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贯穿朝鲜近代史的君主——高宗李熙，本来只是王室的旁支，基本上没有可能继承王位。从血缘上来

李熙是兴宣君李昰应的儿子。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七月二十五日，李熙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贞善坊私第（兴宣君府，李熙即位后改称云岘宫），当时他的名字是李载晃，乳名命福。他的母亲是骊兴府大夫人闵氏，还有一位庶兄李载先和嫡兄李载冕。

李命福（李熙）据说在幼年就有登上王位的征兆。当时一个叫做朴有鹏的人看过李命福的面相以后，就惊叹道：“天日之表！”到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当时的国王朝鲜哲宗病死，膝下没有任何儿子。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孝明世子（翼宗）之妻）决定拥立李命福为新王。然而就在正史一笔点过的背后，隐藏着李熙的生父——兴宣君李昰应十多年的苦心钻营。朝鲜王朝自正祖李算以后，王权旁落，朝政由外戚安东金氏把持。李昰应就一直生活在安东金氏的阴影下，虽胸怀大志，却过着怀才不遇的生活。李昰应原本就知道朝鲜哲宗体弱多病，欲乘隙夺取王位，于是他极力装疯卖傻，一方面在安东金氏的高压下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蒙骗了赵大妃等一干权贵，使他们认为李昰应是无能之人而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哲宗去世前后，李昰应的活动更加频繁了。李昰应知道，赵大妃欲独揽大权而与哲宗时掌握朝政的安东金氏众臣如金左根、金兴根等不和，于是就积极勾结赵大妃身边的宫女，对赵大妃多番献计，表示若任由金氏众臣拥立其它王族子孙为王，以承哲宗大统，不但让金氏众臣坐拥大权，而且翼宗（孝明世子）的世系也会因而断绝。但若以他的儿子为王，便可杜绝金氏掌权的野心。李昰应长期以来的夤缘终于收效，赵大妃为其所动，择定立李昰应幼子李命福为王。纵使金氏众臣及宪宗王妃洪氏（孝定王后）、哲宗王妃金氏（哲仁王后）等皆反对以李命福继承王位，但赵大妃依然以宫廷大长辈的身份坚持李命福为王位继承人。李命福遂改名李熙（一作），封为翼成君，行冠礼，并被过继给朝鲜翼宗为养子，继承其大统。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阳历1864年1月21日），李熙穿戴上衮服和冕旒，正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同时被宗主国清朝册封为朝鲜国王，是为高宗。就这样，本来与王位无缘的高宗李熙在生父李昰应的操纵和赵大妃的支持之下，登上了朝鲜王朝第26位国王的宝座。

高宗李熙即位时，只有12岁。便拜其养母赵氏为大王大妃，由她垂帘听政；又封其生父李昰应为兴宣大院君，赞襄政务。兴宣大院君的执政被韩国史学界认为是韩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兴宣大院君一掌权，就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启动了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目的的改革进程。同治五年（1866年），神贞王后赵氏撤帘，大院君遂独揽大权。大院君一面大力排斥安东金氏势力，将他们全部逐出朝廷，就连曾帮助过他的丰壤赵氏也不放过，开始确立起丧失已久的王室威严。同时大张旗鼓地重修景福宫，以作为君主专制威权的象征。此外他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试图修补朝鲜封建王朝的大厦；又厉行闭关锁国路线和宗教迫害政策，掀起“丙寅邪狱”，屠杀了上万名天主教徒。此时朝鲜已经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危机，到高宗时更加凸显。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发生了美国商船侵入大同江的舍门将军号事件，同年九月发生了法国侵略朝鲜的“丙寅洋扰”事件。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又有美国军舰入侵朝鲜，史称“辛未洋扰”。然而法美舰队都在朝鲜军民的坚决抵抗下以失败告终，这更加坚定了大院君实行锁国政策的决心，他下令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高宗即位之初的朝鲜王朝，在大院君的铁腕政治和改弦更张下，似乎重现了生机。

高宗本人在父亲大院君掌权的状况下，形同傀儡，终日沉湎享乐，不爱读书。但大院君为了培养高宗，仍命他学习儒家经典。高宗自即位后便接受严格教育，必须一天学习三次，开设经筵的时间是早上7时至9时，中午11时至

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在大院君的一手操纵下，15岁的高宗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婚礼。而他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高宗母亲家的亲戚闵氏。原来大院君为了防止外戚专权的历史重演，专门找了自己妻子家的亲戚、幼年丧父的贫穷女孩闵氏作为内定王妃。细细算来，闵氏不仅比高宗大1岁，还是高宗的姨母辈亲戚。但这在实行铁腕政治的大院君眼里算不上什么，因为他自以为这样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外戚专权的隐患，同时使自己身兼宗亲和国戚的身份，实在是巩固自己权势的高明之举。闵氏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闵妃，谥“明成皇后”。

作为一桩生父包办的政治婚姻，高宗完全没有对闵妃在意，竟冷落了她三年时光。高宗依然沉湎女色，他甚至在同治七年（1868年）和李顺娥生了一个儿子，即完和君李墡。但很快高宗又离开李顺娥，转而垂青闵妃，而闵妃的从政之路，也是从这开始的。

大院君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准。他的一颗棋子——闵妃，和她公公大院君一样，是一个充满权力欲和野心同时熟稔政治权术的女人。闵妃被冷落的三年时光里遍览宫中书籍，尤其是《左传》等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她被高宗宠幸以后，便开始逐步涉入政坛。闵妃和大院君的矛盾，是由于子嗣问题而引发的。大院君为防止王妃权力膨胀的局面出现，准备立高宗的庶长子李墡为王世子。这使闵妃和大院君产生了根本的对立。闵妃先使高宗与自己牢牢站在同一阵线，又凝聚自己的娘家——骊兴闵氏的势力，逐渐形成外戚集团，同时纠合被大院君赶下台的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家族的力量，准备与大院君抗衡，推翻其政权。而大院君却对闵妃的实力估计不足。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五日，闵妃利用崔益铉批判大院君之上疏，鼓动高宗宣布“亲政”，发动宫廷政变将大院君逼退并赶出京城。高宗一直站在闵妃一边，而他自己生性懦弱，对闵妃言听计从，所以实权由闵妃掌握。从此朝鲜王朝进入了名义上由国王高宗亲政，实际上为闵妃外戚集团统治的时代。

