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政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 日向国（今宫崎县）饫肥藩士家庭。父贯平，母梅子。小村于1861年（文久元年）入振德堂藩校学习，1869年（明治二年）毕业。1875（明治八年）以文部省首届毕业生赴美留学，学习法律科。1880年（明治十三年）由美留学归国，在司法省任职，先后任上等裁判所判事、大审院判事等职。1884年（明治十七年）任外务权少书记官。1886年（明治十九年）升任外务省翻译局次长，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任翻译局局长。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十月，因得伊藤博文内阁外相陆奥宗光赏识，以驻华使馆参事官身份任临时代理公使。

　　小村寿太郎是积极主张侵略中国的所谓“日清开战论”倡导者，被称为“开战之急先锋”。出任驻华代理公使后，他竭力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产业、民族风俗，以及列强在华活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本国”。由于小村寿太郎身材矮小，为人狡猾奸诈又善于盗窃情报，到任后不久，北京外交使团各国公使就送给他一个“鼠公使”的绰号，以讽喻他向老鼠一样狡黠机诈。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小村寿太郎被任命为驻朝公使。1896年经陆奥宗光推荐，任外务次官。1898－1900年先后任驻美、俄公使。1901年转任驻华公使，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活动及《辛丑条约》的签订。1905年以全权代表身份出席朴次茅斯会议，签订日俄《朴次茅斯和约》。1908-1911年任第二次桂太郎内阁外务大臣，签订《日俄密约》、吞并朝鲜、收回关税自主权。1911年11月病死，被授予侯爵。

　　1894年2月15日，朝鲜东学党武装起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日本政府决心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事件，以保护驻朝使馆、侨民为名派兵入朝。为了制造挑起战争的借口，6月7日训令小村照会清政府，以朝鲜王朝现有重大变乱事件为由，日本拟出兵入朝。6月9日，总理衙门据理驳斥日本的照会。12日，小村再次向清朝政府提出强硬照会，坚持要派兵入朝。6月17日，日方提出了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予以断然拒绝，认为“止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理屈词穷的日本政府无言以对，便于22日由小村再次照会清政府，提出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要求，日本断然不会撤去在朝军队的无赖要求。这就是所谓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

　　7月9日，经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的斡旋，小村寿太郎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会晤，商讨朝鲜事件。奕劻提出，日本必须先从朝鲜撤军，然后参能商讨韩事，小村寿太郎愤然离席，会谈终止。陆奥宗光接到报告后，决定趁此机会，促成破裂之局。于7月12日电令小村向中国提出第二次绝交书。小村依令，于14日向中国提交照会，指责中国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是“徒好生事”。接着日本于7月23日占领朝鲜王宫，25日挑起丰岛海战，8月1日正式向中国宣战。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驱逐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在完成了通过外交手段发动侵华活动的任务后，撤旗回国。

　　小村寿太郎回国后，受到日本政府的嘉奖。被任命为战地行政官，随同山县有朋的第一军赴朝，从事新的侵略活动。10月25日，日本第一军攻陷九连城、安东县。并在安东县设立“军管民政厅”，小村出任民政长官，开始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

　　甲午一战，日本本想借战胜之威，不仅从中国攫取巨额经济利益，而且想趁机涉足中国大陆，日本这种狮子大开口式的豪夺，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嫉恨，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迫使日本退出已到手的辽东。这件事使日本的统治者痛切地感到：单靠军事上的成功不足以保证和维护它的既得利益。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只有在欧洲列强间寻求盟邦，才能保证在将来不再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但在欧洲列强中，到底谁是日本的“朋友”呢？实际上，从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政府便面临两种抉择：要么通过“日俄协商”，缓和与俄国在朝鲜问题和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矛盾；要么依靠对外结盟的办法，依附强援，实现自己的对外目标。起初，小村寿太郎与日本绝大多数政要一样，希望通过与俄协商，以“满韩交换”的方式谋求妥协。但俄国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在满韩问题上的态度，使日本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对“日俄协商”产生了怀疑，更多的人倾向寻求同盟以制俄的途径。当时身为驻俄公使的小村寿太郎在透彻地考察了俄国的态度后也对“日俄协商”不再抱有幻想。

