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美国十九世纪中叶的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加里森拥有一家激进的废奴主义报纸《解放者报》，他身兼该报的主笔和总编。加里森是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创办人，他提出了“立即解放奴隶”的口号，他还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反对美国排华法的喉舌。

一八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出生于马萨诸塞的纽伯里。加里森的父亲，阿比加德·加里森来自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因为一八零五年的海员保护法，他获得了在美国的合法居留权。一八零七年的禁运法，使很多人失业，阿比加德也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员。一八零八年，阿比加德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过家。加里森的母亲玛丽亚·弗朗西斯·劳埃德是一位身材高大、迷人的女人。难能可贵的是她是极为虔诚的基督徒。尽管只受过很少的小学教育，但加里森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基督教教育。玛丽亚于一八二三年，死于斯普林菲尔德镇。

加里森从小生活在贫困中，九岁就开始了学徒生涯。加里森学过鞋匠、印刷。十三岁那年，加里森进入纽伯里《先锋报》学徒。在《先锋报》的七年中，加里森成了一名笔杆子。他的文字尖锐辛辣，对奴隶制的抨击不遗余力。加里森的指导思想是基督教《圣经》，他从《圣经》和人道主义出发，反对奴隶制。加里森从小就从妈妈那里懂得了奴隶制与基督教精神是不相容的。最初，加里森进报馆是为了有一份好工作。在《先锋报》学徒的岁月里，加里森遇到了一位哈佛毕业生，不仅给了他启蒙，而且让他重新认识到了奴隶制的罪恶，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让他把推翻奴隶制作为其毕生的事业。

一八三四年九月四日，加里森和海伦·伊丽莎·班森结婚，婚后共有过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儿一女死于童年。

一八二八年三月十七日，在波士顿工作的加里森参加了一个牧师聚会。会上，巴尔的摩《全球解放报》发行人本杰明·伦迪建议组织一个反奴隶制协会。会议没什么影响，但伦迪注意到了认真听讲的加里森，会后两人攀谈了起来，成了好友。第二年一月，伦迪再次来波士顿，建议加里森去巴尔的摩主持《全球解放报》，自己去为黑人移民四处奔走。加里森很高兴，不过加里森对伦迪说，“他已不赞成黑人移民了”。伦迪说，“让我们在报上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吧”。这是一个“同意不同意”的君子协定。于是，加里森成了《全球解放报》的两名主笔之一。

一八二八年的秋天，纽伯里的富商船主佛朗西斯·托德雇佣了船长尼古拉·布郎，由巴尔的摩运一批奴隶到新奥尔良给那里的蔗糖种植园。加里森在《全球解放报》上对此大肆抨击，他说“要是不择手段的话，任何人都能大发财，布郎的船上有七十五名带着镣铐的奴隶，被关在甲板间的狭小空间内……纽伯里人一直怀疑，为什么其他从事新奥尔良到纽伯里航运业的人要比布郎船长赚的少的多。现在这个迷解开了”。加里森还直接骂托德和布郎是强盗和杀人犯，是他们同类的敌人。

一八三零年二月，托德在马里兰法院提出诉讼。被告是《全球解放报》的两主笔伦迪和加里森。原告证人指出，奴隶从来没被上过镣铐，他们在船上是自由的，而且受到了人道的待遇。托德还说，他一惯反对奴隶制，只是因为生意惨淡，不得已才作了这么一单生意。还有不少人证明托德和布郎人品正直。法院判决加里森罚款五十美元，同时要支付所有诉讼费。加里森没钱交罚款，法院改判服役六个月。

一八三零年四月十七日，加里森进了巴尔的摩监狱。狱中的加里森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现在身居巨厦，尽管我不是它的主人，但我不用付费，不用操心维护，一切都不用管，倒也自在。我照样放声高歌，一如我未折翅之前”。加里森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为所谓的对佛朗西斯·托德的诽谤而对加里森审判的简报》。一位纽约慈善家亚瑟·他潘读后，深表同情，出资把加里森救了出来。加里森于六月五日出狱，一共被关了四十九天。出狱后，伦迪和加里森已无法合作，随即分手。