闵妃在夺权后不久就生下王子李坧（后来的纯宗）并很快立为世子，权势日益巩固。闵妃集团掌权后便着手将大院君时代的各种政策次第废除，尤其是其对外政策。同治七年（1868年），朝鲜的邻国日本发生剧变，开始实行“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道路。此时的朝鲜，尚在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锁国统治之下，借口书契问题（日本在对朝鲜通告“王政复古”的文书上有“皇”、“敕”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字眼）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而自从闵妃集团执政后，便主张逐渐缓和朝日关系，甚至处死了大院君时代负责对日往来的东莱倭学训导、大院君党羽安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等3艘军舰前往朝鲜西海岸示威并测量海图，与江华岛炮台发生交火。史称云扬号事件。此事引起了朝鲜全国上下的极大震惊和不安，朝中分成以闵奎镐等闵妃集团官员为首的主和派和金炳学等大院君派系官员为首的主战派，就这一事件争论不休。而民间几乎清一色地支持对日的强硬政策。高宗和闵妃本来就倾向于开放国门，最终弹压了国内的示威者，采纳了主和派的意见，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签订《江华条约》。条约中规定朝鲜开放港口以及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等，严重破坏了朝鲜的主权，是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前奏；同时使朝鲜打开了国门，由此一步步走上近代化道路。

高宗和闵妃的对外开放政策很快引发朝鲜国内强烈的反弹。早在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前，就有崔益铉、张皓根等人率儒生在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随着朝鲜的逐渐开放，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辛巳斥邪运动。光绪六年（1880年），礼曹参议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率团访问日本，商谈仁川开港、米谷禁运、修改关税等问题。他回国时，带回一本清朝驻日公使馆的官员黄遵宪所写的小册子，名为《朝鲜策略》。该书建议朝鲜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应接受西方先进文物，并同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以阻遏俄罗斯向南扩张。《朝鲜策略》在朝鲜一披露，就引发了朝鲜政界和学界的轩然大波。其中“耶苏、天主之学，犹吾教有朱、陆”一句，更是激怒了朝鲜的广大儒生，他们认为用基督教这类的“邪教”来类比儒教是对儒教的侮辱。于是，以李晚孙为首的300多名庆尚道儒生在光绪七年（1881年）上“万人疏”，借抨击黄遵宪、金宏集以抵制对外开放政策，宣称“和倭即和洋，和洋即拜跪犬羊也”。不久，各地的儒生纷纷上疏，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批判《朝鲜策略》及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高宗对“辛巳斥邪运动”进行严厉镇压，李晚孙等十多名儒生被扣上“谤讪朝廷”的罪名而发配荒岛或边地，洪在鹤等人由于上疏言辞激烈而被判为“犯上不道”并斩首示众。政府镇压上疏儒生自然引发了儒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而蛰伏待机的兴宣大院君正欲利用此机会兴风作浪。大院君的党羽早已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在景福宫纵火，迫使高宗将王宫搬回昌德宫；这年十一月，他们更是送去炸弹炸死了闵妃之兄闵升镐及闵妃之母李氏。辛巳斥邪运动被镇压后，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大院君亲信安骥泳联合儒生准备发动政变，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为新王。他的计划后被泄露，安骥泳等人被逮捕并被凌迟处斩，李载先在流放途中被赐死。这件事说明了高宗政权实际上是危机四伏。

但是，对外开放毕竟是时代潮流，任何腐儒的反对意见也无法扭转历史变革的车轮了。高宗于光绪七年（1881年）派一批年轻贵族，即所谓“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这种改革尝试发自政府本身，所以改革的浪潮不久便广为蔓延，不仅席卷了两班和中人阶级，而且席卷了整个社会。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隐士之国正式对西方打开了国门。条约签订后，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接踵而来，签订了类似条约，至此，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

闵妃集团执掌国政后，国际国内局势动荡，特别是开港以后，朝鲜历史进入一个空前复杂动荡的时期。乱局首先自内而起。原来当时闵妃集团非常腐败，史书记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于是“大院君之多年蓄积充溢丰富之各库，一扫而空”。朝鲜国库积蓄荡尽，无饷米供养军队，五营军饷短缺13月，不少军人无法度日。而由日本教官训练的新军——别技军则装备精良，待遇优厚，引起旧五营军人的不满和怨恨。如此种种，终于酿成了“壬午兵变”。

光绪八年（1882年）春季，朝鲜发生大旱，又有“马入宫中”的凶兆发生，京城内人心惶惶，传说该年将有兵灾。该年六月九日（阳历7月23日），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饷米的京城五营士兵积怨爆发，同市民一起发动暴动，捣毁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以及闵台镐、韩圭稷等外戚权贵宅第，夺取武库，攻打捕盗厅，包围大院君府第云岘宫向其求助。还有几路分别攻打日本公使馆，处死日本籍别技军教官堀本礼造，开仓放粮。次日，乱兵和市民攻入昌德宫，杀死闵谦镐、李最应（兴寅君，兴宣大院君的胞兄）等大臣，并追杀闵妃。闵妃化妆成宫女逃往外地。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和随员也逃往仁川，由英国军舰搭救回国。这一天，走投无路的高宗被迫召父亲大院君入宫，委其主政，大院君宣布闵妃已经死于动乱中，士兵方才放下武器，撤出王宫。逃到忠州的闵妃和逃回长崎的花房义质分别请求清朝和日本出兵朝鲜。宗主国清朝派吴长庆、丁汝昌及马建忠等官员及3000军队进入朝鲜，于8月26日扣留了前往中国军营拜访的大院君，并用军舰将其运回中国，软禁在保定，并镇压了起义士兵。闵妃集团遂在清军的扶持下重新掌握朝鲜政权。其后朝鲜与清朝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等不平等条约，清朝依据这些条约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国租界。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则于8月12日回到朝鲜，带来了1500军队和四艘军舰，逼迫朝鲜政府赔偿损失、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8月30日，日本和朝鲜就上述内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另外，高宗还将围攻日本公使馆的孙顺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汉城普通百姓在慕华馆前当着日本公使和清朝官员的面问斩，朝鲜的主权和尊严完全扫地。