　　特别是俄国利用干涉还辽有恩于清政府，急剧加快东进步伐，在中国大肆攫取各项权益，“缔结中俄密约，设立中俄银行，敷设东清铁路，租借旅顺大连，最后更利用义和团事件占领满洲，并将其锋芒伸至韩国。” 不仅使日俄在远东的矛盾急剧激化，而且也使在远东占有绝对优势权益的英国感到威胁。从19世纪末，随着英国经济在世界总体经济中所占份额不断降低，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也受到俄法德在不同地区的不断挑战。在非洲同布尔人的战争已使英国人焦头烂额，波斯、印度、阿富汗，尤其是在远东，俄国人的进逼更使英国难以单独招架。这样，日英结盟的客观形势逐渐形成。所以当伊藤内阁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收到其驻英公使林董的有关报告时，为了进一步权衡同盟的利弊得失和成否可能，加藤将林董的电报转发给当时担任日本驻华公使的小村寿太郎，以征询他对日英同盟的意见。接到加藤的电报，小村便立即回电表示赞同，并列举之所以赞成的理由：“1、在远东针对俄国的三国同盟（原同盟提议为德国首倡，而且德国此时甚至比日英更热心）可以巩固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日俄发生冲突的时候，以英德联合的力量足以使法国严守中立；2、当日本与俄国有事之际，如果没有他国援助日本，日本在华南的利益将会陷于危险。若借三国同盟订立适当的协定，在此种情况出现时，（该协定）将会起到保护日本利益的效果；3、三国同盟的目的，不过是在远东保持势力均衡，所以丝毫没有使日本卷入欧洲变局漩涡之中的危险。” 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小村对缔结对俄同盟急不可待的心情，同时我们在此也可以隐约看到小村利用同盟争霸东北亚，确保日本在华权益的战略意图。

　　1901年6月成立的桂太郎内阁之所以选任小村寿太郎出任外相，其目的便是希望以山县有朋为后盾，以桂和小村携手的力量，把日本外交政策转到通过与俄国抗衡以实现日本既定战略目标的轨道上。这样只要不打算对俄国进一步妥协，无论是继续交涉，还是付诸战争，寻求盟友都成为日本实现国家目标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实际上，“作为驻俄公使，小村早就对俄国的远东政策洞察颇深，”他认为：“和俄国亲昵协商，（保持）远东永久的和平，不与俄国一战终将难以实现，而日英如不携手，与俄国一战亦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早就与桂太郎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9月21日，完成《辛丑条约》签订工作回到日本的小村寿太郎一接任外相，便把“全部经历倾注到本问题（日英同盟）上”，与桂太郎一起，整日研究“今后的交涉方案” ，积极推进日英同盟的准备活动。10月8日，他电训林董：“我政府就同盟问题经过反复仔细地考虑，对（贵官）前述的意见予以认可，关于这一问题，特此授予（贵官）正式与英国政府交换意见的权限。” 于是自去年4月以来，以委婉的言辞和心照不宣的态度进行的有关同盟的交涉，开始甩掉以前的虚托和伪装，进入直接的和正式的谈判。

