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豹，1920年生于江苏丹徒圌山西麓的大港镇宦家村，原姓宦，名暮林，因继承舅家，改姓赵。

幼从塾师，后去南京学徒，抗战爆发失业回家。经新四军"挺纵"特支书记周苏平培养，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挺纵服务团青年股长、镇五区区长，建立人民武装和民兵，发动群众抗日，打击日伪，捣毁匪巢，镇压匪首，剪除敌特。

1941年起，历任山北县县长、镇江县县长兼县独立团团长兼代镇江市市长。丹北根据地（包括圌山地区）北濒长江，南接茅山根据地，是新四军渡江的咽喉要道，为开辟和维护这条通道，护送新四军将领南来北往，保证新四军主力过境，倾注了全部精力。

他领导地方武装，浴血奋战，日伪军闻风丧胆。他派遣可靠人员打入敌特内部机关，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始终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党的组织、扩充地方武装、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以及反"清乡"斗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5年年10月新四军北撤，赵文豹任江都县委书记兼县长。次年底随十地委回江南坚持斗争，任镇丹扬工委副书记、代理书记。

解放后，先后任丹徒县县长、县委书记、中共镇江地委委员、镇江专署副专员、江苏省冶金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被关押六年；1973年复出，任浙江省冶金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1982年离休；1988年2月15日，因病逝世于南京，归葬大港横山。

赵文豹（1920—1988），原姓宦，名暮林，改姓赵；江苏丹徒大港乡宦家村人。幼从塾师，后去南京学徒，抗战爆发后，失业回家。

经新四军“挺纵”民运科长周苏平培养，于民国28年（1939）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挺纵服务团青年股长、镇五区区长。积极建立民兵组织，发动人民群众抗日；领导武装人员先后抓土匪百余人，捣匪窝十几个，镇压了一些危害人民、破坏抗日而屡教不改的匪首；剪除了为虎作伥的敌特分子；教育争取了一批伪乡保长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可靠力量。

民国30年起，历任山北县县长、镇江县县长兼县独立团团长，兼代镇江市市长。山北地区北濒长江，南接茅山革命根据地，是新四军渡江的咽喉要道，为开辟和维护这条通道，护送新四军领导干部陈毅、粟裕、陈丕显、谭震林、叶飞等南来北往，保证新四军大部队过境，倾注了全部精力。他领导地方武装部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汉奸、日军闻风丧胆，使这块战略要道始终畅通无阻。在建立当地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党的组织、扩充地方武装、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以及反清乡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民国34年10月北撤，任江都县委书记兼县长。

民国36年1月，南下坚持斗争，任镇丹扬工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时国民党在沿江一带筑碉堡，设据点，驻军集镇，强化保甲政权，建立反动“自卫”武装，搞连坐制度，清剿频繁，坚持斗争极为艰苦复杂。赵立场坚定、英勇顽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反特锄奸，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清剿斗争，为丹北地区革命战争的胜利开创了新的局面。

解放后，先后任丹徒县县长、县委书记、中共镇江地委委员、镇江专署副专员，中央冶金部金属结构总公司副经理，江苏省冶金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冶金部第四冶金建设公司党委书记，冶金部西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辗转于祖国各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发展我国的冶金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被非法关押审查达6年之久，身心虽遭严重摧残，而始终坚信党和人民，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1973年平反，任浙江省冶金局局长、党组书记。1979年调任江苏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省国防工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精神振奋，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认真，工作勤奋，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1988年2月15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南京，归葬于大港横山南竹林中。

赵文豹，1920年出生于丹徒大港乡，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按照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整体部署，陈毅在丹阳约见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司令管文蔚并下达了“巩固丹北，发展江北”的任务。

1938年10月6日管文蔚率挺进纵队一部占领了扬中县,当时赵文豹才18岁。

1939年5月的一天，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处主任魏天禄命令刚入伍的赵文豹把藏在镇江伯先公园凌烟阁厨房灶堂石板底下的一包敌档材料设法取回。在接受任务后, 他想这敌档深藏在敌人的巢穴里，要想拿到无异于“狼窝里去掏狼崽”，只能智取。于是他找到商贩宦寿山询问进入镇江城需注意什么？ 宦详细告知并特别关照:“你年轻贪玩，可千万不要到伯先公园那种地方去！”赵暗暗好笑:“我要去的正是这个地方”。赵向其借用了“良民证”和旧自行车，奔向伯先公园。在进园前经思忖，决定冒充敌特的朋友，以找人为由应付岗哨的严密盘问。进入园内后，看到那凌烟阁门前高挂着“七县反共青年团”牌子。等到天晚四周无人时，赵攀上高墙，悄悄推开窗子爬了进去，里面漆黑一片，在灶堂里摸到并撬开石板才找到敌档。怎样转移出去？情急智生，他将材料向腰间一绑，索性敞开衣襟，歪戴帽子，装出一副歪头斜角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到公园门口，对站岗的警察故装大派地问:“喂，有黄包车吗”警察摸不准他的身份，不知是哪路“神仙”，立即叫来车子。赵没有冒险连夜出城，在正东路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住下，和老板娘叙上了同乡，他把敌档藏在贮藏室内一床被子里的棉花胎里面。夜间警察来查房时，老板娘称之为侄儿，又避过一关。