壬午兵变被平定后，高宗痛心疾首，向全国人民下旨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过，并宣布他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因此，壬午兵变可以说是朝鲜一个全新的开始，至此以后，大院君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势力基本被肃清，在高宗“一国更始”的倡导下，朝鲜社会中开始形成开化和改革的氛围，全面启动了近代化之路。

然而，朝鲜的近代化之路并不是平坦的，甚至是凶险的，它从一开始就产生裂痕，使朝鲜卷入了新一轮的血腥动荡之中。在围绕改革的问题上，朝鲜统治集团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闵妃集团中的绝大部分，他们借助清朝的兵力夺回政权，心怀感激，采取亲华政策，被称为“事大党”。另外一派以年轻士族为主，包括师从福泽谕吉的金玉均，以及洪英植、朴泳孝等人。他们采取亲日态度，主张终结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借助日本之力实现朝鲜的近代化改革，被称为“开化党”。事大党提出“东道西器”的口号，在清朝洋务派的协助下，事大党政权开始了渐进式的改革，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开化党则接受日本资助，提出了“打倒清国”的口号，企图借助日本兵力发动政变，实施夺权目标。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半数驻朝清军撤回国内，日本以及朝鲜开化党视为举事良机，于是蠢蠢欲动，试图推翻事大党所把持的政权。此时高宗和闵妃因为中法战争胜负未定，对清朝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光绪十年（1884年）11月29日，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入宫，对高宗游说说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为其所动，乃亲书秘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金玉均与开化党激进分子经过密谈，决定在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机发动政变。

光绪十年（1884年）12月4日晚，汉城邮政总局落成，洪英植设宴庆祝，然而开化党在邮政总局内全歼诸大臣的计划落空。金玉均遂赶往昌德宫，称清军作乱，劫持高宗和闵妃，逃往朝鲜纯祖生母绥嫔朴氏的祠堂——景佑宫（其地狭窄，易于守卫）。金玉均强迫高宗写教旨请求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派日本兵担任警卫，同时召事大党大臣前往景佑宫保护国王。当夜，奉旨赶往景佑宫护驾的韩圭稷、李祖渊、尹泰骏、闵泳穆、赵宁夏、闵台镐等六大臣等逐一在宫门内被开化党刺客杀害。次日清晨，新政府宣告成立，提出内政改革方案，同时宣布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朝鲜独立。结果清军将领吴兆有、袁世凯应朝鲜官民请求带兵入宫，与日军在宫内展开战斗。清军得到朝鲜人民的支持，日军抵挡不住，竹添进一郎被迫出逃仁川。洪英植将高宗挟持到城北关帝庙，深夜才被清军找到，护送高宗前往清军大营，洪英植被愤怒的朝鲜士兵杀死。金玉均、朴泳孝等人随日本人逃窜到仁川，随后亡命日本。其他不及亡命的激进派开化党被愤怒的汉城市民殴杀。此次变乱史称“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平息后，光绪十一年（1885年）1月9日，日本再次强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勒索赔款，之后伊藤博文前往中国天津与李鸿章会晤，中日两国签署《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双方撤出在朝鲜兵力，聘请第三国人员协助朝鲜的军事改革，今后两国若要出兵朝鲜时须预先知会另一国等。《中日天津条约》标志着日本已在事实上取得与清朝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根据《汉城条约》，朝鲜政府将金大兴、元兴甲等在甲申政变中杀死日本公使馆矶林真三大尉的朝鲜普通百姓斩首示众，并派徐相雨到日本“表明谢意”。明明是日本勾结开化党图谋颠覆朝鲜政府，却反倒强迫朝鲜政府惩凶、赔款、谢罪，这不能不说是朝鲜作为一个弱国的悲哀。

经过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朝鲜不仅在内讧中国力大为折损，更是逐渐沦为大国的角逐场所。朝鲜王室对内残酷剥削老百姓，对外一再杀害本国人民、遣使谢罪以向日本等国摇尾乞怜，使其更加失去民心，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甲申政变之后，高宗和闵妃与清朝政府的矛盾又起。当时，清朝眼见英亡缅甸，法并越南，日吞琉球，中国的藩属国惟独朝鲜尚存，亦有俄国、日本虎视眈眈，再加上朝鲜战略位置重要，为东北、华北之屏障，所以决定力保这一最后的属邦，所以加强了对朝鲜内政、外交的控制，将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实质化。清朝派遣袁世凯以三品道员头衔坐镇朝鲜，主掌朝鲜外交、通商等事务，俨然监国大臣。这自然引起了高宗和闵妃的不满。闵妃集团接受了德国籍顾问穆麟德（本为李鸿章派去监视朝鲜，但后来背叛了清朝）的“联俄拒清”政策。清朝不得不罢斥穆麟德，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放回兴宣大院君以牵制闵妃。

当时朝鲜半岛局势十分复杂，清朝此时虽然是朝鲜的宗主国，但是日本、英国、俄国、美国均对朝鲜虎视眈眈，他们与不满清朝干涉的闵妃集团相勾结，于是先后发生了巨文岛事件、两次朝俄密约事件、派使西国之争、防谷令事件等国际争端，对清朝的宗主国地位构成严重威胁。针对这些状况，清廷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台了所谓朝鲜“整顿事宜六条”：1、精练水陆各军；2、东三省兴铁路；3、该国税司由中国委派；4、该国派使应守属国体制；5、阻止该国借外债；6、匡正该国纰政。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为人精明而多疑，能干且果断，在朝鲜全力推行上述六条内容。朝鲜与清朝的因而矛盾日益加剧，以至于发生了袁世凯密谋废黜高宗、另立大院君之孙李埈镕为国王的事件。但朝鲜的威胁不在于清朝或欧美俄国，而是觊觎朝鲜已久的东邻日本。