　　在缔结第一次日英同盟的过程中，小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频繁地游说于诸元老之间，以求其对日英同盟的谅解，而且他还在12月7日诸元老审议日英同盟问题时，将自己的意见命属下写成文字材料供元老参考，在这篇“著名”的《关于日英同盟的意见书》中，他首先阐述了日本面临的形势及俄国在远东的政策，接着他对日英同盟和日俄协商的利弊得失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认为日俄协商其害有四：其一，日俄协商“维持东亚的和平只不过是一时之举”。俄国的侵略野心终难满足，将中国全境置于其势力之下是俄国追求的目标，所以和俄国协商不足以保证维持稳定而恒久的和平；其二，日俄协商给日本带来的经济利益少。满洲铁道和西伯利亚铁道现在虽可利用，并能从中获得不少的利益，但在该地人口繁衍、诸般事态进步之前，不能认为该地在贸易上会有什么希望。而人口繁衍、事态进步对该地来说还是相当遥远的事；其三，日俄协商“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其结果将对我利益造成不小的损失。近来清国上下亲近我邦，信赖我邦之风日长。实应乘此机会，或通商，或（兴办）工业，或在清国担任文武顾问，我邦人应为之事不一而足，为此维持清国上下如今日之良好感情极为紧要。然而若与俄国协商，此趋势必将为之一变，正所谓千仞之功，亏于一篑之憾”；其四，与俄亲近必将伤害英国的感情，结果我海军便不得不保持与英国对等的势力。相反与英国结盟则其利有七：1、英国不愿意再在远东增加领土上的责任，勿宁说它更希望维持现状，以便专注于谋求通商上的利益。所以与英国结盟有助于制止俄国的侵略野心，从而能够比较久远地维持远东的和平；2、日英同盟的性质是和平的和防守性的，其直接目的在于保全中国和朝鲜，维护中国在通商上的门户开放，丝毫也不必担心引起列国的非难；3、日英同盟一旦成立，清国对我邦的信赖必会比今日更深一层，这样在清国扩张我邦利益，推行其它诸般计划便更加容易；4、要使俄国同意按我方的希望解决韩国问题，只有与第三国结盟，这样俄国就不得不答应我方的要求，而英国恰恰就是这最适当的第三国，所以与之结盟将在韩国问题的解决上使利益归于我邦；5、由于与英国结盟，其结果不仅会使我邦在世界经济界获得很高的信用，而且英国也不会将促进我国的发展置于它的利益之外。甚至连英国的人民也会乐于在财政和经济上为我邦谋得便宜，所以无论从政府，还是民间都可以得到不少好处；6、英国的殖民地遍及五大洲，假如日英亲善，我邦在殖民、通商方面所获得的好处是满洲和西伯利亚不可同日而语的；7、维持与俄国海军实力的平衡不知要比维持与英国的海军实力平衡容易多少。 小村的这个意见书是在支持俄国远东政策的德法与英美对立的世界形势下，在日本处于到底该站在哪一方的重大歧路面前，在充分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做出的果断选择，他决定以维护远东和平和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为名，在局部解决满韩问题的基础上与英美提携，以排除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侵略，减轻日本追求对外政策目标的阻力。

　　小村对元老的游说和说服工作主要体现在劝说元老井上馨上，起初井上馨是与伊藤博文一起主张日俄协商的代表，后经过小村和桂太郎的一再说服，特别是小村委托日本外务省顾问丹尼森对其劝说 ，并集除伊藤外其它元老的联合压力，最终使井上馨在审议日英同盟问题时也转而支持日英同盟。

　　第二，极力排除英国对日本的猜忌，加快缔结日英同盟的步骤。日本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徘徊于日俄协商和日英同盟之间，在日本上层坚持日俄协商的势力举足轻重，这不能不引起英国的不安。特别是在日英同盟交涉正酣之际，伊藤却亲赴俄国首都访问。日本政府的态度不仅使英国担心，甚至连驻英公使林董也产生怀疑，从伊藤那儿他听说：看不出桂首相对日英同盟有什么特别的重视，后来他又听说，栗野公使的任命，也是以与俄国达成某种提携为条件的，于是林董电询小村，“假如有关栗野公使的传说属实，这与政府让本公使交涉日英同盟的一贯方针不相容，而且十分有损于我国政府的名誉和威信。同盟交涉既已开始，如今罢手极难。这不只引起对本公使的责难，而且也破坏了我国政府对友邦的信义，并难免招致与长期以来共同的假想敌提携的指责。” 接到林董的电报，小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不顾重病在身，立即在病床上口授回电，“我政府从未抱有与以前训令相矛盾的想法，即使今日也决不改变以前方针，栗野公使的任命不包含任何条件。” 小村及时而明确的电报一扫林董心中的疑惑，林董便信心实足地对英国的猜忌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得到英国方面的谅解。

