶贝次郎，以后三人各形成流派，柔道始传遍全国，至今日人奉之为柔道鼻祖。

日宽永十五年，得尾张藩儒臣武野安斋之荐，先后被藩主德川义直及其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聘为幕宾，年俸六十担，教授诗文，书法。继而主持，传授烧窑制陶技艺，影响名古屋成为历史上产陶名城。这期间望门拜师甚众，主要弟子有：龟川恕水(原为藤原惺窝著名大弟子松永五之弟子)，穗积元庵，本多道虎(1622—1683)，伊藤固庵(1641—1711)，佐佐木津摩(1619—1695)，胜野延政以及以后的元政。这些弟子，有的向其学书法，有的学诗文，其中学有所成者不乏其人，如龟川恕水通过向陈元赞学习后，就着有《诗集》。佐佐木志津摩后成为日本著名书法家，他向陈元赞学得赵孟钐澹谌毡敬Ｈ胀蛑味1659)，结交元政，向其传播公安派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革新。

陈元赞不仅有如上述众多的及门弟子，还有许多实学同调，诸如当时日本著名学者林罗山(1583—1657)亦通过陈元赞传播公安派文学，受到性灵说影响。松永尺五(1592—1657)是藤原惺窝著名弟子，曾有《卒呈大明人元赞》诗：“相遇异乡客，仪容心自融。诗夸曹植捷，文角马迁雄。贵国儒弥显，吾民道不隆。蒹葭连玉树，目击百无草。”字里行间洋溢对陈元赞的佩赞。藤原惺窝另一大弟子那波活所(1595—1698)亦盛赞陈元赞才学。陈元赞也肯定其“诗工”。还有朱之瑜弟子安东守约(1622—1700)与陈元赞过从甚密，曾有诗赞陈元赞“诗律元于唐律细”。又有《谢陈芝山见访》诗：“爱闲谢杂宾，拥彗迎文人。醨酒兴犹在，好辞觉有神。剧谭须卜夜，幽趣不嫌贫。喜挹温和酒，寒窗顿漏春。”

陈元赞与兴日水户学派之朱之瑜(1600—1682)和创日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隐元(1592—1673)亦有交往，现《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还保存《答陈元赞书》。陈元赞于日万治元年有诗赠隐元，时其已72岁，故诗中有：“二纪两遭灰劫变，七旬重晤故人稀”句。

通过陈元赞一生的活动以及他与门弟子之授受，可以说实际上已形成了以陈元赞为核心的芝山学派。是陈元赞传播实学的结晶，同时它又推动了日本以后的实学发展。

在陈元赞渡日前，日本还未有正式的柔道，是陈元赞流寓日本后，于宽永三年(1626)前后创编的，柔道的真正鼻祖是陈元赞。

日本许多学者都十分肯定地认为，陈元赞是柔道的创始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元赞善拳法，当时世未有此技，元赞创传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赞为开祖矣。正保中，于江户城南西久保国正寺教徒。尽其道者，为福野七郎左卫门，三浦与次郎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

原念斋肯定陈元赞是日本拳法的“开祖”。他这里指出：在陈元赞东渡前，日本没有拳法；是陈元赞寄寓江户国正寺时，创编并传授给福野，三浦，矶贝的。然原念斋这段话有两点不甚准确处须待辨正：一是说陈元赞于日正保年间创传不确，按正保年共四年，正是明崇祯十七年至清顺治四年(1644—1647)，此时，陈元赞已离开国昌寺受聘于尾张藩德川义直。陈元赞创编柔道准确时间应是日宽永三年至四年(1626—1627)。二是说日本在陈元赞东渡前没有拳法，把柔道笼统称拳法不确切。在陈元赞以前，日本固有拳法，陈元赞创编的是柔道，不能把拳法完全等同柔道。

