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1909年-1988年)，陕西乾县人。读中学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思想追求进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乾县、淳化等地从事建团、建党活动。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转去德国，在德期间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1935年任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他创办并主编《明星》杂志，积极宣传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参与领导旅欧华侨中的抗日救亡活动，从事国际联络工作。1936年春，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到西安做争取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由于他的深入细致的宣传劝说，对杨虎城将军决心联共抗日起到积极作用。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协助周恩来等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同年底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南方局外事组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补委员等职。他长期在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国的国际宣传，同时进行与各国友好人士的联络工作，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国际上的影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重庆谈判工作，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随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协助周恩来进行扩大中共影响的国际宣传。1947年春随代表团撤到华北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组长，参与对外政策的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协助周恩来总理筹组外交部机关，开展外事工作。1955年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参加了长达九年的中美会谈。1964年回国，任国务院外交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诬陷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共党组书记，后任顾问。曾被选为中共第十二大代表，第一、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1988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当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升起的时候，人们不免要抚今追昔，回顾一下过去的百年。饱受列强欺凌、掠夺之苦的东方雄狮，从睡梦中惊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奋勇拼杀，终于推翻了腐败统治，建立了一个属于人民的主权国家，并一步步跟上时代的步伐，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富强。凡亲眼目睹这百年沧桑巨变的人们，在欢欣鼓舞之余，无不深深缅怀那些革命先驱为祖国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所作的牺牲。先驱这一桂冠，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圈定的，而是根据其开拓性的贡献、独到的业务建树和社会各界的威望而被公认的。

就王炳南来说，他的贡献、建树，以及他在各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威望，被人称之为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王炳南从1925年入团、次年入党开始，为祖国、为人民在统战和外交工作中奋斗了一生。他生平的职务并不太高，但他的才华、智慧以及他的贡献远远超过常人。

1936年，王炳南奉中央之命，到杨虎城将军部从事统战工作，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中，王作为杨虎城、张学良的牵线人，穿梭于杨、张和周恩来之间，为这场“以突发的姿态出现，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的事变，出谋划策、沟通内外。

之后，王炳南以杨虎城的代理人、宋子文的水利专员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周恩来的上校秘书、重庆谈判时毛泽东的秘书等头衔，活跃在上海、武汉、重庆、南京等蒋管区和国民党元老、国民党上层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之间。他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开拓人，是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的联络人，他还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会谈的见证人。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王炳南身为毛泽东的秘书，第一个聆听了毛主席“另起炉灶”的战略思想。当时，周恩来说：炳南不仅是我的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之后王以周恩来的副手、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了长期的周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炳南在总理兼外长周恩来领导下，及时、敏锐地贯彻“另起炉灶”方针，准时发出001号对外公函，以告知天下：新中国不承认旧中国的对外关系，并表示愿在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王炳南作为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就双边问题进行正式会晤和大使级会谈，达9年之久。9年的会谈，王请回了钱学森；达成了一个“中美承认在中美两国愿意回国者的返回权利”的协议；在台湾问题上，王炳南坚持原则立场，寸步不让。为捍卫神圣的主权原则，他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外交使命。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的评语说：王炳南在中美会谈中“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文革”之后，王炳南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这对王来说，是重操旧业，驾轻就熟。王上任后，面对七十年代的新形势，对开展民间外交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他认为民间外交具有广泛深入、灵活多样的特点，它与政府外交相辅相成；民间外交可以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而国家关系的发展又可以为民间交往开辟广阔的领域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民间友谊应该代代相传。为此，王炳南力主走出去，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并获得了很大成功。许多友协的同事说：王炳南把我国的民间外交又推上了一个高峰。

王炳南的品德和为人也给他的朋友和晚辈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王炳南朴实谦和，嫉恶如仇又古道热肠，待人诚恳，没有架子。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无论是在谈判桌上，还是在和朋友促膝交谈，他都是娓娓而谈，情意恳切，因而，他的朋友很多；他是个乐观派，无论处在顺境，还是处在逆境，他一贯从容不迫，信心十足；他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从不随声应和，东倒西歪；他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对自己如此，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如此。他把个人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在遗嘱中写道：“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只要同志们想起我时，说一声：u2018是个好同志u2019也就满足了。”