　　第三，设法将日英同盟对日本的不利因素降至最低限度。在同盟的交涉过程中，关于同盟条约的公布问题，英国提出：“此类协定以前从未有过公开发表的先例，” 主张以间接的方式通知列国。对此小村认为：以前此类协定之所以不公开，是因为“一般大多数同盟都有特定的针对国，”“而本同盟的目的却与此相反，它与列国就中国所声称的政策一致，若不公开发表，必然会就同盟的目的和范围产生夸大而有害的谣言，从而对两同盟国不利。”所以在此问题上他希望英国政府同意公开发表。

　　另外，小村在对列国通告同盟成立的问题上也煞费苦心，他尽量借同盟维护和平的幌子，掩饰其以同盟为后盾追求国家目标的真实目的，以博得列国的理解和支持。同盟交涉原本是德国首先发起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德国并没有加入同盟，为防止德国的不满，小村决定将日英同盟的消息尽早通知德国，在与德国公使的会谈中，他一方面强调日本对中国和朝鲜没有任何侵略的意图，日英同盟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中国和朝鲜的领土完整和在两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另一方面小村大谈日德之间存在的极为友好的关系和日德两国在远东极少有利益冲突。

　　由于日英同盟所宣称的目的正是美国首倡的主张，所以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小村在通知美国时强调，该同盟不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它的目的与列国在远东所主张的政策完全吻合。本同盟是建立在领土保全和机会均等主义的基础之上，确信有助于保障全局的和平和康宁，美国政府对本同盟的目的表示同情，是日本政府所衷心希望的。

　　俄国是日英同盟所针对的对象，但在给驻俄公使栗野的训电中，小村要栗野向俄国说明时特别强调，“该协约的性质和目的全然是和平的，其纲领与在远东有利益的列国所共同尊奉的政策完全一致，这一点也是明显的。至于该协约中涉及划分贵国和帝国利益的事项，随后应本着坦诚友好的态度进行协商并按两国政府的共同愿望使之完成，任何与此相反的打算是没有的。” 这实际是暗示俄国，此时的日本已非同往日，希望俄国在今后的交涉中适当让步。

　　对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小村也要求日本驻各国公使，在对其驻在国说明时强调：“该协约不包含对任何方向的任何威胁，相反它与在远东有利益的各国所奉行的政策完全一致。” 即使对当时已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小村也绝不大意，他不仅特意嘱咐内田转告庆亲王奕劻：“该条约的目的在于维护转告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和（列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而且该协约实际上是在远东陆海军实力最强的两国的结合，若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富康，凡涉及该协约的诸般事项，应本着坦怀诚实的态度，并应完全信赖同盟国，此乃真正忠于清国的利益，……” 而且他还让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将同样的意思转告中国的外交当局及实力人物如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小村之所以在向清政府通告日英同盟问题上如此费心，一方面是让清政府及其实力人物感激日本的好处，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知道，今日之日本，已非昨日之日本，这实际上已经为他日后利用日英同盟，在中国谋取利益埋下了伏笔。

　　日本外交官本多熊太郎(1874-1948年)曾著有《胆略外交》一书，其中对小村寿太郎在日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日俄战争是因为有小村才发生。如果没有小村，就不会爆发日俄战争……至少那个时期有这种说法。我至今依然确信无疑。”本多熊太郎1901年担任小村寿太郎的秘书，并随同其参加了日俄朴茨茅斯和会。作为曾经的跟随者，他对小村寿太郎的评价难免溢美之词过多，与史实不符，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村寿太郎“开战之急先锋”的作用。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这场耗时20个月的战争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主权，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屈辱和深重的灾难。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双方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调停下，在美国朴茨茅斯海军基地举行和谈。9月5日，小村寿太郎作为日方全权代表与俄方全权代表维特签署了《朴茨茅斯和约》。该条约包括正约15条，附约两条。其主要内容：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俄国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和南满铁路（旅顺至长春等支线）及有关特权转让给日本；俄国将库页岛南部让给日本。《朴茨茅斯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和俄国对中国东北开始重新瓜分，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满洲”，建立满铁，奠定了第一个国际法基础。

