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堂 - 经历

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历任通讯员、班长、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1931年10月调任共青团(少共)兴国县委书记。

1932年先后担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巡视员、会昌县委书记、宁都广昌县委书记。

1933年1月，调任江西省少年先锋队省队部省队长。五月兼江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同年10月，被团中央局派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担任共青团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斗争。

1935年1月改任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6年2月，调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红十六师政治委员，并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参与领导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骨干。

1937年8月，担任湘鄂赣红军驻武汉代表，参与谈判将红十六师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团。同年底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留校当班主任。

1939年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晋西南巡视团团长。不久改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事体育部副部长。

1945年4至6月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历任团长、大队政治委员、直工部部长、东满兵站部政治委员、东线后勤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后勤运输部副部长等职。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和进军中南的后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后勤运输部第二部长，军委总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

1951年8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为保障对前线不间断的供应做出了贡献。

1953年4月回国，任中南军区后勤车管部第二部长。

1955年9月改任武汉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参谋长。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0年1月3日因病在武汉逝世。

刘玉堂 - 功绩

一餐年夜饭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刘玉堂活跃在万载小源一带，和陈寿昌、谭启龙、徐彦刚等同志领导湘鄂赣苏区的游击战争。敌人经常出兵“围剿”，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政府撤进深山密林中坚持革命。下雨时钻进石岩下躲避，晚上经常在大树底下过夜，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当时他有一匹马，情况危急时，他总是把马让给伤员骑，和战士们坚持到最后转移。在连续的战斗中，他三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子弹打穿了肩胛骨和肺部，他昏迷了几天几夜，战友们难过地为他准备好了“寿材”，然而他在后方医院里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有一天，他正在医院养伤，敌人突然摸了上来，警卫部队也被打散了，他无法行动，只好咬紧牙关，爬进医院屋后浓密的竹子丛中，没吃没喝，藏了一天一夜。直到敌人走后，当地群众才从竹子丛中把他背回家，给他穿上衣服，煮红薯给他吃，随后把他送回游击队。回忆起这件事，刘玉堂常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老百姓给的。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脱离了群众，共产党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游击战争中的一年除夕，虽然条件非常艰苦，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同志还是决定让游击队们聚一次餐，吃一顿年夜饭。

当时找到一个“香菇客”丢弃的草棚，铺开一块布当餐桌，端上来的饭菜只有两道——油炸豆腐和蕃薯饭，面黄肌瘦的干部战士们动手大吃起来。刘玉堂的胞弟刘启兰在省委当通讯员，当时才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贪吃的年龄。听说晚上过年，就憋足劲想大吃一顿鸡鸭鱼肉，解解馋，而当他看见桌上摆出的饭菜就傻了眼。没有鸡、没有鱼、没有酒、没有肉，这算过什么年呀！于是蹙眉皱额摇头叹气地发牢骚说：“过年，过年，叫花子也有一个年过。我们吃这种东西，连叫花子也不如！”刘玉堂一看发牢骚的竟是自己的弟弟，顿时大怒，指着弟弟的鼻子说：“你说什么混帐话！莫以为你是我的弟弟，就可胡言乱语。我是带你出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你要再说涣散军心的话，造成了恶果，我照样枪毙你！”吓得刘启兰马上承认错误，做了检讨。  

吃过年夜饭，刘玉堂对全体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越是艰苦的时候，越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念。我们游击队里大家过一样的苦日子。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长官，靠克扣军饷发横财。我们的经费是老百姓节衣缩食省下来的。虽然我们打土豪没收了一些银元金条，那是党的活动经费，必须留着用于革命事业，不能用来大吃大喝花掉。我们个人没有贪污。不信，看看我的口袋，都开了‘天窗’。”说着，把自己的四个口袋翻出来给大家看，果然个个都裂了口子。这一下把大家都逗笑了。接着刘玉堂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干革命就要准备吃苦，我们随时要想到群众的利益，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包括金钱的牺牲，享受的牺牲。谁没有革命的坚定信念就可以声明吃不了苦，来去听众自由。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叫‘多手指’的叛徒，他就是吃不了苦才逃下山的。他到国民党那里当了一条走狗，还扬言要活捉我们。老百姓骂他，我们恨他。我们一定要找他算帐。大家想想走这样的路、做这样的癞皮狗光彩吗？” 

经过一番教育，游击队员们提高了觉悟，坚定了坚持斗争的信心。春去秋来，三年时间很快过去了，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联合国民党抗日，刘玉堂担任中共湘鄂赣省驻武汉和平谈判代表，率领游击队下山开赴抗日前线。

