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先通 - 简介
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模范师第十六团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总支部书记。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支队十二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十一大队政治处主任，第三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辽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辽西军区副政治委员，辽宁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常务委员，辽宁省军区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务委员，辽宁省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邱先通于1975年9月14日在沈阳军区总院逝世，终年64岁。
邱先通 - 生平经历
苦难的童年
邱先通幼时家4口人，有房屋两间，靠父亲租地种田为生，家境甚是贫寒。1920年，邱先通得天花病，而且病情挺重，地主怕孩子死在他家，硬是把这孤儿寡母扫地出了门。邱先通是个吃苦耐劳的孩子，小小年纪这样干两三年，除了打短工、当脚夫外，他又租了几担公堂田种。家里的日子好过一些了，他萌发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在外婆和姨娘的支持帮助下，邱先通读了三年半私塾。
立志当红军
邱先通的姨父赖香华是个地下共产党员，与东固县的游击队有秘密联系。在姨父赖香的说服下，邱先通加入了游击队。1928年1月，共产党在兴国县高兴圩发动了农民暴动，邱先通按照赖香华说的“穷人要团结起来，同地主斗”的话做，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时时事事争先恐后。他因此被群众先后推选为贫民团主任、雇农工会主席和村、乡苏维埃代表。1929年2月，经赖香华的介绍，邱先通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31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长征
1933年9月，国民党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在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伤亡严重，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等狭小地区，中央决定突围西进。这时，兴国模范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第6师，邱先通任3军团教导营地方工作队队员。1934年7月，参加了江西省石城县攻坚战，11月中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离开江西，踏上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
1935年11月，邱先通调陕北红军第28师3团(即352团)任总支书记。不久，党中央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36年5月，邱先通又被选调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团工作。1937年3月，调军团随营学校任总支书记兼特派员。
抗战建功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邱先通来到了华北的正太、平汉铁路线，发动群众，壮大抗日队伍，打击日本侵略军。1937年11月，八路军组建晋察冀军区，下设4个军分区，邱先通调第3分区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不久便提为3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邱先通虽然长期做政治工作，但他军事技术过硬，尤其是枪法，不说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弹无虚发，也称得上是一个神枪手。并且，他打仗机动灵活。对阵中，他能打到敌人，敌人却打不到他。他经常带着部队和游击队四处袭击日、伪军，破坏敌人交通，搞得敌军日夜不得安宁。在一次反扫荡的作战中，邱先通带着部队在完县的大山中和敌人打转转，弄得鬼子蒙头转向地钻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因此，他身经百战，没有受过伤。1939年，在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党政工作竞赛评比中，3分区的工作获得了第一名。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邱先通回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
奋战在东北
参加七大之后，邱先通继续回教导1旅工作。1945年8月22日，赵承金、邱先通根据军委命令，开始做到东北工作的准备。8月25日，赵承金、邱先通回到清泉沟旅部，立即组织去东北的部队。经研究决定，随他们一起去东北的主要干部有：参谋长李英武、后勤部部长张占一、管理科长高英、通信科长崔国英、文工团长陈其通以及苏俊禄、王玉锋和回民支队的张回钰、刘士昌、刘新义等，加上教导1旅机关、3团、回民支队等共计指战员3000多人，组成了赴东北支队。