　　日俄双方虽然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但若把条约利益变为现实利益，还必须得到清政府的允诺，因为条约规定，关于中国东北权益事项，“须商请清国政府承诺”。于是，尽快与中国政府交涉，落实《朴茨茅斯和约》利益就成了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1905年11月16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率领参加日俄朴茨茅斯和会的原班人马来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后任满铁第十二任总裁）辅佐，同以庆亲王奕劻为首席全权代表的清政府代表举行谈判。谈判期间，小村寿太郎按照“强权就是公理”的帝国主义法则，蛮横无理地强迫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要求。12月22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该条约是《朴茨茅斯和约》的继续和补充，它使日本实现了对朝鲜的独占，并把中国东北南部变成了势力范围。小村寿太郎使尽浑身解数为日本谋求了最大限度的权益。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日本政府为了侵略中国东北而设立的殖民侵略机构，是执行日本国策的地方机关。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中东铁路南段（长春至大连）和经营抚顺煤矿等特权。为了经营南满铁路及沿线附属地，日本政府于1906年11月26日在东京召开了“满铁”成立大会。1907年3月5日，“满铁”总社由日本东京迁到中国大连，4月1日正式营业。

　　翻开日本政府的有关文件，我们可以看清“满铁”的性质：由日本政府设立；总裁、副总裁以及理事由政府任命；政府设满铁监督官以监督其业务；政府得以发布监督会社（公司）事业的命令等等。此外，有关预决算、财会等都要经日本政府审查批准。由此可见，“满铁”的经营范围绝不仅仅只是一个铁路，它是在“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并负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报等方面推行日本“帝国殖民政策”的重要侵华任务，其职能除了经济掠夺外，还包括文化侵略、间谍活动等。

　　“满铁”的性质决定其在管理上受日本政府的直接监督。成立之初，“满铁” 在中央受递信、大藏、外务三省大臣联合组成的监督官署监督，于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不仅为“满铁”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还担任过“满铁”的直接上司。

　　在缔结第二次日英同盟时，小村外相虽然把精力主要放在缔结对俄和约上，但作为巩固对俄国胜利的果实，防止俄国将来报复的手段，小村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首先，小村做出了提前续订日英同盟的设想。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虽然提高了日本的声望，为日本带来了许多实际利益。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势力的膨胀必然引起其它列强的嫉恨，而俄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已使它在短期之内无法对英国造成威胁，素来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就极为重要，俄既战败，欧洲之均势乃失去平衡，德国的势力陡然大增。为保持均势，英国必不希望过分削弱俄国。另一方面，日本虽然获胜，但兵力和财力均近枯竭，与之相反，俄国大军仍辘辘东调，倘若战争继续下去，胜负之数，颇难逆料。姑且不说通过军事方式获得的利益是否可以确保，就是将来是否可以免遭俄国人的报复也是一个令日本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小村在1905年2月15日东京举行的纪念日英同盟成立三周年的大会上讲到：“今晚，我们为祝贺日英同盟协约三周年而相聚，我们当时所确信的这个同盟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会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过去三年的实践对此做出了充分的证明。我一直希望，为了两缔约国及全世界的利益，此同盟将来应通过续订加以巩固” 按照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本同盟“若未经缔约国之一方在距五年期届满时十二个月以前通告废止本协定时，则自缔约国之一方表示废止意思之日起，至经过一年之日止，为继续有效。虽然，若已至上述届满期日，同盟国之一方，仍在交战时，则本同盟当继续至媾和终结时为止。” 日英同盟距届满时间尚早，而且日俄战争也没有结束，谈及续订同盟好象不合情理，但小村希望通过提早续约以巩固日英关系，以此显示日英同盟不仅三年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十分巩固。由于英国不想让日本在对俄媾和时提出过于苛刻的条件，英国就必须对日本将来的安全提供保证，所以英国对小村提前续订日英同盟的设想积极响应，小村的设想也就变成了现实。