在许多日本典籍中，与原念斋记载相同，在承认陈元赞是创始人的同时，又有不确之处。诸如，信夫恕轩说：“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归化人陈元赞善此技，传之邦人，故此技以元赞为鼻祖。”日籍《凌雨漫录》在《柔术之始》一章中说，“正保年间，陈元赞于西久保国正寺以此(柔术)教传之”。日本《国史大辞典》于“陈元赞”条目下说，“明归化人陈元赞于正保年间来江户授徒，有福野七郎右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矶贝次左卫门从其学，尽穷其技”。丸山三造在所着《日本柔道史》(大东出版社昭和十七年版)中说，“日本之有拳法，是近世陈元赞来中国定居后传三人(福野，三浦，矶贝)之后”。在日本爱宕山现还树立一块残碑《爱宕山拳法碑》，镌刻着：“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人陈元赞而始”文字，上述均肯定陈元赞的创始地位。要说明一点的是，《国史大辞典》及《爱宕山拳法碑》把陈元赞说成“归化”，“投化”人不妥。陈元赞自至日在一些题款中直到他去世前一年着作《老子经通考》均一直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人，还有自己款刻的“大明陈氏元赞之印”。他自号“芝山”，“既白山人”亦示不忘故国本土之意。元政对他这点甚为尊重，称之为“大唐宾”。

中国学者也有如日学者记其拳法创始地位者。如清人陈家麟在所着《东槎闻见录》中说，陈元赞“兼善拳法，日本拳技，闻自元赞始”，又姚文栋在所编《陈元赞先生事略》中说，“先生又精于拳法，正保中此技自先生始也。”这里说的“拳法”，实指柔道。陈家麟，姚文栋的说法，与原念斋等相同，可能是根据一些日籍而来。

近年来中国学者无谷在《武技要籍探微》中也持同一观点。说陈元赞“大概于1638年间东渡日本，寓居江户西久保区国正寺。曾收三浦义辰，福野正胜及矾贝次郎左卫门等为徒，传授少林擒拿跌扑之法。明亡，陈元赞欷戏惆怅，怀思故国，孤身飘零，客死异地，遗下不少着作，这在日本《本朝武生小传》，《武术系谱略》和《武术流祖录》等，都有记载。《舜水遗书》还收入他俩的信柬。伊藤四男《柔道教书·柔道的历史》，在《支那传来说》中也介绍了陈元赞授拳的事迹。”无谷先生只作为少林拳法在国外传播来介绍，未断言在此以前日本无拳法，这是客观的。但也没肯定陈元赞传授的是柔道。又把他渡日时间定为明崇祯十一年，不准。

日人下川潮在所着《陈元赞与柔道始祖》中说：“据敛心派之秘笈，中国(日本)所谓当身之术，即u2018由大明人陈元赞始传日本之杀活之法，原乃医道之秘事也u2019。若就敛心派起倒派，扬心派和其他各派多数杀活法秘笈研究，则有三种差别很大的图解，但无论什么人的发式，衣服等装束全是支那人的服式，毫无疑问，此派是从支那传入。而且，研究一下各派采用此杀活法的时代，就可以知道是元赞入朝以后的事。所以，对此加以综合考虑，敛心派秘笈里的杀活法由大明人陈元赞始传的记载，恐怕是事实。”下川潮承认通过陈元赞从“支那传入”，准确的说，应是“支那”人陈元赞创传。

下川潮提到的拳术中的“杀活”，“当身”，按系明衙役巡捕手搏足击之擒捕术，即以拳肘或足尖击对方之要害部位，使之一时处于昏蹶状态中。据日籍《吾园随笔》中说：“元赞语之曰，中国有捕人术，吾未学之，然识其大势，三士(福野，三浦，矶贝)问之，得其概略，更加新意，以创此术。”可见，日本的柔道，其中有吸取中国衙役捕人术。

除原念斋，信夫恕轩，下川潮和陈家麟，姚文栋所说在陈元赞东渡之前，日本未有拳法这点值得进一步商榷，他们都承认陈元赞精善拳法，是日本拳法之“开祖”或“鼻祖”。是他在日本揉合中日拳法和衙役捕人术加以改造和创新而有后来的柔道，因此，从上述意义来说，陈元赞可以被称之为日本柔道的创始人而无愧。

之所如此说，是陈元赞在创编和传授柔道时，吸取了日本固有拳法，并使之得到提高和完善。日本学者屡言“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当时世未此技”等，若此“拳法”指柔道则可，若指的是柔道以外的拳术，则不完全符合史实。据知，在陈元赞东渡之前，日本已有自己的拳术。最早将少林拳术介绍到日本的是日僧大智和邵元。早在中国元朝泰定元年(1324)，游学到少林寺的大智，在少林寺苦行修练12年。而后又有邵元禅师从明洪武十二年(1379)起，久居少林寺，还曾任过首座僧。他们都学过少林拳法和棍术，返回日本后，把所学到的拳法棍术传授给弟子，积久日本而有了自己的拳法。他们都早于陈元赞300余年，故不能说在陈元赞之前日本未有拳法，只是还未正式形成柔道。