1946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决定将东北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战略区。由原辽东军区机关和第3纵队机关组成南满军区。1946年6月改称辽东军区。为加强辽东军区的后勤工作，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李富春决定调邱先通到后勤部任政治部主任。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北军的形势有所好转。这时，组织上考虑到邱先通已36岁，应该解决婚姻问题了。经辽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吕麟介绍，与后勤部的干部邵竹青于当年4月在朝鲜江界结婚。
1947年12月，邱先通因病回到辑安(今吉林省集安)休养，1948年2月，调辽宁军区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同年7月，东北军区决定，将辽吉军区与辽宁军区合并，组成辽北军区，聂鹤亭任司令员，赵杰任副司令员，彭嘉庆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邱先通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解放战争
1948年9月28日，邱先通在四平主持召开了辽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组织动员机关、部队全力以赴投入辽沈大决战。1948年12月，辽北军区机关一部分调出组建特种兵纵队，重建辽北军区领导机构，由彭嘉庆任司令员，郭峰兼政委，邱先通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4月27日，东北军区决定，将辽北军区与锦州军区合并为辽西省军区，驻锦州市。司令员程世才(后为胡奇才)，郭峰兼政委，邱先通任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8月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辽东、辽西两省军区合并为辽宁省军区。张海棠为第一副司令员、省军区党委常委，邱先通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1955年2月12日，邱先通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1961年，军委批准邱先通离职休养。
1975年9月14日8时20分，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邱先通与世长辞，享年64岁。
邱先通 - 情钟大义
战友情
邱先通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在人民军队的大学校培养下，他的情感得到了升华，对上级、对下级、对同级都能友爱相处，团结共事。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救过多少战友的命，谁也说不清。但是，原江西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象晃，这位断了一条腿的老红军，谈起邱先通，总人一往情深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是在长征路上发生的一次战斗中，谢象晃被敌人的枪弹打伤了，血流如注，人事不省。偏在这时老天爷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刚结束一场鏖战，队伍都陆续离开。在这茫茫荒野里，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即使不被豺狼吃掉，也会饿死或流血致死。躺在水沟里的谢象晃听着“沙沙”的雨声，心想：“这一下完了，革命算是到头了。”忽然间听得一阵马叫声，他又感到有希望了，便吃力地撑起身子拼命喊叫。正在巡视战场的邱先通被这模糊不清的声音牵动着每一根神经。他赶紧策马循声走去，见是谢象晃倒在血泊里。“老谢，你负伤了？不要动，等我来。”他撕下自己的衣服，赶紧给谢包扎伤口。然后把他托上马背，拉回营地救治。事后，邱先通还多次去看望谢象晃，每次都要带上点好吃的东西。谢象晃总是要说番感激的话，邱先通连连摆手说：“你受伤那天，我刚好打扫战场，当时还有其他同志来了，即使我没有看见你，别的同志也会发现你的。”
曾任南昌军分区司令员的林忠照，过去是邱先通的部下，邱先通与他交往笃深。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林忠照遭到造反派的冲击。造反派还到辽宁砸了林忠照送给邱先通的一对樟木箱，强制邱先通揭发林忠照的所谓“罪行”。邱先通这位老革命决不肯随风倒，对造反派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即使你们把我打成林忠照的黑保护伞，我也决不会落井下石、陷害同志。我坚持实事求是，死不改悔。”后来他才知道，为林忠照的事遭到冲击原是祸起萧墙，是他身边一个警卫员告的黑状。因为这个警卫员曾要求给他办违背原则的私事，邱先通没有满足其要求，同时还批评了他，因此借机报复。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清理“文革”期间“三种人”时，有人要邱先通对那个警卫员惩治一番，邱先通却说：“他年轻无知，只要他认错改了就好。徇私报复不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品质。”
父子情
邱先通有六个孩子，二男四女。他对孩子严格要求，经常教育他们生活上要低标准，学习和工作上要高标准。他这几个子女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长大以后都有出息，分别在海陆空部队工作。这些子女的提拔，没有一个是通过他的关系“走后门”的。