王炳南1908年生于陕西省乾县，1925年在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参加革命后不久，就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并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周恩来在外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47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个直属的外事机构——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成立，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1948年4月外事组随中央机关迁至河北省西柏坡，周恩来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决定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为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组建外交部的具体任务便落在王炳南的身上，王炳南时年41岁。他面临繁重的任务，一方面要选定办公地点、建立机构、配备干部、建立内部规章制度和工作秩序；一方面执行对外政策、争取国际承认、建立国际联系。10月9日，王炳南经李克农向周总理上报了外交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草案。草案设办公厅、六个地区业务司、两个专门委员会，推荐人才包括伍修权、乔冠华、宦乡、柯柏年、夏衍、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龚澎等。这个方案经政务院第11次会议通过。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开了成立大会，王炳南主持，周恩来、李克农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讲话。王炳南致开幕词：今天是本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10月1日外交部成立，10月5日部分单位即开始办公。在机构、人员两不健全的情形下，我们进行了一些工作，对外方面：（1）办理了毛主席文告和周部长公函送达各国，与9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办理了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3）准备并欢送王稼祥大使赴任；（4）由周部长出面宴请了法捷耶夫代表团；（5）欢送丁玲率领的代表团赴苏参观；（6）举办庆祝十月革命节酒会。对内工作：（1）草拟了本部组织条例草案；（2）配备了各级工作人员；（3）分配了临时办公地点和宿舍；（4）初步建立供给与待遇制度；（5）与政务院建立联系，并建立了汇报制度。外交部建部工作，到最后，基本上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有了办公地址，有了组织条例，有了工作干部，这些条件与其他部门比较起来是很难得的。我们相信，今后在周、李两位部长直接领导下，定能顺利完成任务。

从这个不满400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外交部建部之初内外工作的繁重，也隐约可见王炳南之才干。

外交部的组建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全部上下通力进行的，并非王炳南一人业绩，但说他起了重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不为过。建部后几年的工作实践再次证明，王炳南在为国出力方面有很大潜力。1954年王炳南被晋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仍兼办公厅主任。

1954年在苏联倡议推动下在日内瓦举行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新中国出席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任命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任代表团秘书长。

会议期间，美国通过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英国向中方表示，希望解决美国在华被拘留人员问题。当时中国也有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留学生被扣在美国，不得回国。周恩来认为应利用时机，开辟同美国直接接触的渠道。经请示中央，指定王炳南为代表与美国代表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会晤。美方代表是代表团成员约翰逊。他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参加过北平军调处工作和朝鲜板门店谈判，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王炳南与约翰逊的会晤进行了四次，双方各自阐述了自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要求。在第四次会晤中，中方提出：建议双方起草一个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同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表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美国拒绝了中方建议，会晤未能达成协议。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就台湾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这个声明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美国也有同中国保持接触的需要。他们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当时中国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中美会谈影响斗争大局，是震动世界的事，谁来担此重任？据说中央曾有几个人选，最后还是选定王炳南。那时他已出任驻波兰大使。美国代表仍是同王炳南打过交道的约翰逊。

在当时，中美互不承认、没有外交关系，但又举行大使级会谈，这是外交史上的创举。

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中美双方在第一次会谈中轻松地商定了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按中方理解，第二项议程当然是美国占领台湾和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问题。关于遣返侨民问题的会谈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谈判是艰难的。为了使会谈不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无限期纠缠，以便进入实质性问题的会谈，即第二项议程，中国在释放在押美国人方面作了些让步，终于在9月10日达成了协议。这是以后持续15年的中美会谈达成的唯一协议，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返回的权利。”

这是在双方互不承认的情况下体现双方共同意愿“各说各的”奇特文件，叫做“协议声明”。17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的“上海公报”就是延续了这种做法。