甲申政变以后10年间，朝鲜表面上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而内部却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正在加速溃烂之中。这一时期，改革事业空有其名而停滞不前，以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更加贪图享乐，醉生梦死，卖官鬻爵，官场贿赂公行，尔虞我诈，科举考试完全沦为了两班贵族的交易场所。国内统治阶级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外国的经济侵略把本来就贫穷的朝鲜人民逼上了绝路，整个社会黑暗腐败到了极点。那时候，儒生学士接连上疏痛陈朝政之紊乱，而高宗与闵妃共阅奏章，“见有鲠辞，则动以逆贼目之而加罪”，李建昌、权凤熙、安孝济、朴始淳、张炳翊等上书言事者均被严刑窜配。朝鲜商人不堪日本等国的经济侵略，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行“撤栈”罢市斗争，反对日本商人进入京城，结果遭到闵妃集团镇压。而被政府严禁的宗教组织东学道更是接二连三地举行示威活动，甚至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光化门“伏阁上诉”，在汉城到处张贴赶走外国人的标语，导致“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的状况。后东学道又在报恩郡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最后被朝鲜政府以软硬皆施的方式镇压下去。朝鲜的社会矛盾犹如干柴一般不断累积，终于引发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而窥伺朝鲜已久的日本也因此获得了控制朝鲜的大好良机。

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十日，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发生了反对郡守赵秉甲暴政的民乱，既而发展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由东学道领袖全琫准领导，他们多次打败官军，迅速席卷了朝鲜南部三道，甚至攻占了朝鲜王室的老家——全州，直逼首都汉城。汉城的两班及富民纷纷逃窜避难，高宗和闵妃对此十分恐慌，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政府借兵，企图乞灵于清廷的武力镇压起义。后来政府与起义军议和，达成了全州和议，而日本亦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不请自来，与驻朝清军形成对峙。六月二十一日，日军突袭汉城景福宫，挟持高宗及闵妃，而日本人抬出的傀儡，竟然是兴宣大院君。大院君将闵妃集团从政府中全部铲除，出面组建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新组成的亲日派朝鲜政府宣布废除中国光绪年号，改用朝鲜开国纪年，废除与清朝签订的一切条约，朝鲜将依赖日军从朝鲜领土上驱逐清朝军队。六月二十三日（阳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朝鲜丰岛海面的清军运兵船，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而朝鲜亲日政权也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实行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措施，史称“甲午更张”。同年十月，井上馨出任日本驻朝公使，他逼退了有反日倾向的大院君，由出笼了《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以“协助改革”的幌子来加紧对朝鲜的控制。同时又将曾参与甲申政变的亲日分子朴泳孝安插进政府中，导入内阁制以进一步限制高宗的权力。开国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895年1月7日），高宗在井上馨的压力下誓告宗庙，宣布《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即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正式宣告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而其余诸条则大部分都是对君权的限制。十二月十七日，高宗的称号由“国王殿下”晋升为“大君主陛下”，王妃改称“王后”，王大妃改称“王太后”，王世子改称“王太子”。尽管称谓提高了，但高宗的权力已经被日本人及其亲日政权削弱，完全成为了日本的傀儡。日本还打算扶植大院君之孙李埈镕上台取代高宗，只不过没有成功，李埈镕后来逃亡日本。隆熙元年（1907年）才被赦免，回到朝鲜。

甲午战争后，被日本挟持的高宗和闵妃对中国彻底失去了依附的信心和基础，他们看到日本在俄国的干涉下被迫将辽东交还给中国，又对俄国产生了幻想。为了夺回权力，高宗和闵妃开始倒向俄罗斯帝国。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闰五月，朝鲜政府以策划暗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内部大臣朴泳孝，朴泳孝被迫亡命日本。随着朴泳孝的逃亡，亲日政府随之解散，失势了一年的闵妃集团重新掌握大权。闵妃日益亲俄，俄国在朝鲜的势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准备暗杀亲俄派首脑——闵妃。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1895年10月8日）拂晓，新任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策划日本士兵、浪人，挟持大院君冲入景福宫，在乾清宫乱刀砍死了闵妃，并浇上煤油点火焚尸，把尸体分开抛撒于各处，清除了宫中的亲俄派势力，并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府，将高宗软禁起来并逼迫他下诏废闵妃为庶人，史称“乙未事变”。宫中警卫部队的美国教官目睹了日本军官冲进后宫的行动，于是乙未事变的真相得以流传开来。日本政府为此派小村寿太郎前往汉城调查事情真相，将有关人员送会日本，以谋杀、聚众行凶的罪名提交预审，但是犯人都被广岛地方法院宣判无罪。日本政府的虚伪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乙未事变的真相暴露以后，引起了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反日情绪陡然升级。特别是金弘集亲日内阁宣布实行太阳历，并建年号为“建阳”，同时还宣布了“断发令”，要求朝鲜人民断发易服，这一连串的改革措施表面上是推行近代化，实际上却被朝鲜人民普遍认为是日本指使下的同化政策，因此极大地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甲午更张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如火山般喷发出来，人们高举“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的口号，掀起了第一次义兵运动（乙未义兵），引发社会空前的骚乱。日本人在朝鲜逐渐站不住脚，而金弘集内阁亦是摇摇欲坠。亲俄派李范晋、李完用等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定利用混乱的局势浑水摸鱼，将不满日本很久的高宗转移到俄国公使馆。他们收买宫女和宦官对高宗加以劝诱，高宗遂于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清晨和王太子乘坐宫女轿子偷偷逃出被日本人控制的景福宫，来到贞洞俄国驻朝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高宗下令将亲日内阁成员全部免职，并将其中5人定为“逆贼”。逆贼五大臣中总理大臣金弘集、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在押送途中被巡检打死，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张博逃亡日本。朝鲜建立了以金炳始为总理大臣的亲俄政权。至此，亲日政权垮台，日本在朝鲜的地位迅速下降，俄国及朝鲜亲俄派的势力膨胀。此后日本与俄国先后签署了小村-韦伯协定、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西-罗仙协定，协调两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日俄在朝势力达到相对平衡状态。这为后来高宗称帝创造了条件。

