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茵，字敬华，女。1919年2月生于辽宁省本溪县苑家庄。满族镶黄旗出身。先祖于清光绪年间因故被贬为平民，定居山东，祖父时举家重返故地，在原籍距苑家庄五里许之沙窝子安家落户。

　　五岁丧父，三年后，母亲因不堪封建家族折磨，携两女逃至沈阳求生。母姊劳动，供其就读。1934年初中毕业后，不甘为亡国奴，与同学逃出东北，至北平考人竞存中学读高中。该校系东北爱国人士所创办，教育先进，不少同学思想进步。我开始和这些进步同学接触，受到革命启蒙教育。不久，经任仲夷、王玄(解放后曾任广东省省委书记)介绍，加入民族先锋队，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7年高中毕业，正值“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随同北平流亡学生队伍南下，到南京、武汉等地，1938年入川。后来通过著名民主人士阎宝航和李公朴的介绍，获得东北教育救济处的资助，进入重庆复旦大学，先后攻读外文和经济。在此期间，受到党的教育，痛感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9年冬，由杨永植(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方玉兰(解放后任南京市外事局局长)两同志介绍人党，在学校中参与组织了“抗敌文艺习作会”和“学生读书会”，并经常到附近煤矿为矿工演出话剧，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亦曾为李鹏之母赵君陶所办的孤儿院募捐经费。

　　1941年皖南事变后，革命形势险恶，在校的地下党员陆续转移，单线联系遭到破坏，从此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

　　1942年，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重庆从事短期的社会工作。同年10月与叶君健结婚，由老舍先生主婚，重庆文艺界一百多人参加婚礼。婚后因家务和生育等，缩小了活动范围，乃以家庭为据点，与同学李玉钿(解放后任成都市妇联主任)、蒋汇泽(解放后任贵州工业大学校长)、李滨浩(解放后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等互相配合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曾为一些同志供应食宿，作集会、联络之所。当时周恩来同志办事处在曾家岩50号，他们住30号，近在咫尺，联系较为方便。

　　1944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单独赴英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报道工作。苑茵由友人介绍和担保在重庆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作营业员。后来又转到所属的沈阳、天津两市的支局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中央信托局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苑茵继续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留任，并被培养为业务科负责人。1949年冬叶君健回国，分配到中央文化部做对外宣传工作，这时苑茵由于多年生活奔波，家庭负担过重积劳成疾，染上肺病，夫妻两地分居得不到照顾，只好申请停薪留职，经领导批准后，苑茵回到北京家中长期休养。

　　叶君健的工作很繁重，许多文字资料工作需要助手帮助整理，在苑茵健康逐渐恢复后，就协助他做些收集整理资料和处理稿件等工作。六十年代，苑茵一度应地质部之聘，担任干部英语培训班的教学工作。后来又受中国音乐学院之聘，在该院教授大专英文，直至“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家难频仍，叶君健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长年劳动，苑茵肺病复发，子女又尚年幼，相夫教子事务丛集一身，艰辛可知。但在家苑茵仍抽暇从事写作或翻译工作。1975年写成了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冬草》，由长征出版社出版。后又和叶君健合写了一部长篇《金婚》。80年代以来，除先后出版了《孤村的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出版)、《绒布小兔》(宁夏出版社出版)及《孤家子小村的岁月》(江苏未来杂志社出版)及《育孙手册》、《二度童年》等单行本外，还在国内外报刊如《纵横》、《华声日报》(海外版)、《四川妇女》、《中外妇女》、《中国之友》上发表过散文、小品、译作多篇。1973年叶君健得到“平反”，曾数次到国外参加国际会议，苑茵也陪他做了些国际文化交往活动。

　　1988年苑茵以古稀之年，出国访欧。先后访问了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四国，历时近9个月。旅英时收获最多，从下层百姓到上流社会，多方采访、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和风土人情等，并接触了旅居英国的台湾同胞和居住在唐人街的侨胞，与他们进行交流，使他们加深对祖国的了解。回国后，即开始写了《旅欧见闻》，由《老年天地》杂志自1988年第10期开始连载。计有:《英伦学英文》、《伦敦的风尚》、《跳蚤市场》、《荷兰缩影》等篇章，深为读者所喜爱。

　　苑茵于198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95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