其后，双方进入第二项议程即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很麻烦，关于什么是实质性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后由中方主动，建议在第二项议程中双方自由地交换意见，不必确定详细议题和排列议题的次序，这样就打破了僵局。自第20次会谈开始，双方代表在历次会议上都是各自阐述自己政府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主张。王炳南发言自然是围绕着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台湾问题，并一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协议草案；美国则坚持霸占台湾，并要求中国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双方主张距离甚远，会谈无进展。1957年，在第73次会议上美方提出改由参赞代表参加以后的会谈，想使会谈降级，遭中方拒绝，会谈从而中断近一年。1958年，台海局势一度紧张，经过双方多次磋商，中美双方在华沙恢复大使级别会谈。大使级会谈却仍是不断交锋，一拖数载，期间双方具体做法曾有变化，在实质性问题上美国政策不变，会谈无进展。1964年4月，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至此，他和美国先后三任代表谈了九年，共计120次。

1955年王炳南被任命为驻波兰大使。当时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重要国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重点。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兰国内局势动荡，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内对国内形势、过去的政策、波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发生分歧，决定于10月召开中央全会，改组政治局，准备推举1948年因“右倾民族主义”被罢黜后被监禁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复出以稳定局势。苏共领导反对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进行干涉，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在此紧要关头，王炳南发动全馆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情况，争分夺秒地向国内报告反映。这对中央领导更全面了解情况，作出决策起了好的作用。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和政策，支持波党新领导并劝阻苏联动武，并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做工作，避免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流血惨剧，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57年1月在波兰议会大选前夕，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波兰，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并继续调解波苏关系。考虑到波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哥穆尔卡的特殊情况，经王炳南安排，除与波兰领导人正式会谈外，还前往哥穆尔卡私宅进行了两次单独交谈，这在周恩来外交实践中是第一次，也是以后罕见的特殊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波兰事件以后，中波两党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团结友好达到高峰。

1960年后，中苏分歧公开化，同苏联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关系逐渐恶化，驻东欧国家的大使一方面要坚持反对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同时又要做争取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在大气候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中波两国关系保持了相对正常，除党的政策外，与王炳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波兰时，王炳南每天的日程表都安排得满满的。上中下、左中右和社会各界都是他进行工作的对象。他政治上比较敏感，经常从看似平常的材料中看出背后的问题。1963年某日与波外贸部长接触中，对方谈了中波贸易中的问题，同时谈到苏联东欧国家经互会内部意见不一致的一些情况。王炳南认为这个谈话反映了波兰的重要动向，在发回国内反映谈话内容的电报末尾加了很长一段话，列举了波兰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争论中值得注意的七件事，指出苏联与东欧国家矛盾有所发展，建议对波方要求予以适当迎合，认为这有助于使波兰在中苏斗争中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并影响其他东欧国家。国内采纳了王炳南的建议。

王炳南勇于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的一些建议事后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有“逆潮流而动”的风险。比如，1962年回国述职汇报波兰形势时，他谈到：波兰要求中苏团结，苏共22大后对我们友好；哥穆尔卡认为中共是大党、是有经验的党，现波正继续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们南方的船只北调，需绕台湾海峡，我们找波兰帮助，用波兰船旗，打了个电话就解决了，表现够朋友。他越讲越无顾忌，接着说：波兰党给我们党中央写信，我们党复信不讲实质内容，要他们去看我们给苏共的信，波兰一政治局委员向我表示：波兰党是独立的，即使我们错了，也应给我们批评，不要只让我们去看你们给别人的信。在当时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斗争方兴未艾，波兰被认为同我们“有原则分歧”的情况下，王炳南称许波兰，对党中央至少是中联部提出批评意见，胆子可谓大矣！