高宗“播迁”到俄国公使馆以后，实际上被俄国人控制，仍然是一个傀儡君主。后来俄国人迫于朝鲜国内外压力允许高宗还宫。高宗没有去景福宫，而是于建阳二年（1897年）2月20日回到了贞洞庆运宫（今德寿宫），这是因为贞洞为各国使馆所在地，而高宗害怕再度发生类似“乙未事变”的事件，遂迁到庆运宫以寻求各国保护。高宗还宫后，亲俄派势力有所萎缩，而先前掣肘高宗的势力如兴宣大院君、闵妃、日本人亦消亡或削弱，所以此时的高宗终于摆脱了傀儡的地位，获得了实权。高宗不满于“大君主”的称号，决定采用“皇帝”之尊号，与中日两国分庭抗礼。建阳二年（1897年）8月16日，高宗下诏改元“光武”。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穿上12章衮冕，在庆运宫之圜丘坛祭天，并即皇帝位，册封王后闵氏为皇后（后定谥号为“明成皇后”），王太子李坧为皇太子。次日颁诏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沿袭中国明朝的典章制度。高宗遂成为高丽初年以后朝鲜半岛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君主。

随着大韩帝国的建立，韩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改组。高宗废除了甲午更张时期引入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议政府制度，着手恢复君主专制体制。高宗皇帝虽然重用沈舜泽、金炳始、尹容善、赵秉世这些元老大臣，但却对他们敬而远之，只奉尊位，不予实权。高宗倚靠的是当时以资本主义列强为背景的各种政治派别，包括赵秉式、闵种默为首的亲俄派，李址镕、俞箕焕为首的亲日派，闵商镐、闵泳焕为首的亲美派，另外还有李容翊、李根泽等人所组成的君王近侧派，君王近侧派里面也有区别，比如李容翊亲俄，李根泽亲日等等，只是他们相对其他派别而言与高宗关系更亲密而已。高宗利用这些派别对内相互牵制，以强化自己的专制皇权；对外让他们与不同国家打交道，以平衡各国（尤其是日俄）在韩势力，避免独大一方以威胁大韩帝国的独立地位。而高宗自己则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此时由于韩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入，涌现了“独立协会”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团体，他们举行“万民共同会”这样的大规模群众集会，要求对内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富强，对外不依靠外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独立协会自然引起了高宗及守旧大臣的反感，光武二年（1898年）12月，高宗出动军队镇压了独立协会的集会，数十人死亡，同时宣布取缔独立协会，独立协会领导人李承晚等被捕下狱。韩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民主政治的道路就这样被高宗关闭了。随后，大韩帝国又于光武三年（1899年）8月17日出台了所谓“大韩国国制”，名义上是宪法，实际上却明确规定了韩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高宗的权力至此达到顶峰。高宗也并非不改革，他称帝后实行了“光武改革”，在经济和军事上大规模推进近代化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这一切都是维护旧的封建专制制度为根本前提的，也就是所谓的“旧本新参”路线（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高宗想以这种政经分离的方式实现大韩帝国的独立与富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行的。

高宗称帝以后到日俄战争爆发的数年时间，朝鲜半岛又一次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此时韩国社会虽然没有出现1895、96年之间的大混乱，但仍动荡不安。东学党起义的部分残余以“英学党”的名义在全罗道一代不断举行农民暴动，光武二年（1898年）济州岛又爆发了“南学党”领导的房星七之乱，活跃于南部的“活贫党”也不断进行“劫富济贫”的活动，令韩国政府十分头疼。光武二年（1898年）9月又发生“茶毒事件”，亲俄派官员金鸿陆指使厨师孔洪植等人在高宗的咖啡中下毒，但没有成功，金鸿陆被处死；而亡命日本的朴泳孝、俞吉濬等亲日派也蠢蠢欲动，多次图谋潜回国内，发动政变废黜高宗，因此在日亡命的政治犯也是当时高宗的一个难题。除了韩国内部的暗潮涌动，外部日俄等国虽然暂时没有对韩国直接进行内政干涉，但却加紧了经济侵略，比如在马山浦租借权上的竞争、对韩借款竞争、铁路敷设权的竞争及俄国强占龙岩浦事件等等，在日俄角逐的情况下，高宗通过到处周旋来维持国运。然而，这种不靠自立自强而依靠外力来维持国家独立的政策虽然短期有效，注定撑不了多久。朴殷植对高宗的政策批评道：“不以厚我民力为自强之图，徒以庆运宫在各国使馆之侧为太平之基，竭吾国财谄事外人，朝秦暮楚，择强而交，实依赖以苟安，其能久乎？”终于，随着日俄矛盾的激化，两国终于爆发战争，而新生的大韩帝国也被迫卷入了日俄的争夺中，并走上殖民地的道路。

光武八年（1904年）2月10日，日本对俄国宣战，日俄战争爆发，原本宣布中立的大韩帝国被迫签订《日韩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至此，高宗第二次沦为了日本的傀儡。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光武九年（1905年）11月9日，日本特使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被派往韩国“慰问”韩国皇室，实则准备将一项保护条约强加在韩国身上。然而高宗皇帝却坚决反对缔约。11月15日，伊藤博文进宫谒见高宗，摊开早已炮制好的保护条约，屏退左右，反复威胁利诱高宗，高宗则坚持不允。伊藤对高宗说：“这是帝国政府经过多方考虑，最后的决定，丝毫不能变更。若是拒绝，将要发生大事。”高宗说：“自祖宗以来，凡国家大事皆咨询政府大小官吏乃至贤儒而后决定。况有了解国内绅士、人民舆论之先例，朕不能擅自决定。”伊藤博文讽刺道：“向政府臣僚咨询可以，但了解一般人民意向，却是奇怪的。贵国不实行民主政治，不是一切经陛下裁决的君主专制国家吗？”高宗登时大怒，明确表态道：“承认此约，和亡国一样。朕宁可殉社稷，也决不承认！”伊藤见高宗不肯就范，悻悻而退。