次日，为了保证安全，他买了两丈多长的布，把敌档分散开但又紧紧地包裹起来，贴在身上，外面穿上长袖衬衫作掩护，乘上汽车返回谏壁。途中，他观察到车上有二个持枪的日本鬼子和两个伪军负责押车。当时有一个鬼子突然拍其臂膀，他一惊，以为暴露了身份，但是表面上依然镇静。他掉头一看,原来是鬼子向其借“洋火”（火柴）点燃香烟。他迅速地递上“洋火”。回到家后，他母亲把敌档藏在菜篮子内，沿路一直拎着，护送他到了扬中。赵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表扬并得奖一双军鞋。

1940年8月，赵文豹接任镇五区区长时，区里只有区常备队队长颜诚有一支手枪。没有枪，怎么打日本鬼子？他下决心一定要弄枪，突然想到上次去取敌档的客车上有两个日本鬼子和两个伪军携枪押车的事，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即找颜诚、贺成仁、王思敏等人商量抢枪方案：确定次日下午行动，选择有胆有识、会打枪、有“良民证”的赵春林、小桂元二人第二天去镇江，先行混上这辆客车，另由队长颜诚率8个携有刀棍的队员埋伏在葛村、丁岗之间的公路两侧，赵文豹、贺成仁二人则坐镇在离现场很近的宗张巷指挥战斗。一直等到下午七点天要黑时，这辆客车才到达他们布置好的现场，两侧伏击的队员一拥而上，拦住车头。双方发生冲突时，赵春林、小桂元两人见状即在车上一方面抢夺敌人的枪支，一方面打开车门，伏击队员全部登上了车。在乘客协助下，将敌人的枪全部夺到了手，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计缴获三八式步枪6支，刺刀5把、子弹90发，击毙鬼子1人，我方无一伤亡。

1941年的一天，当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路经沟北里村时，赵文豹县长正在该村赵启宏家。他耳朵很尖，听到那脚步声“踢沓、踢沓”的，敏捷地判断出是日本鬼子正步走的脚步声。赵县长就叫岗哨把那人拦住，盘问：“你从哪里来？”来人生硬地答道：“我的老婆王巷的来，我的找王新根。”赵文豹听后认为中国人一般不用倒装语法，他为什么用的是倒装语法经审查，得知此人是受日军深川司令派遣的日本特务广田四郎，伪装成中国人潜入农村，专搜新四军情报，在王宗乡杜巷村找了一个中国姑娘做姘头，时常以女婿身份到丈母家来，以作掩护。查实后，连夜处决，埋在施家村。三天后，尸体被狗子拖出来，“野丈母”报告鬼子，日本宪兵开了汽艇到孙家场来查。但尸体已经被赵县长派人提前转移深埋。鬼子抓不到证据，只得作罢。

大路镇田桥老知识分子田先钝拥护抗日。1943年的一天，二十个鬼子开向田桥。适时，赵文豹正应田的要求，为其写信给扬中县长施光前。突然肖德龄慌慌忙忙地跑来报告:“鬼子来了，快转移!”赵文豹停下笔问道:“鬼子的枪是端着来的还是背着来的？”肖答：“是背着来的。”赵仍不动声色地继续写信。在鬼子路过而去后，田见赵身临险境而泰然自若的神态，即问：“刚才敌人已到村边，你为何那样镇静？”赵笑着说：“敌人如进村必怕反抗，一定端着枪来。而他们背着枪，说明是路过而已。”田此后逢人便讲:“新四军真了不起，打游击真有经验，赵县长真不愧为临危不惧、智勇双全、为国为民的好县长。”

1942年5月23日，丹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赵文豹来到伏源乡给一批伪乡长做报告，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严肃而又诚恳地指出，“你们的出路只有u2018身在曹营心在汉u2019，表面应付鬼子，内心帮助我们抗日”。这番话说到伪乡长们的心坎上，听得正起劲，突然有人奔来会场报告:“不好了，伪乡长吴有高、丁央华带鬼子烧了赵县长家和几位新四军干部的家。”赵县长愤然表示：“不管敌人怎么疯狂，这笔帐一