1964年王炳南自波兰回国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时年56岁。这时他既有国内工作的经验，又有国外工作的锻炼，各方面更加成熟，原可以为党和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他受到大字报“炮轰”，随即被隔离检查，失去了自由。根据“揭发”，他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只要其中一两项成立，他就会身败名裂，甚至“死有余辜”。面对如此大的压力，他理智冷静、从容坦然。当专案调查人员对他进行调查和在批斗会上质问他假党员问题时，他总是严肃地说“我是真的入了党的”。字字千钧，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内涵和分量，能够体会他百感交集的心情。

经周恩来关注催询，1975年王炳南终于被分配了工作。这意味着“解放”了。不过不是回到他很有感情的外交部，而是改作民间外交，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当时对外友协是外交部附属的司局级单位，王炳南实际是被降级使用。而且此时，他已年过花甲。

即便如此，王炳南朝气未衰，锐气未减，到任后即抓紧对外展开工作，对内调整改革，在任12年使友协各方面工作在过去基础上有了明显发展和改进。

由于经历了更多风雨，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对国家兴衰更加关注，多次给中央写信或写报告，陈述对国事及时弊之意见。文件末尾均签名王炳南，表示对信件和报告承担责任。1984年7月12日，王炳南曾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在这些国家亲眼看到的情况，着重提了两点建议：（1）考虑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2）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工作。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松动和改善，党内国内认为苏联社会制度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还大有人在。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高层会议上，王炳南还就中美关系提出意见，认为不能与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对针对苏联的“一条线”战略提出异议。通过此例，已可看出王炳南度过“文化大革命”逆境之后眼界更开阔了。

王炳南于1988年12月22日与世长辞。他在遗嘱里写道：“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只要同志们想起我时说一声u2018是个好同志u2019也就满足了。”

王炳南是位身经百战的老外交家，他参与策动过“西安事变”，他穿梭和游说于国共两党和中美两国之间，发挥过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同时，王还做过周恩来的助手，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他有智有谋、胆大心细。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却没有办法抵御营垒内部突如其来的天祸。1966年1月邢台地震后的一天上午，外交部长陈毅在党委会后，对常委们说：我受总理委托，向各位转达一件事。前些日子，王炳南同志和刚从美国回来的董国瑛有过几次接触，已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为此，总理亲自提醒炳南注意，不要因小失大。有关部门又发现炳南和有国际间谍嫌疑的董国瑛有通信联系，并怀疑炳南向董国瑛提供外事情报或者是有暗语联系等等。该有关部门在谢富治、康生的亲自过问下，将所掌握的上述新情况，又一次上报总理，并建议减小炳南的阅文范围和停止其一些对外活动。总理对炳南两次授人以柄，很生气。为了弄清情况，为了严肃对待这类问题，总理同意谢、康的建议，责令炳南暂时停止某些外事活动，抽时间闭门思过，并就此事写出检查上报。

王炳南听后，如同晴天遭遇霹雷。一向沉着、稳健、遇事不慌的他，对这种强加于人的打击，也有些难以忍受。康生当年在上海也知道董竹君(董国瑛的母亲)，也知道董家在战争年代里，为我们做了一些事，今天凭什么毫无根据地向中央说人家是特务、是国际间谍？王和董家接触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那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不存在任何泄密问题。这些情况中央都是了解的，何罪之有？但考虑到陈总所宣布的决定，是知情人周恩来定下来的，必然有其缘由和道理，王就竭力平静地向陈总说了一句话：“我和董家有接触、有来往，这是事实，但没有泄密。我服从总理的决定。我将作出检查，把问题说清楚，请陈总和总理放心。”

30年代，王炳南和潘汉年一样，在党中央领导下，既作统一战线工作，又作情报工作。在这期间，由于工作关系，他认识了董竹君。

在抗战期间，董竹君在经营锦江饭店的同时，也作了不少有益于公众的好事：她曾设法送一批青年去苏北淮阴解放区；她也对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活动提供过方便。

王炳南万万没想到在“文革”前，由于和董家有接触，而遭诬陷，而董竹君随即以“特嫌”罪名，被关押了5年。

董竹君的女儿董国瑛和王炳南交往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董国瑛还只是一个刚离开沪江大学、投身革命的青年党员。