　　其次，在同盟的性质和范围问题上劝说政府采纳英国的建议。小村提议提前续订日英同盟的建议虽然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和英国政府的响应，但是在同盟的性质和范围问题上，英国主张将以前的防守同盟改变为攻守同盟，将其适应的范围扩及印度。日本政府虽支持续订同盟，但只希望同盟的范围依然如故，而且要求尽量避免产生对日本的进一步束缚（即防止把日本卷入东亚地区之外的战争）。也就是说在新协约中，日本除了要求追加其对韩国的保护权之外，不愿再做任何改动。从林董的报告中，小村看到：要实现提前续约，接受英国的建议十分重要，而且事实上正如林董的分析，对同盟做较大的改动，实际对日本也有利。5月24日，小村就续订日英同盟问题向内阁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书。其大意如下：为防止俄国日后的报复，确保战后经营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就应断然接受英国的建议，将现今的协约改为攻守同盟。因为：1、从维护和平的目的考虑，攻守同盟比现行协定更为有效，英国决不是一个喜欢多事的国家，攻守同盟也不过是为进一步巩固和平，在这一点上，两国的意见完全一致；2、俄国为其日后报复，必将扩充军备，但如果我们与英国缔结攻守同盟，俄国就没有复仇的机会；3、通过这次战争，我国的真正价值得到了列强的承认和赞许，但也引起了它们的嫉恨与不安，而且随着战后我国国力的发展，这种嫉恨和不安会日益加深，并使我国陷于孤立。但如果与英国订立攻守同盟，这种忧虑便能防止。 小村的意见在内阁会议和元老会议上得到一致同意，连伊藤博文也成为本案的热心支持者， 随后该方案得到天皇的批准。其实所有这一切，正如小村自己所说：“我们应趁……英国内阁尚未交替，内外形势未发生变化之际，迅速订立协议颇为要紧。”

　　第三，与第一次日英同盟相比，小村在协约具体条文的确定中，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在关于续订日英同盟的意见书中，小村就提出了协约的大致内容， 后经内阁会议对个别字句进行调整之后，以小村电训的形式将日方的提案告知林董，由林董转交英方。当英国企图将波斯也列入它们的范围时，小村以“新协约的地理范围应以印度及其以东为限，故波斯无论如何都在其范围之外”，予以明确回绝。 英国提出修正案以后，小村又在仔细审议的基础上提出反修正案，比如将“东洋”改为“东亚及印度地区”、将“保障”改为“确实”、将“维持两缔约国在东亚及东南亚的领土完整”改为“保持两缔约国在东亚及印度地区的领土权利”，从而使协约更准确、更严谨，同时避免日本承担更多的义务。后来小村尽管担任了日俄谈判的全权代表，在美国主持与俄国媾和，但他仍然关心和指导着同盟条约的逐条修订，直到日英双方达成一致。