一八三一年一月，加里森开始单独出版他的《解放者报》。加里森为《解放者报》写下了有名的《发刊辞》：

“近来，为了激励民众的觉悟，我四处奔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奴隶问题的讲演。所到之处都给了我新的例证：与南方各州相比较，自由州的公众情绪将掀起一场巨变——在新英格兰尤为如此。我发现在这些地方，与奴隶主的情绪相比，持轻蔑态度的更加强烈，持反对态度的更加积极，持贬斥态度的更加无情，偏见的更加固执，漠不关心的也更加冷淡。当然，也有个别例外。这种现状让我苦恼，但我并不气馁。我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风险，面向举目在望的邦克山，脚踏这自由的诞生地，在我们人民的心中，让解放的战旗高高飘扬。这面战旗业已展开，愿她长久飞舞，在时光的流逝中完好无损，在仇敌铤而走险中刀枪不入，直至每根锁链都被砸开，每一个奴隶都获自由！让南方的压迫者们发抖吧！让他们的幕后策划者们发抖吧！让他们北方的辩护者们发抖吧！让所有残酷迫害黑人的仇敌们发抖吧！”

“我本来无需发表《发刊词》，因为它已家喻户晓。它的原则将在报纸中被切实遵循。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为了任何党派而说话。在捍卫人权这项伟大事业中，我希望得到所有教派和所有党派的支持。”

“我赞同《美国独立宣言》中主张的不证自明的真理，即一切人生来平等；他们的创造者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要坚韧不拔地争取立即实现我们奴隶同胞的投票权。一八二九年七月四日，我在派克街教堂作讲演时，我曾表示支持逐渐废奴的观点。我在此表示完全弃绝这种思想，并请上帝、国人、和苦难中的全体奴隶兄弟的原谅，原谅我曾说过如此怯弱、如此不正义、如此荒谬的话。”

“我知道许多人反对我的激烈言辞，但我有理由这样做。真理是无情的，为此我也无情；正义是毫不妥协的，为此我也毫不妥协。在奴隶问题上，在我的思考中、在我的语言中、在我的文章中，将没有中庸可讲！没有，绝对没有！试想，你看见一间着火的房子，你能发出一个中庸的警报吗？你能让丈夫中庸地去救他的妻子吗？你能让母亲中庸地抱出火海中的孩子吗？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请不要劝我采取中庸之道。我是诚肯认真的，我不会模棱两可，我不会托辞，我将寸土不让，我要让人们听到我的声音。”

“有人说，我的言辞尖刻，手段激烈，实际上在延缓奴隶解放事业。不对！这项指控不合事实，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解放者报》于一八六六年初停业，这时南北战争已经结束，黑奴也早已获得了自由。《解放者报》完成了使命。

加里森主张的奴隶解放，是非暴力的。在新英格兰他组织了一个反奴隶制协会，他反对会员加入政党，他的解放依靠的是非武力、非政治，纯粹的道义和宗教力量。

泰纳事件发生后，美国进入了白色恐怖，加里森在《解放者报》发表了一篇支持泰纳的社论。他说，“我们长期以来预言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地震的第一步发生了，他最后将会震垮整个压迫机制。第一滴血已流出了，它最后将会血流成河。第一道闪电已经闪出了，它将摧毁一切”。“你们指控我们主张和平解放的人是唆使奴隶造反的人，请收回这种荒唐的指责吧，奴隶是不需要我们去的。他们所遭受的生活本身就是者。”

加里森不但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毫不妥协，他还要求男女地位平等，于是他招来了大男子主义者和奴隶主的联盟，向他进行攻击。

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波士顿妇女协会请英国废奴主义者乔治·汤普森讲话，她们租了个小场地。事先，反对派号召人们去广场阻止汤普森。汤普森事先得到消息，没到场。波士顿市长亲自到场劝说与会者回家。这时场外的反对派群众已知道汤普森缺席，但他们看见了加里森在半小时前入场了，于是高叫揪出加里森。市长见势不妙，打开窗户，命加里森跳窗。加里森从命跳出窗户，跑进一条小胡同。反对派群众追至小胡同，把加里森拖了出来。加里森没有反抗，受到了污辱。幸好警察赶到，以妨碍秩序为名，把加里森送进了警察局，其实是为了他免受私刑。加里森在警察局呆了一晚。尽管，加里森受了些皮肉之苦，但这次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废奴与民主的关系，从而使很多青少年加入了废奴大军。有一位青年律师温德尔·菲利普从此投身于加里森的废奴运动，成了加里森的得力助手。