中国当代学者梁容若承认在陈元赞东渡前后，日本宽永年间，以关口柔心(1598—1670)为代表，已有柔术名于国内，并形成。关口派”拳法。陈元赞则是揉合明衙役捕人术，少林拳法和日本固有拳法，改进而为后来之正式柔道，以传授福野，三浦，矶贝等三人，而后才遍传全日本。

持此一看法的中国还有周西宽先生。他指出陈元赞传授拳法给福野等三人之后，“日本人民在辗转相传的过程中，对中国拳法加以变通损益，创造了柔术这一驰名世界体坛的运动项目”，并肯定日本的柔道是中国拳术之绪余影响。

日本当代学者小松原涛也基本上持梁容若，周西宽先生同样的见解。他说：“按照通常的说法，在江户初期的柔术史上，使得日本柔术近代化的人，是入籍的少林拳法家陈元赞(五宫)。陈氏滞留于江户饭仓草庵及西久保虎岳山(一名巨岳山)国昌寺(即国正寺)时间是宽永二年(1625)四月上旬至同年九月十六日。从此寄居以契机，他向福野七郎右卫门正胜，三浦与次郎右卫门义辰，矾贝次郎左卫门三位武士与国昌寺有关系的柔术僧众传授拳法，从而创造了江户柔术新的一派。”

陈元赞不但能文善武，而且通晓劳动生产多项技艺。在日本制陶工艺上，陈元赞实学亦有影响。他在日本主持烧制的陶器，因具有独特风格而称为“元赞烧”；他传授的制陶技艺，是对日本之实学的另一贡献。

日本在中国宋代，曾派遣一名叫加藤四郎者来中国景德镇学习烧制陶瓷术，归国后在尾张濑户开窑，创“濑户烧”，此为日本传入中国制陶术之始。明正德年间，又有五郎大夫祥瑞，到景德镇学制五彩瓷器，回国后在奈良开窑制瓷，日本的陶瓷技术又有进一步提高。陈元赞则是在中国清初，日本万治三年(1660)，在尾张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园邸，主持烧窑制陶，并向日本陶工传授制陶技术的。陶工们又转相授受，“元赞烧”技术，遂得流传。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元赞又创安南式之元赞窑，颇有雅致”。日本另一学者中村新太郎在所撰《日中二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张柏霞译)中说，陈元赞“还是一个烧制陶器的名手，创造了具有安南风格美丽的元赞陶器，流传很广。”均肯定他在日本制陶史上的历史地位。

梁容若说：“万治三年(清顺治十七年)，江户户山之尾张藩邸成，藩主毛利义直(按尾张藩主为德川氏，德川义直于庆安三年去世，万治三年为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于园中筑窑窟，名为“御深井烧”或称“御庭烧”，使元赞主之，用濑户土，效安南制法，自为书画，施青白色之透明水彩，为时人所激赏，名古屋陶工效之，转相传授，称为“元赞烧”，行销甚广。”

濑户在今名古屋之东，尾张之南，是出陶瓷之地。1660年，陈元赞应尾张第二代藩主之聘，在其园邸主持烧窑制陶。不但传授了烧窑制陶术，而且吸收安南制法，在“自为书画”时，又传授了中国书法和绘画，“元赞烧”故被“时人所激赏”而“行销甚广”。

“元赞烧”主要烧制的是茶壶，茶杯，亦有花瓶，佛座，灯笼，皿钵，碗盏，酒器等，特别是茶器，至今为日人视为上品所珍藏。陶茶器又影响了日本的茶道。茶道讲究选茶，蓄水，烹茶，择器，行茶，品味等茶艺，饮茶又讲人品，意境，美观和礼仪，做到和，敬，清，寂一体。这样，茶道又成为一种自我修养。“元赞烧”进入日本茶道，又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精神生活。日人细野要斋于安政四年，题其友野口梅居所珍藏陈既白山人手造茶碗匣盒上文说：“陈元赞才学富瞻，通诸技，兼解茗理，又善陶。大馆高门曾赏其陶器为三绝曰：元赞归化而止于我尾，一绝也；归化之人，而陶于御深井城墉中地名，二绝也；埴取之祖母怀，地名此地所出最适宜埏埴，三绝也。余谓：吃茶家多俗流，制茶器者多俗人，唯元赞为雅矣，如其手造之器，则当为茶具之最上品者也。乃间梅居翁，获此盌于一士人之家，携来示于余，且需为之记，余熟视，嗟赏曰：是不啻三绝焉。又有可称三奇者也。翁问其目。曰：大凡元赞陶器，题名者稀，而是则题，一奇也。其为形，口腹窄，腹大，蓝书福喜二字，陶法精致，非寻常传言元赞陶者之比，二奇也；希世之器，归乎稀世之人，三奇也。……”细野要斋称道的茶器，可以说对“元赞烧”的全面评价。他指出：陈元赞所制之陶器，“陶法精致”，为“希世之器”，是“最上品”，于茶道为“雅”。

