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他为保护植物标本，不顾日机的狂轰滥炸，不顾即将临产的夫人，跋山涉水数千里，从上海辗转云贵，最后将所有的标本安全转移到大后方重庆。

他远涉重洋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师从康斯坦斯（Lincoln Constance，1909u20132001）学习植物分类学，三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并被邀请为美国科技工作者荣誉学会会员。祖国解放前夕，他听到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顾不上拿博士证书，也顾不上到银行取出积蓄的存款，独自悄悄赶上美国开往上海的最后一班轮船，于1949年5月回到祖国的怀抱。

他出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和科学事业，1950年与著名植物学家裴鉴一起着手建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东工作站。

协助裴鉴重建南京中山植物园。上海解放时，他受到陈毅元帅的接见。

又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勉励，鼓舞着他去战胜一切困难：党旗下的庄严誓言，使他从不迷失方向。他专长植物分类学，尤致力于伞形科植物分类，是我国伞形科植物研究的开拓者。数十年中，他广泛收集整理前人文献资料，跋山涉水采集植物标本，悉心研究国内外各大标本馆所收藏的数以万计的伞形科植物标本。在“文革”十年浩劫的日子里，“造反派”企图烧毁所内珍藏的40余万份标本。单人骅满腔怒火地说：“要烧就把我烧掉，不准烧掉标本。”由于他的不懈斗争，给今天祖国的植物学研究留下了无法计价的宝贵财富。

单人骅先后担任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省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当选为省五届人大常委、六届人大代表。

单人骅专长植物分类学，尤长于伞型科植物分类研究。从三十年代末期起，便广泛收集国内外古今文献资料，跋山涉水，深入深山野林采集植物标本，即使是抗战逃难时期也未停止。对国内外各大植物标本馆所收藏的数以万计的伞型科植物标本，年复一年，悉心研究，查对文献记载，订名或改正鉴定，最后加以系统分类。

单人骅是我国伞型科植物研究的开拓者，他编写的《中国植物志》第55卷共3本书，计95属，560余种伞型科植物，1979年至1992年相继出版。第二册刚一发行，美国著名教授L. Constance即在美国植物分类权威性杂志《Taxon》上发表书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出版此书，无论对伞型科植物的基础研究或开发应用都具有重大意义。单人骅在研究植物经典分类的同时，还注意解决有关伞型科药材方面的问题。调查各地中药材市场上的混乱品种，如独活、柴胡、前胡、当归、法海等多种药材同名异物的混乱现象，通过药材及原植物鉴定，整理出有关文章给予澄清，研究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志》、《新华本草纲要》等医药法典和书籍所采用。

《中国伞型新分类群》、《中国柴胡属的种类及其分布》等30余篇，发现的新属3个，新种60余个。出版的书籍有《中国植物志》、《华东水生维管束植物志》、《江西南部种子植物手册》等专著6部。

年届古稀，他更加争分夺秒地工作，用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由于脑血管硬化而引起的双手颤抖的困难，完成主编《中国植物志》第55卷1－3分册。

单人骅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严格要求自己，并见之于行动。他生前对子女说：“我空身而来，以后也要空身而去，死后丧事一切从简，把骨灰洒在紫金山。”1986年，单老病逝于南京，他的骨灰被掩埋在紫金山脚下中山植物园这片他曾经为之奋斗多年的热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