邱先通是独子。他参加革命后，一直和家中失去联系。因此，他的一个堂弟过继给他父亲为子。这个堂弟有个儿子长大后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代在吉安军分区当兵。1973年，邱先通回乡路过吉安时，特地要这个侄儿陪他上井冈山。一路上对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他为人民多做贡献。并要求他不要把将军伯父看做向组织要求照顾的背景和靠山。他的侄子遵照他的教导，退伍以后还乡务农。
故乡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家乡人民的乳汁哺育了邱先通的成长。参加革命后浪迹天涯，他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父老对他的期望、关怀和爱护，没有忘记家乡的山和水。他在东北工作时，曾多次写信回乡，询问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家乡的变化，关心家乡的建设事业。1973年他返回家乡，县政府考虑到他家的房子破旧，住宿条件差，准备接他到县招待所住，他不同意。说要在家乡住上几晚。乡里的干部要安排他在乡政府住，他也婉言谢绝，非要住在他出生的老房子里不可。他说：“住上我的老房子，回味往事，会加深我对家乡、对人民的感情。”他用了当时一句时髦的话，诙谐地说：“我这也是‘接受再教育’么。毛泽东同志常常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说：‘你们进了城，生活条件好了，不要忘了当年我们革命的老根据地，要回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那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这是有好处的。’”
这次回来，他到村里几十户人家走了一遍，给每户人家送了20元的见面礼。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当大官发了财。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在家时，你们对我很爱护，我走了以后，你们对我的父母诸多照顾。现在我代表我的父母聊表谢意。钱很少，这是我的心意，你们收下我就高兴。”当他了解到家乡的小学教室漏雨，学校没钱维修时，就掏出自己身上的生活费180元，给学校买瓦。学校领导人说：“老首长，你自己的钱不要拿，请你出个面，给县教育局打个招呼，拨点款给我们就是了，”邱先通严肃地说：“这样不好，教育局的钱是国家的钱，全县还有很多教室是危房，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我们要尽量给国家省钱。”当时生产队没有柴油机，碾米和饲料加工都要跑十几里路。邱先通回到部队后又给家乡寄了200元钱买柴油机。群众都说：“老将军的心意我们记在心里。”
这次在家乡，他还发现村里左邻右舍的婴儿特别多。当他了解到他的堂弟也有超生现象时，当即找到村干部，通知召开群众大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村的田就这么多，如果家家都超生，这怎么得了。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啊。”他严厉地批评了自己堂弟“多子多福气”的封建思想。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很严，但他反复提出要大家实行计划生育，减轻国家的负担。他把超生带来的恶果分条分缕地分析得很透彻，说得大家羞愧地低下了头。从此，村里的年轻人都主动实行计划生育。
邱先通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更谈不上营养补品，工作起来又是个“拼命三郎”，不注意休息，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六十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家乡的亲人。他在临终时嘱咐自己的家人：“我死之后，我们不要忘了祖宗，不要忘了我的出生地，我不是要你们去搞封建迷信的那一套，而是要你们像我在世那样，跟家乡保持密切联系，关心家乡人民的生活和家乡建设，尽力支援他们。”
邱先通 - 人物品格
邱先通不仅自己能正确对待职衔级别，他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不准有特殊化，防止有优越感。邱先通有六个子女，孩子小的时候，上学放学，他不让司机接送，孩子参军后回家，他也不让警卫员接送。
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年代，环境艰苦工作劳累，邱先通体弱多病，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大病一场。1955年邱先通发高烧，虽多方医治烧却不退。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工作，有时主持会议，实在挺不住了，就打一针照样坚持下去。1956年在党委扩大会上，个别同志不顾事实，错误地批评邱先通生活腐化，工作主观，作风浮夸，邱先通带病仍然坚持听取意见。当时，有人为邱先通打抱不平，而他却说：“毛主席说要经得起委屈，宰相肚里能撑船，能忍则忍。”
后来邱先通病情加重，到北京经血液专家邓家栋确诊为红斑狼疮。这个病，当时可以说是绝症，但邱先通不悲观失望，他在同病魔斗争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情操。在整个治病过程中，邱先通一贯尊敬医务人员，服从治疗，配合治疗，从来没有提出过特殊要求和意见。为了治病，做埋药、埋针疗法，要经常注射，每打一针十分痛苦，但他从不叫苦，也不呻吟，也不抱怨，硬是咬牙坚持。
邱先通的病情是很严重的，但他从不轻易要别人照顾，坚持自己生活，坚持锻炼身体。只要能走动，便坚持到公园去锻炼，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从不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