陈元赞还经常与日本人共同参加茶会，在一起讨论和品味茶茗，至今日本还存有他于八十三岁书赠茶道馆“茶香烹凤乳”五字。其家有茶室，他亲自烹的茶被称为“陈氏茶”。更有甚者，陈元赞，元政还有烹饮茶诗，进而使茶道体现为茶文化。元政茶诗《雪夜烹茶》：“寒光侵席不容眠，起挹溪流手自煎。暖气还生风雪夜，冻蝇鼓翼绕茶烟。”陈元赞《次雪夜烹茶》：“寒威夜逼不安眠，活火敲冰炙手煎。饮到三瓯暖胜酒，仰天呵出热炉烟。”姑置二诗如何不论，吟诗配烹茶，饮茶，这就使茶道超出了局限于选茶，择器，蓄水，烹茶，礼仪等茶艺和心性修养上，丰富了作为茶文化的茶道。

除传授制陶技术和影响，丰富日本茶道外，陈元赞还对日本其他技艺有所贡献。如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去世后，他按照明代寺院格式设置寝庙，结构有寝墓，唐门，焚香殿，龙门，地塀等，这对日本建筑学是一座样型。还曾向日医界介绍中医中药及针灸术。

陈元赞还为荻津长门藩主毛利辉元撰《长门国志》，为日本保存了中世纪本州西部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民俗等方面资料，传播了中国的方志学，为日本以后撰写地方志树立了一个典型。

陈元赞在向日本传播公安派文学的同时，还对日本花道艺术产生过影响。这就是他把袁宏道的《瓶史》介绍到日本，形成了日本以后花道“宏道流”。《袁中郎集》中有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撰写的《瓶史》。在序文中表述了插花是“幽人韵士，屏绝声色”，把趣情转移到“钟于山水花竹”上之意。全文分十二节：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祟，洗沐，使令，好事，清赏，监戎。主张择花按四季“迭为宾客”，春为梅，海棠，夏为牡丹，芍药，石榴，秋为木樨，莲，菊，冬为蜡梅。插花瓶花枝“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为妙。”应参差不伦，意态天然。置瓶忌两对，一律，成行。元政在读到此文后，称赞“《瓶史》风流，可见其人”。不仅元政，其他的“日本人见了《瓶史》，大为钦佩，就将中郎的插花诀门，广为传布”，“就当教科书读”。

日本当代学者米山寅太郎在《序》中说，陈元赞对日本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各项外，在书法，绘画上也有卓越的贡献，至今日本保存陈元赞手迹，有籀，篆，隶，行，草各体书法，他宗赵松雪书画，娟秀有风致，“字法瘦劲”向他学书法的，门下又有许多传人。陈元赞所制之陶配诗配画，诗画逸趣横溢，对日本艺术界亦有一定影响。

中国清末学者王韬(1828—1897)在《扶桑游记》中说：“明亡至日本者，凡三人：在水户，则朱舜水也；在尾张，则陈元赞也；在纪伊，则戴曼公。”“皆胜国逋臣也”。清末另一学者黄遵宪(1848—1905)在其《日本杂事诗》中有《明室遗民》诗，以极尊敬的心情写道：“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所说遗民指朱之瑜和陈元赞，戴曼公。三人并称，也是日本公认的明亡后流寓日本的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陈元赞在日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创编和传授柔道，传播公安派文学，传授制陶和其他技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等等，都是他的实学思想的体现和贡献。日大正十一年(1922)。日本各界在名古屋曾举办“陈元赞二百五十年追远会并遗品展览会”，京都宇治黄檗山曾刊印《陈元赞研究》材料。至今不断有研究陈元赞论着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