伊藤博文与日军驻韩司令长谷川好道合计，决定一方面收买韩国的内阁大臣，一方面派遣数万军队开入汉城，包围庆运宫，以武力强迫韩国缔约。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夜晚，在大批日军的簇拥下，伊藤博文和长谷川好道携条约入宫，强迫韩国缔约。高宗见大势已去，称病不去，由内阁八大臣接待伊藤一行。李完用（此时由亲俄转向亲日）等5人同意缔约，反对缔约的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被日军拘禁。外部大臣朴齐纯代表韩国政府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根据这个协约，日本在韩国设立统监，韩国撤消外交机关，并不设外务大臣职务，这样，韩国就失去外交权，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韩保护协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韩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此时主掌韩国国政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韩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保护协约”、“驱逐倭寇、诛灭五贼”，闵泳焕、赵秉世等有民族气节的大臣殉国，在韩国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和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日本政府根据《乙巳条约》，撤销驻韩公使职务，成立了统治韩国的新机关——韩国统监府，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

《乙巳条约》签订后，高宗从此被日本玩弄于股掌之上，没有丝毫权力。但他并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傀儡。光武十年（1906年）2月1日，《大韩每日申报》发表了高宗的声明，高宗称自己从未批准缔结《乙巳条约》，没有放弃外交权，也未同意日本统监常驻韩国，所谓“保护权”系日本单方面宣布的，不能成立，呼吁列强进行干预，共同保护韩国的独立。高宗此举极大震惊了日本人，同时，高宗也通过秘密援助国内义兵运动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独立，韩国统监伊藤博文曾说：“（我）熟知宫中与暴徒（指抗日义兵）之间的关系，现有宫中供给暴徒资金的证据。不仅宫中与暴徒之间互相进行秘密联络，而且宫中与上海、浦潮（即海参崴）地方的韩人之间也互有密使与密电的来往”。为了限制高宗的独立运动，日本人以“改革”为借口，打着“宫府分离”的幌子，让日本警务顾问攫取了庆运宫的警卫指挥权，同年7月，根据伊藤博文“肃清宫禁”的要求，实行“门鉴”制度，无统监府颁发的门票者不得进宫，迫使高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如此，高宗仍采取秘外交途径，争取恢复主权。光武十一年（1907年），荷兰海牙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高宗秘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三人带着高宗的亲笔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乙巳条约》无效。由于与会各国均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于是拍电报向高宗确认代表身份，此时韩国电信权落入日本手中，询问电被日方扣留，伊藤博文闻讯大怒，通知和会委任状系伪造。李儁愤死海牙，其他两人亡命天涯。“海牙密使事件”以失败告终。

伊藤博文早就想废掉高宗，海牙密使事件正好给了他机会，于是他开始追究高宗违反保护条约的责任。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3日，伊藤进宫声色俱厉地对高宗说：“陛下宁以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本发布堂堂宣战文告更便捷”，“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大可以公开干”。伊藤还唆使韩国卖国组织“一进会”开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动。在伊藤的嗾使和恫吓之下，李完用内阁于7月7日至18日举行3次御前会议。会上农商工部大臣、一进会头目宋秉畯对高宗进行威胁说：“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向其（天皇）谢罪，二则陛下出大汉门，亲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败后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7月17日，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将朕卖与统监乎！”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达汉城，和总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高宗则坚称自己与海牙密使事件无关，拒绝退位，双方僵持不下。7月19日凌晨3时，高宗被逼无奈，宣布“军国大事令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却诡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伊藤和李完用等人仍不善罢甘休，继续逼宫，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正对着庆运宫驾设6门大炮，并派日军包围庆运宫，强行将皇太子代理听政仪式变为禅让仪式。7月20日上午10时，在日本兵严密看护下，庆运宫中和殿举行禅位仪式。这个禅让仪式乃是以所谓“权停例”举行，高宗和太子都没有出席仪式，而是以宦官作为替身代行，而且匆忙结束，过程“至极简略”。翌日，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按照伊藤博文的请求，以天皇的名义致电庆贺新帝即位，并迫不及待公布于世界，致使高宗的退位变成既成事实。8月27日，皇太子李坧正式即位，改元隆熙，是为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君主——纯宗。

高宗虽然被逼退位，但是内心非常不满，在退位后的一段时间怀着强烈的复辟的念头，企图依靠宫内府大臣朴泳孝等人的力量夺回皇位。高宗自始至终没有说出“退位”二字，而是以“代理”的名义让纯宗接管政务，却被日本人曲解为“退位”而公之于众。当时来韩处理高宗退位事件的日本外相林董称高宗在退位诏书中使用“皇太子代理”的语句，意在“为了日后再次恢复君权而留下回旋余地”。很快日本采取措施，朴泳孝等人被捕，高宗也迅速被日本控制，其复辟之望因而断绝。高宗退位还引发了韩国国内的轩然大波。据伊藤博文的报告称，高宗让位时“京城之人心更为躁动，特别是侍卫队（近卫队）甚为激昂，同日（7月19日）他们筹划夜半闯入宫中，杀害在宫中的各国务大臣，其形势极为不稳”。7月18日，汉城市民2000余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反对高宗退位。“大韩自强会”、“同友会”等爱国团体也在汉城街头到处发表演说，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人民砸烂了“一进会”的机关报《国民新闻》社，破坏了该社的建筑与印刷机。次日，数千人坐在庆运宫大汉门外，高呼“皇帝陛下不要退位！”“斩杀卖国叛逆！”，他们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双方伤亡数人，不少韩国军人也加入了汉城钟路的集会，并用手中的武器抗击前来镇压的日本警察。这一天，群众捣毁了钟路派出所，焚毁李完用的住宅。日本“已排置机关炮四门，又以车载弹药，如赴战场，韩民遂不敢动”。由高宗退位引发的一场骚动便平息下去了。

