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末晋初人，法学家。《晋书·刑法志》作张裴。《晋书》编纂于唐初，此前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孔稚珪传》作张斐,《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北堂书钞》卷45，及《太平御览》卷638、642也皆作斐。 　　法律观点 　　张斐于晋武帝司马炎（265～290在位）时任明法椽，因注解晋《泰始律》（见晋代法规）而著称。著有《律解》(20卷)、《杂律解》(21卷)以及《汉晋律序注》等。原书均失传，仅存其注《泰始律》后向皇帝说明要点所上的表，史称《注律表》，载《晋书·刑法志》。《注律表》概述了《泰始律》的基本精神与特点，并吸取前人注律成果，对一些重要法律概念、术语作了新的解释，还对封建审判活动应遵循的原则作了阐述。它反映了张斐的主要法律观点：

　　《注律表》首先指出，一部法典应当是“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三者“相须而成，若一体焉”。他认为法律应当体现出“礼乐”的精神，由国君统一制定、颁布，臣民无条件地遵守奉行。“礼乐”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因而，他认为礼乐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实现“礼乐”的工具与保障。所以“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同时，也只有依靠法律措施，才能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实现法制的统一,所以“刑法闲（防御）于下，故全其法（法制）”。

　　张斐认为，一部法律，如同《易》经一样，“其旨远，其辞文，其言典而中，其事肆而隐”（《易系辞》）。其中所包含的“理”，精玄、深奥。因此，应当“慎其变，审其理”。《注律表》中的“理”有两个含义，一是封建纲常伦理，一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规律。而这两者又是统一的。张斐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唯心地认为，法律既体现封建纲常伦理，也符合事物的规律。因此，他对于晋律的解释，虽含有合理因素，也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封建糟粕。 　　为了审律之理，张斐特别对《泰始律》中的重要法律概念、术语作了解释。他认为正确理解这些体现“理”的基本精神的概念、术语，即所谓“律义之较名”，对于认定犯罪、适用刑罚有重要意义。他说：“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此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谩、诈、不敬、不道、恶逆、盗、赃是罪名。故、失、过失、戏、贼、斗、强、略、戕、造意、谋、率、群，是关于确定行为人主观动机、判断犯罪情节和认定犯罪性质的法律名词、术语。张斐的解释，不仅有利于封建法制的统一，而且更加突出了《泰始律》的阶级性，加强了它卫护封建等级制度、镇压人民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张斐很重视法律的策略性,强调定罪量刑应当准确无误,以体现区别对待的精神。例如，谩与诈。谩即欺谩；诈即诈伪。这两种罪都是以欺骗手段进行犯罪活动，行为虽相似，但性质很不相同。张斐综合汉代律家之说，进一步明确指出：“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从而明确了两罪的区别所在。谩指臣民对君主不忠的欺骗行为，处刑一般较重；诈指臣民之间的背信、欺诈犯罪行为，处刑一般较谩罪轻。这样，审理欺骗案时，就便于认定犯罪性质和准确地适用刑罚。 　　慎律之变，是注意“无常之格”所包含的道理。张斐认为有些律文表面上虽不合逻辑，而实际是有道理的。因此,应当“慎其变”。他举例说：“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在汉代已有“不承用诏书”罪。汉初，常将官吏执行职务所犯“小愆”，以“不承用诏书”论罪,处重刑,魏律已作修改。据前代经验，晋律规定“不承用诏书”,按过失论处。张斐认为此处“无故失之刑”是合理的。其理由是,官吏执行职务中犯“不承用诏书”罪,是“意善功恶”。所以只能按过失论罪,处赎刑。因为“赎罚者误之诫”。对“不知情”，本应按过失论罪，但张斐认为，这不适用于“谋反之同伍”者。“谋反”罪不分故意与过失，均以故意论罪，处重刑。他认为这也是合理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张斐要求审律之理和慎律之变的基本用心，是要人们理解封建法律是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工具，对法律所作的任何解释，都要符合这个“理”。

　　在《律注序》中,张斐还论述了封建审判活动应当遵循的原则:①以理审情。他十分强调“理”对于审判活动的指导意义，认为适用刑罚，当体现出法律中所包含的封建纲常伦理精神。首先要求办案者必须以“理”审情。即判断案情，确定犯罪者的思想动机，都要以“理”为标准。所以他说：“理者，求情之机”。他还主张“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他沿袭汉儒“原心论罪”（见董仲舒）的观点,主张断狱应当弄清犯罪者的目的、动机,因而必须详细了解案情，从各方面收集情况，进行综合分析。②变通循理。张斐强调适用刑罚当慎重、准确，不可任意伤害无辜。他说：“夫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要做到这一点，一要领会法律所体现的“理”的精神，不可仅从字面上理解法律。二要掌握时机，依具体条件而定，即适用刑罚或轻或重，要“临时观衅”。总之，执法者要善于变通循理，切“不可以一方行之”、“一体守之”。

　　不过，《晋书·刑法志》摘引了张斐所上“ 进律表”的部分内容，其中对立法原则、律文适用等作了说明，并对故、失、谩、诈、不敬、斗、戏、贼、过失、不道、恶逆、戕、造意、谋、率、强、略、群、盗、赃等20个法律术语作出了解释，其中不少解释是非常准确、精辟的。如“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二人对议谓之谋”，“取非其物谓之盗”等。显然，注释者注意到，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行为的主观动机的状态是有区别的。对其作出准确的界定，对于区分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都很有现实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注释法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后来长孙无忌等人对唐律的疏议，更是从中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