一八四二年一月，联邦众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为其选民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认为要避免用战争来解决奴隶制问题，只有南北分离。加里森在研究了南北双方的形势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为此，加里森在他的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标语，“为使北方废除奴隶制，南方保留奴隶制，必须拆散自由北方与奴隶制南方的联邦”。早先，加里森和亚当斯一样是支持美国宪法的，但是在重新思考之后，他认为五分之三条款实际上是认可奴隶制。为此，加里森得出了一个新结论，“要么不要美国宪法，要么不要基督，两者必居其一”。加里森在一八四四年公开烧毁宪法副本，他说，“因为宪法对奴隶制的妥协，它是一份与死亡和地狱的协议”。在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加里森轻易地获得了支持，但是，在全国反奴隶制协会中，他的观点遭到了抵制，最后达成的口号是，“不同奴隶主结盟”。

同时，南方奴隶主在国会的代表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也提出了南北分离的主张。由此可见，要在联邦之内解决奴隶制问题是不可能的了，除了战争，别无它法。尽管加里森主张非暴力，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在实际行动中支持布朗的反叛和林肯的战争。

一八五九年十月，废奴的极端主义者约翰·布朗对一个叫哈珀斯费里的小镇发起攻击，消息传来，四方震惊。布朗曾宣称，他要为结束奴隶制度献身。布朗说，上帝授意，要他率领一支武装力量进攻弗吉尼亚，掀起奴隶起义。布朗预言，即便起义失败，也会燃南、北双方的内战。一旦战争打响，北方就会凿烂黑奴身上的枷锁。但是，布朗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布朗和他的战友被判绞刑。布朗之死让很多废奴主义者义愤填膺，为此，加里森发表演说，“我们决不能听任偷窃抢夺、贩卖人口和虐待妇女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以自由的名义团结起来”。“至于联邦政府，它在哪里？它是什么？在它一半的领土上，人民无法行使言论和新闻自由──不能发表来自华盛顿、杰斐逊或帕特里克·享利的言论，除非冒着生命危险；北方人只要内心珍藏热爱自由的情感，就会被到处追捕，然后被驱逐出南方。”“我们生活在一个野蛮的奴隶制寡头政府的可怕专制统治下。如果我们不继续像以前一样替他们干罪恶的勾当，直到在他们面前倒毙，他们就威胁要丢下我们。”“他们会去天堂吗！只有乞丐才会被清除出城，不是吗？他们不会离开，他们会纠缠我们，让我们屈服。我们会屈服吗？不，绝不会！”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加里森对排华法案的态度，他是罕见的反对排华法案的美国人。在加里森临终前，在给《纽约论坛报》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人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他们理应享有每个普通人享有的权利。他们来到此地，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我们应以友好和善的态度对待他们。我们不该强迫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习俗，他们的生活习俗该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爱好，他们可以签定他们自己的合同，维持自己的权利，拜他们自己的神。我们要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要反对阶级和种族歧视”。

加里森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在家中和妻子海伦在一起。一八六三年底，加里森的妻子海伦有过一次小中风。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海伦因肺炎而去世，葬礼在家里举行。妻子去世后，加里森万分悲痛，甚至无法参加葬礼，只得由温德尔·菲利普致悼词。加里森用了很长时间从丧妻的悲哀中恢复过来。一八七七年，加里森最后一次出访英国。他见到了乔治·汤普森等英国废奴主义者。

加里森的晚年因肾脏疾病而变的很虚弱。一八七九年四月，加里森来到纽约市女儿的家中。到了五月，加里森的病更重了，五个子女都来到了身边。他们为加里森唱了加里森最爱唱的歌。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夜，加里森永远闭上了眼睛。五月二十八日，加里森被安葬在马萨诸塞州的牙买加平原。加里森的绝大多数废奴主义朋友参加了葬礼。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加里森在《解放者报》停刊之前，写下了“告别”一文，总结了他为解放奴隶而奋斗的一生。“告别”中写道，“我的编辑生涯始于二十岁之前，我一直在办报，直到六十岁。最早，是一八二六年的春天，在纽伯里的《自由报》；后来是一八二七年，在波士顿的《全国慈善家报》；再后来是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二九年，在佛蒙特州本宁顿市的《时报杂志》；再后来是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零年，在巴尔的摩的《全球解放报》；最后从一八三一年一月一日到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在波士顿的《解放者报》。开始时，我可能是这个国家的最年轻的编辑。今天，除了《纽约晚报》的布伦特先生外，我也许是最老的报人了。最初，《解放者报》的目标是消灭奴隶制，它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进行过伟大的斗争；现在，让我把解放奴隶的最后工作留给后人和新出现的成千百万支持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