高宗被迫退位后，被尊为太皇帝，被日军监视居住于庆运宫内。纯宗李坧比他的父亲高宗更软弱，日本在高宗退位4天后就强迫韩国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解散了大韩帝国的军队。高宗的儿子英亲王李垠被伊藤博文带到日本接受教育。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韩国皇帝李坧、太皇帝（太上皇）李熙和皇太子李垠被授予日本皇族的身份，高宗的封号降为“德寿宫李太王”。高宗常常夜不能寐，在深夜里追忆不堪回首的政治生涯，短叹长嗟直至清晨日出。据高宗晚年宠幸的三祝堂尚宫金氏（金玉基）和德惠翁主乳母的回忆，高宗那时候“本来晚上睡觉就不好，自从被日帝强迫退位以后，失眠越发厉害，要到清晨听到喜鹊叫声才能勉强入睡”。尽管已经沦为亡国奴，高宗仍然企图挽回国家主权。大正六年（1917年），李垠从日本归国，日本打算将日本皇室之女嫁给李垠，以便长久控制朝鲜王族。为此，日本驻朝总督长谷川好道与纯宗外戚尹德荣亲自找高宗说媒，要求李垠娶日本梨本宫亲王之女方子为妻，不料却被高宗以李垠12岁时就与朝鲜女子订婚为由而拒绝。后经多次威逼，才同意他们的婚姻。大正七年（1918年）底，日本殖民当局又发起所谓“韩人签名运动”，以请愿书的形式表明全体朝鲜人甘愿做日本帝国的臣民，否认独立的愿望，以成为以后日本对其他列强表明自己的合法性的依据。他们还要高宗加盖玉玺，却又一次被高宗所坚决拒绝，事情竟然泡汤。经过这两次事件之后，日本对高宗提高了警惕，欲除之而后快。

大正七年（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决定召开巴黎和会。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表示维护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利益。这又给高宗和朝鲜人民以复国之希望。而日本害怕海牙密使事件重演，便加紧对高宗的监控。大正八年（1919年）1月21日凌晨6时，高宗突然在德寿宫咸宁殿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关于其死因，日本朝鲜总督府公布为“脑溢血发作”，但是没有病理报告，自然不太可信。坊间盛传是因为高宗计划向巴黎和会派遣密使，代表朝鲜民众诉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的苦难，要求朝鲜独立，但是这一计划被泄露了，所以日本总督长谷川好道命令尹德荣让宫内一个名叫安商浩的医生配好砒霜，又命宫中女官将毒药放入红茶中毒杀高宗。高宗去世当晚用了解毒的醋，不久便毒性发作，痛苦地说“我吃的是什么东西，这么难受”，不久便死去，死后两眼发赤，全身有红斑，且很快腐烂。此说也有很多疑点，包括去世时间（凌晨已过用膳时间），以及尸体很快腐烂，因为中毒时间为冬天，且若是毒死，以当时的药学水平，无非砒霜水银鸦片之类，尸体应该有其他异象，而不是腐烂速度加快。不过以日本人一贯的阴险狠毒来看，下毒之说的确很有可能是真的。紧接着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更诡异的事情。昌德宫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两名宫女被炸死。据说这两名宫女是给高宗投毒的目击者，为了杀人灭口，日本人策划了爆炸案。高宗去世时，日本官方只发布号外，称李太王病重，但死讯已经泄漏于世，大街小巷议论纷纷。1月23日，日本殖民当局见无法隐瞒，发布了李太王于1月21日凌晨6时脑溢血发作而死亡的消息，并特许朝鲜人“望哭”7日。大正八年（1919年）3月1日，在为去世的高宗举行国葬的时候，朝鲜人民借悼念这位一生经历坎坷的君王的机会，在各地聚集游行，要求朝鲜独立，是为“三一运动”，是朝鲜近代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李熙死后，李王职（日本殖民时期特设的管理前韩国皇室事务的机构）为他选定的庙号共有3个：高宗、神宗、敬宗，最后定为高宗，谥号则为定为“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太皇帝”。庙号、尊号和谥号合称为“高宗统天隆运肇极敦伦正圣光义明功大德尧峻舜徽禹谟汤敬应命立纪至化神烈巍勋洪业启基宣历乾行坤定英毅弘休寿康文宪武章仁翼贞孝太皇帝”，与明成皇后合葬于洪陵。

高宗作为一个在朝鲜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其评价也是多角度的。早期对高宗的评价大都认为他是懦弱无能但是温和仁厚的君主，甚至不乏有认为他是“昏君”、“暗主”的见解。朝鲜当时的史家虽然考虑到“为尊者讳”而从未直接评论高宗，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对高宗不无隐晦的批评。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黄玹在他的著作《梅泉野录》中指责高宗“于君人之德无一允蹈”，并零散地记载了一系列事件来批评高宗“优柔寡断”、“好嬉戏”、“饕财”、“好斋蘸”等行为。作为开化派知识分子的尹致昊对高宗的评价也不高，称高宗为“暗梦（懵）君王”，说他“每事不能自断”，认为高宗“个人品质的和蔼可亲与公众形象的不靠谱类似英国的查理一世”。尽管有这些责难，在位44年的高宗在亡国的朝鲜民众心目中还是有着特殊的地位，金允植写道“德寿宫陛下御极四十余年，邦家多难。险阻艰危之会，不至一再。既已禅位，又陨社稷，仅奉宗庙、修祭祀而已，遽至宾天，臣民痛廓之情，呼叫无地也！”可见当时朝鲜人对高宗普遍都抱着同情的心态。