1946年底，董国瑛奉命从苏北部队回到上海。她在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影响下，很想出国专修电影专业。为此，她在母亲董竹君的帮助下，多方面进行活动。苏北党组织建议她找夏衍帮忙，夏衍又找到王炳南。

王炳南回南京后，向周恩来汇报了去上海出差任务的同时，顺便谈了一下董竹君女儿要求出国学电影专业的事情，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向周报告说：“从长远看，我们也很需要电影专业人才。尽早培养和储备人才，也应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考虑到需要和统战，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关照和帮助。如果她能去美国，这个忙也容易帮。”

关于董竹君女儿出国留学，周恩来同意王炳南的意见，具体事宜嘱王去办。他还说：如果她能顺利前往美国，可让她替我们带几封致意的信给美国朋友。

没有多久，王炳南出差到上海，他在锦江川菜馆和董老板母女说：关于办理出国护照和去美国手续一事，我介绍你们到南京去找吴茂荪，通过吴再找国民政府高教部长康立武，请他们关照办理。

董国瑛按照王炳南的交待，到南京找到了吴茂荪。她在吴的帮助下，很快就获得了出国护照，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等手续。王炳南得知董国瑛已办好出国手续，曾亲自向董表示祝贺。

1947年2月，董国瑛顺利地离开祖国，飞往纽约。董手持王炳南交给她的介绍信，找到了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唐明照。经唐协助交涉，她考入了纽约市立大学电影技术学院。

1949年7月，董国瑛在纽约学业结束，由美国回到北京。董又在王炳南的帮助下，接上了组织关系。然后，王又请中央组织部梁华同志把董介绍到中央电影局去工作。

1954年王去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他又出使波兰，一去就离开祖国10年。

1964年，王炳南由华沙回国。在一次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王炳南和董竹君在会场上偶然相遇。两人谈起了这十多年的往事。

王炳南很高兴能和董竹君相遇，但听到董国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很为之震惊。会后，王即去董家拜访，又去东单看过董国瑛。从此，王又恢复了与董家中断了十多年的来往。

就是这样几次到董家访友，却被谢富治毫无根据地编造成是在从事间谍活动，还说董国瑛是国际间谍，王是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报，并以涉嫌间谍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

周恩来对此事，不能置之不理。为此，一天夜里，周恩来把王炳南叫到西花厅。

周恩来向王炳南说明情况并听了王的解释后，严厉地批评了王，最后嘱咐王炳南，董国瑛那里就不必来住了。

王炳南对周恩来的批评诚恳接受。王炳南中断与董家母女的来往，给董家造成一定的疑惑。对此，王有些进退两难。

他给董国瑛写过一封简单的解释信，告其：“工作忙。无暇访友，请谅解。”信发出之后，王虽没收到回信，但也算了却了一桩进退两难的心思。

就在外交部搬到东交民巷之后，王炳南收到了董国瑛从邢台发来的信。王看过信，才知道董国瑛年前就随工作组到邢台参加“四清”工作去了。信中询问地震对北京的影响如何？她妈妈是否已回北京？希望能得到王的答复。

董国瑛这封信充满了友情和亲情，她身处震中地区，还在牵挂着远离震区的朋友和母亲。怎么复信？王很为难。复信就意味着恢复和董国瑛的联系，有背周恩来的忠告；不复信，就意味着置之不理。这样做，太残酷，太无情。

王在一本《人民日报》杂志中的一页上，写上一句报平安的话，“一切没变，希望你平安回来”。这句话上无台头，下无落款。然后王再托人将这本杂志送到邢台。董国瑛看到这份杂志，自然会理解是王的答复。

王炳南自以为已经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困惑问题，但万没想到这本杂志又给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王炳南托人送出的这份杂志，没经多久，又从邢台转到谢富治手里。

谢富治说这七个字是国际间谍常用的暗语和暗号，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很生气，当天把陈毅找来，作了王炳南暂时停止对外活动的指示。

第二天，陈毅在外交部党委常委会上谈了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