　　最后，小村选择了对日本有利的公布新协约的时间。当时英国不希望进一步削弱俄国，日本也无力继续进行战争，尽快对俄媾和对日英来说都是上策，而为了促成日俄的尽快媾和，通过对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从而要求日本不要向俄国提出过于苛刻的条件就至关重要。而对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办法就是在日俄媾和之前与日本签订攻守同盟。但是如果在日俄谈判的过程中便公布这一同盟，俄国就会因感到公然的侮辱而拒绝继续和谈，甚至俄国的主战派也会以此为借口要求继续作战，日俄谈判的前景可想而知。所以，当英国主张协约的公布时间应视日俄谈判的进展而定时，桂太郎征询小村的意见，接到电报，小村立即回电：“在根据和谈的进程确定发表的时机之前，将发表的日期暂时搁置，是为上策。”《朴兹茅斯条约》签订后，英国又以同盟条约签订一事已泄露于世为由，主张尽快公布同盟条约。但小村认为：在俄国批准《朴兹茅斯条约》之前，应尽量避免再伤害俄国人的感情，故同盟条约的发表应等到《朴兹茅斯条约》批准之后。英国因不愿使之长期秘而不宣，德国政府及民间又盛传新同盟协约与德国在东亚的权益相背，日本担心会引起更多的误解，小村便同意就同盟的性质、目的及拖延发表的理由向德法等国内部通报。总之，小村寿太郎顺应了客观形势的发展，及时续订了日英同盟，为日本立下了又一“伟大功绩”。

　　与小村在前两次日英同盟缔结过程中所做的工作相比，在第三次日英同盟缔结中的作用就不值一提，但联系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利用英国的支持，侵略中国、并吞朝鲜，甚至不顾英国利益在中国东北横行无忌，不仅在远东市场上与英国展开激烈的竞争，而且在英国属地也呈现出积极的竞争态势。所以，英国官民对日感情渐疏，解盟之说不断。在此背景下成功地续订盟约，小村对日本外交的贡献就不可忽略。

　　从英国方面来说，日本从日英同盟中获利颇丰，而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好处，特别是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执行的政策与日英同盟所宣称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屡屡抵触，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利益大受损失。1907年英俄协约成立后，以俄国为对象的同盟已没有必要的想法就在英国出现，随后日英两国在关税问题上又发生争执，特别是英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避免与美国开战的信条日益强烈，所以它十分担心由于日英同盟而把自己卷入日美冲突的漩涡。由于各种原因交互作用，英国舆论界反对续订同盟的呼声越来越高。

　　从日本方面来说，首先日俄战争后，日本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在中国东北和朝鲜肆意攫取各种权益，这样围绕大陆权益，日本与列强的矛盾日益激化；其次，在日本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具体问题，它们之间也发生了许多争执；最后，由于日本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在美国和英属各殖民地，排斥日籍移民的事件层出不穷。围绕移民问题，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日益恶化。所以，尽管小村知道英国对日感情淡化，但他认为与英国再续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日英同盟长期以来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对日本带来了莫大的利益，此时与英国再续约，从积极方面，可使各国知道英国对日本的政策仍持支持态度，从消极的方面，可使俄国不萌复仇之念，继续与日本合作。日英同盟的再续订对日本绝对有利不言自明。日俄战争以来，英国虽然对日本的所作所为不满，但日英同盟在过去十年间，为维护英国在远东的霸权和世界格局中的主宰地位仍然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从全局着想，英国今后仍然需要日本，特别是正值欧洲大战前夕，在海军军备限制问题、摩洛哥问题、巴格达铁路问题、非洲及南洋殖民地等问题上，英德矛盾日益尖锐，英国若拒绝与日本续约，必将把日本推向自己的反面，那么，在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就对英国更加不利。所以英国即使在远东吃亏也要维持与日本的同盟。至于在具体交涉中，小村怎样与英国讨价还价，这里不再累述。

　　日英三次同盟，恰好都是在小村担任外相期间完成的，而且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一次同盟中，小村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明治时代的最后十年，日本政治依然处于元老时代，作为一个在出身上与藩阀没有任何联系的外相，能够很快博得诸元老的信任和支持，在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小村“杰出”才能的表现，当然这也与小村一心一意为日本谋求利益分不开，因为不管日本统治阶层存在多大分歧，但他们在追求国家的对外目标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小村外交”的出现表明日本藩阀政治走向解体，代表日本整个国家利益的政治家和军人开始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统治阶层不再根据出身，而是根据政治观点划分派系。小村利用日英同盟这一外交基轴，为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争夺东亚霸权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便是日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小村外交”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