定要他们加倍偿还的！”说着，领大家回屋里，继续开会。赵的举动感化了不少伪乡长，“***真不简单，一心抗日，身家性命，什么都不顾！”事过不久，吴、丁被包巷区贺成仁区长、区委娄书记抓获了，绑着跪在坟滩上准备杀头时，恰巧赵县长来检查工作，立即阻止，并劝说区干部：“杀了他们，敌人必定要另派伪乡长。新派的伪乡长能听我们的话吗？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来做争取吴、丁两人的工作，有什么不可以呢？！”贺、娄二人被说服了，即派人去带那两个伪乡长。吴有高、丁央华身跪荒坟野地，耳闻磨刀霍霍，早已吓得半死，屎尿拉了一裤裆。当被从坟滩上带进了屋，二人看到赵县长时，马上跪下呼叫：“赵县长饶命！”赵县长说：“站起来，***不兴这一套！”他见两人抖抖索索的样子，便问：“是不是你们带敌人来烧房子的？”两人答道：“是的，是的！”赵说：“烧这么多抗日战士的房子，破坏抗战，当汉奸，该不该杀？”两人答：“该杀，该杀！可我们是被日本人逼迫的呀！”赵说：“既然如此，只要你们从今以后改恶从善，洗心革面，立功赎罪，我看，可以饶你们的命。”吴、丁两人一听可以饶命，又惊又喜，连说：“我们一定，一定……”

赵县长当即命令松绑，向吴、丁两人提出了四条要求：“一、回去继续干伪乡长，但必定要u2018身在曹营心在汉u2019；二、新四军干部战士去敌区工作，要负责掩护；三、对烈、军、工属要豁免苛捐杂税；四、敌人行动，你们要及时向我方报告。”这些都是做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条件，如果接受，今天就可以取保释放。二人被释后，诚心感戴赵县长的大仁大义，从此，丁央华老实多了，事事应付敌人，再不敢做对不起新四军和人民的事；吴有高不但认真执行四项条件，还立功赎罪。这件事的影响相当大，不少伪方人员知道是赵县长救了吴、丁两人的命，格外一心一意地为抗日工作出力。他们认识到还是跟着***、新四军好，万一危险了，总会来救你的，于是都从两面都应付、两面都不得罪的两面派变成了一心一意暗中策应新四军的抗日派，也促成这个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

1941年初冬，谭震林从东路反“清乡”突围来到西路丹北县汤家桥，找丹北县县长赵文豹了解长江南北交通情况，当时赵只有21岁。谭震林在听了赵县长有关这一带大江南北地下交通线工作的详细汇报后指出：你们这里是战略要地，一定要设法保证新四军的干部战士从这里过江时畅通无阻。赵当即表态：一定做到！接着，赵又陪同谭登上圌山，在半山庙里稍事休息后便登上山顶，察看了扬中、大港、三江营和新老洲等交通线的实际情况。谭震林穿的是皮底鞋，爬山不行，赵说：“你不是老游击队员吗？爬山的本领怎么忘记了？” 谭笑了起来，拍其肩膀道 ：“小县长，你爬的蛮快的嘛？！”。当时，赵文豹同志誓死捍卫这一重要的地下交通线。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守岗位，他冒着生命危险，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领导有关地下组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克服了诸多艰难险阻，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了护送我党以及军队将士安全渡江的艰巨任务。

1940年4、5月间，赵与大路交通站王式泉等人护送陈毅从武家桥过江到三江营。

1940年5月，陈丕显来到丹北县马家荡，赵正在睡午觉，陈丕显来到他身边将其拱醒。后来赵派周彬送陈从武家桥过江到苏北去。1944年12月27日晚，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两个主力团和地方部队7000多人从三江营过江。大部队渡江要大批船只，事先粟派联络员向赵布置这个任务时，赵什么困难也没说，坚决地接受了任务。他为了完成这个重任，把各区干部找来，一条船一条船地落实到人，又把打入敌伪内部的人员找来，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落实监控办法。对于各据点的日军，赵文豹还采取了特殊办法，把他们引开。赵考虑到长江风大浪高，还通过内线关系派人到镇江轮船公司以运烟叶的名义雇来一条商轮。商轮到后，江坚、赵文豹迅速登上商轮控制了各重要岗位，同时对船主船工进行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渡江的当晚发现商轮吃水深，靠不上岸边，两头仍用木船装卸，把部队顺利地运到了江南。

1945年春，叶飞率部队从新老洲过江，是行动最大的一次。早在二十天前，苏中五地委通知赵：“任务交给你们丹北县。”赵接受任务后，即将东自荫沙西到谏壁的所有民船组织起来待命，并征用到一条商轮。与此同时，布置打入敌特工课搞敌工工作的大路商会会长肖忠暗中做好策应，肖即雇用姚桥、孟河、荫沙的去迷惑大路镇、孙家场的日军。大军渡江的当晚七点钟，约定在江南岸放三把火为信号，民船和商轮直抵荷花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