无情胜有情

1958年，刘玉堂的家乡上社公社（现在是长冈乡），提出了“实现车子化，扁担回老家”的口号，全社社员热火朝天地修公路。他们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几千年来肩挑手抬的劳动方式，奔向机械化。

在当时的条件下，修路容易买车难。依靠人民群众的勤劳的双手，可以修条公路，可要买辆汽车需要几万元资金，就不那么容易了。公社干部做梦也想搞到一辆汽车。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曾任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车管部部长的刘玉堂将军。以为他官高权大，直接掌握汽车的，他送一辆汽车给家乡，是一件简单的小事。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玉堂的弟弟刘启兰，想叫他去一趟北京。谁知刘启兰一听，连连摆手说：“难，难！我哥哥一向大公无私，坚持原则。这是国家与集体的关系。他掌握的是国家的财产，而我们是集体，他处处为国家节约，决不会把国家财产毫无原则地送给我们小集体。”刘启兰断定刘玉堂不人答应。公社干部们不相信，还是派人去了北京，结果真的空手而回。这一来，便有人风言风语地说开了：“刘玉堂官做大了，便把家乡给忘了。

热饭热菜好吃，冷言冷语难听。刘启兰听了心里很不好受，似乎压上了一块石头。后来，刘玉堂调任武汉军区任后勤部副部长，刘启兰去武汉看望他时，便委婉地把家乡人的风言风语告诉刘玉堂。同时，也请求他适当地帮助家乡发展生产。刘玉堂回答说：“我们家乡是苏区模范县，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牺牲。对革命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支援家乡建设，也是应当的。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里了，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有机会我一定尽力而为。”

过了不久，上社公社的大院里，突然开来了一辆绿色军用汽车。不仅有驾驶员，还有修理工。他们俩人都带着行李，准备较长时间住下来。原来，刘玉堂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部队有一批退役的军用汽车。有的性能还比较好，可以继续使用。这批汽车处理价只需原价的百分之几。刘玉堂就抓紧机会，代上社公社买了一辆。他估计公社缺少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所以特地在武汉动员了两名经验丰富、技术高明的师傅，请他们帮助公社带好徒弟，培养出人才后再回武汉。名师出高徒。现在，长冈乡不少开车的、修理的高手都是这两位武汉师傅的高足弟子。每当这些高足弟子活跃在运输线上，为家乡建设发挥聪明才智时，家乡人们都感激地说：“刘玉堂将军真是帮忙帮到底，不仅为家乡送来了汽车，而且还送来了技术。”

将门出匠人

刘玉堂一生以艰苦朴素为荣，节俭清廉为乐。建国后，环境好了，地位变了，但他的革命本色依然如故。他担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是个名符其实的“财爷”，掌管大批军用物资、运输车辆和各种军需军费，但他从不马虎，领导制订出一套财务管理制度，严令下级不得贪污盗窃、挥霍浪费、分款分物。人们称他为铁面无私的好管家。他常说：“我们国家底子薄，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七十年代，他最小的儿子要办婚事，需要更新换代一些家具，他的老伴准备了一笔钱，打算从商店里购买一套既时髦又讲究的新式家具。结果遭到刘玉堂的反对。他不是单纯为了省几个钱，而是不想在儿子婚事上大操大办。他别出心裁，提议亲自动手制家具。小儿子刘京胜对父亲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说：“爸爸，那就你做场外指导，我来动手好了。”刘玉堂拍拍刘京胜的肩膀说：“很好，借此机会，我检查一下你的手艺学得怎样。”原来木匠出身的刘玉堂当了将军后，在业余休息之际，还时常重操旧业，刨刨削削，还带着小儿子学会了一手木工的绝活，星期天儿子放弃休息，为制作这些家具累得满头大汗。别人看了不解地说：“将军的儿子有福不晓得享，何苦亲自动手制家具？”刘玉堂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怎么不可以呢？将军的儿子也是普通劳动者。毛主席常教导我们‘老干部不要留金银财宝给后代，应当把光荣的革命传统传给后代’。”

石崖藏忠骨

在兴国县长冈乡合富村的横栋石崖下，有一个简单的墓地，墓堂很简朴，墓碑只简单地写着“刘玉堂之墓”。墓前栽着二排松柏。这就是刘玉堂将军的墓地。 

刘玉堂将军逝世时，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骨灰盒放到他小时候经常放牛的横栋石崖下，让青山为伴，绿水为邻。他6个孩子，悄悄地护送父亲的骨灰盒回老家，不惊动部队首长和兴国地主党政机关，只是找村里几位将军童年的朋友，利用天然石岩，做了一个小墓。6个孩子，每年清明节，必有其中一个来给父亲扫墓。刘玉堂将军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真可谓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