当时的日本对高宗的评价一般是否定的。在1907年出版的《韩国丁未政变史》中，著述该书的日本记者楢崎桂园称高宗“暗愚”，并说“李熙陛下御宇以后，国力困态达到极点，成为招来内忧外患的原因”。1912年日本学者林泰辅著的《朝鲜通史》评价高宗说：“太皇帝虽历四十三年之久，然当国家多难之际，内治国政，外交强邻，力与愿违，动辄得咎，致国势日益萎靡不振，不得已而隐退德寿宫，不亦悲夫？”这些认为高宗糟糕和失败的否定评价奠定了日本对高宗评价的基调，以后像朝鲜总督府出版的《日韩合并秘史》、《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等相关著作都认为高宗昏庸懦弱，导致了朝鲜的亡国。

当时西方人对高宗的评价相对高些，但普遍认为他很懦弱。英国著名旅行作家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曾多次谒见高宗，她评价道：“他（指高宗）作为一个统治者是非常勤奋的。……他有非常善良的心灵，非常同情进步主张，如果他能更强势、更智慧，而且不是那么容易受小人影响，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君主，但是他的弱点是致命的。”曾任美国驻韩公使的安连（霍勒斯·艾伦）评价高宗说：“每位被允许觐见皇帝的外国人或许都会被他的和蔼可亲所感染。他甚至对犯了错误的大臣都非常仁慈，还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自己国家的民生问题。另外，作为一位君主，他开明而不保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他通过阅读外国报纸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但由于久居深宫，且经历数次变故，皇帝的威严外表却掩盖不了他内心深处的卑怯与懦弱。”美国学者泰勒·丹涅特在其著作《罗斯福与日俄战争》中称：“出卖韩国的不是罗斯福总统，而正是那个国家的皇帝，而且还出自于其卑鄙的动机。人品与能力方面比不上人家，却自以为是20世纪的沙皇。”对高宗给予否定的评价。

清朝重臣李鸿章评价高宗“暗弱长厚”，当时的清廷驻朝大臣的袁世凯则多次在报告中称高宗为“昏君”，甚至骂高宗说“如此昏庸，断难与之为善”。中国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这样评价高宗：“朝鲜所谓太皇帝者，在位垂五十年。上则见挠于所生，内则见制于晳妇，下则见胁于贵戚豪右，见荧于左右近习，政出多门，举棋不定，而国家之元气，遂斫丧以尽。韩之亡，实韩皇亡之也。”可见高宗在中国人中的形象也是懦弱无能的亡国之君。

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以后，无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是大韩民国的历史学界，都沿袭了过去日本殖民时期对高宗的评价，认为高宗懦弱无能，被人摆布，是封建旧势力的代表，同时也是造成朝鲜亡国的原因。但是并非没有人对高宗进行肯定的评价，比如曾参与编纂《高宗实录》的日本学者菊池谦让在1940年出版的《近代朝鲜史》一书中对高宗有如下的评价：

“聪明的青年国王虽然刚毅果断不及乃父大院君，宽和厚重不如其兄李载冕，仁慈纯情不比祖考纯祖，但操纵臣下、收揽人心、应待接遇等方面早在青年时代就极其绝妙。至于考察制度文物，在李氏王朝二十六代中以高宗为第一等。用先王类比的话，他是兼有世祖的气宇和英祖的性情的历代少见的名君。不幸的是周围处在强大国之间，专念于外交而常不能搞定内政统制，其统治的五十年间几度袭来国际党祸，国势遂穷弱无法自立，甚为可惜。”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与以往评价完全不同的高宗。韩国国内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重新评价高宗的倾向，而这种洗地的代表著作则是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首尔大学教授李泰镇于2000年出版的《高宗时代再照明》，该书将过去对高宗的评价视为日本殖民史观的歪曲与杜撰，日本强调高宗和大韩帝国的软弱无能，把其亡国的原因全部转嫁给韩国的国内问题上来，以便对其殖民统治加以正当化，而该书则将高宗塑造为一个推进开化、拯救国家的开明君主。李泰镇教授认为许多相关资料都是日本编造来诬陷高宗的，他说：“我很遗憾很多学者，尤其是韩国的历史学者们被日本当局捏造的假象所迷惑，分不清资料的真假。”他指出，“他（指高宗）认为先代大王中最优秀的是正祖，并追随正祖的民国理念，想要完成他所未完成的梦想。他还抱有继承18世纪君主主张的朝鲜中华主义的强烈意志，对清朝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的外交政策就是明证。他还认为只有认可并积极接受西方机械文明的优越性，朝鲜才能生存下去”，并对高宗在大韩帝国时期所进行的“光武改革”进行高度评价。李泰镇还认为高宗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日本的牵制，并非个人的无能所造成。他的观点对韩国史学界有很大影响，高宗在韩国的形象不再是一个招致亡国的昏君，而俨然是一名生不逢时的明君。不过李泰镇等韩国学者的观点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史观的基础上，且多有断章取义和夸大之处，仍是值得商榷的。

纵观高宗的一生，他在位的44年间，除了大韩帝国建立后的几年时间握有实权外，其余数十年时间都被父亲兴宣大院君、妻子闵妃、俄国人和日本人所摆布，可谓形同傀儡。高宗个性懦弱，完全没有君主的气魄，导致他一生受制于人，最后不得善终；高宗能力缺乏，几乎没有驾驭局势的才干，致使国家黑暗混乱，乃至灭亡。然而，高宗也并非完全没有头脑之人。从甲申政变、镇压独立协会、拒签《乙巳条约》、海牙密使事件等仍可以看出一个软弱君主的权力欲，可见高宗还是有一定主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高宗拒绝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不向日本人妥协，体现出他所具有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这一点从海牙密使事件中就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对外政策方面，高宗企图采取各国互相牵制的策略来维系国家独立，并不止一次地宣布韩国是中立国；而对内他也并非不思改革，只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引入西方文物，实行一系列“殖产兴业”的政策，于是有了“光武改革”这个由高宗亲自主导的近代化改革。此外，高宗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却是一个好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仁君。高宗的宽厚与日本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尽管高宗没有拯救朝鲜，他死时朝鲜百姓仍然大规模自发悼念，他的死成为声势浩大的“三一运动”的导火索。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高宗虽然受到历史局限而没有成为像同时期的日本明治天皇或是暹罗拉玛五世那样振兴国家的君主，但也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能对他简单地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