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硕茂（Chen Show Mao，1961.02.06——），新加坡律师与新加坡国会反对党议员。陈硕茂在台湾屏东出生，1972年11岁时随父母和妹妹移居新加坡，在1986年，25岁时成为新加坡公民。陈硕茂在服役於新加坡武装部队六年期间 (含带职留学) 曾任步兵排长及旅团副官。1986年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陈硕茂虽曾於1979年高中会考时拿到全国榜首，但申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系却未被录取，因而前往英美留学。陈是经济学者，也是美国纽约州知名的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的前合夥人。

陈硕茂小档案

● 年龄：53岁

● 家庭：已婚，三个孩子

● 语言：英语、华语、福建话（闽南话）

● 教育：基本：公教中学、英华中学、国家初级学院， 高等：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学士及硕士（罗德奖学金）、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

● 事业：－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前合伙人，早期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擅长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兼并收购，参与的主要项目包括中国农业银行22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规模首次公开售股、中国工商银行超过210亿美元的A+H股同步上市，以及中国公司迄今最大的收购尝试，即中海油对美国尤尼科石油185亿美元的收购献议等

● 理念：坚信竞争才有进步，通过参与反对党的长期建设，推动建立一个第一世界的国会

陈硕茂於2007年开始接触新加坡工人党，并发现彼此对於新加坡的未来有着共同理念。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典型精英阶层的陈硕茂，原本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优先网罗的对象，被外界看好将可轻松受任为内阁部长，然而他却不顾执政党拢络，而宁愿选择代表在野阵营出征，挑战掌控丰厚资源的威权执政党，让他深受各界瞩目。

陈硕茂於4月正式以工人党候选人发表谈话时表示，选择加入反对党投身政治，是为了打造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作为国会的有效监督与制衡力量，让国会有竞争，「我们必须有竞争才会进步」。他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代表反对党这条崎岖的路，是希望参与新加坡的民主建设，提供不同而可靠的选项。他说，「强大且有能力的反对党，能在现有执政党无法理想运作时，接替执政」。对陈硕茂来说，在民生课题方面，「只有当多党的民主机制有效运作後，政府才会推出更好的政策，改善人民的生活」。

由於明星候选人的光环，执政党把矛头对准他的身份猛攻，抨击他在服完兵役後就出国留学和开创事业，30年来的生活重心并不在新加坡，而质疑他的参选动机。陈硕茂特别在选前的最後一场造势大会左手拿护照，右手拿身份证，为自己身为新加坡人感到骄傲。

陈硕茂在群众大会上说，这次竞选就像一段旅程，一段与阿裕尼集选区并肩作战，迈向光明未来的旅程。他说，过去30年，他旅居美国、英国、香港和中国，可是他以新加坡人自居。他说，他的父母、妹妹、妹妹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新加坡，他每几个月回来探望他们，都用红色护照，身上也带着粉红色身份证。陈硕茂用华语说：“为什么回来？“叶落归根啊！”人生后半场，我必须回报社会，每一代的新加坡人都需要回应国家社会的呼召，请上前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份力。” 他表示，人都会犯错，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人有所有对的答案，所以国会里需要更多反对党议员。

陈硕茂首次出马，就和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连手，在超级战区阿裕尼集选区挑战杨荣文领军的执政党团队，可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他初啼声演讲中，用了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四种语言，华语演讲中还夹杂了福建话 （闽南话），以多声带讨论民生议题，颇受选民好评。

陈硕茂等5人候选团队于阿裕尼集选区参加国会大选，以54.71%得票率，击败得票率45.29%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由时任外交部长杨荣文领军的团队包括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新加坡第一位女部长）及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等人。他与另两位同选区同仁毕丹星和莫哈默费沙同时成为第一批首次参选即当选的反对党国会议员。这是新加坡反对党首次攻下被认为是独厚执政党的不公平选择制障碍（60%的得票率却可获得93%席次）之一的集选区议席，并使两位居重要职务的内阁部长落选。

从建国就一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这次经历了一次惨重的教训：尽管他们在87个国会议员的选举中还是保住了81个席位，但陈硕茂所属工人党却史无前例地夺走了6个国会席位和2个非选区席位，其中包括阿裕尼集选区的5席和后港单选区的1席；更关键的是，人民行动党的总得票率创历史新低，只达到60%，低于2006年的67%，更低于2001年的75%。2011年5月8日凌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新加坡朝野上下震惊。最大的反对党赢家工人党则狂欢庆祝他们成功地往国会输送了8位议员。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一直呼吁的“迈向第一世界国会”，开始迈出了革命性的步伐，再加上历史新高的得票率与席次，从此掀开新加坡政党政治竞争史的新页。

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再度遭遇挫折，刚刚结束的2013年1月榜鹅东单选区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反对党工人党获胜。这个原先由行动党执政的选区，因为其议员柏默婚外情辞职，而必须补选。

补选结果，使得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丢失阿裕尼集选区后，又丢失一个单选区。选举官杨雅镁刚刚宣布：“人民行动党的许宝琨获得12,856票，工人党的李丽连赢得16,038票，民主联盟的林睦荃168票，革新党的肯尼斯353票。李丽连获胜。”这意味着，工人党赢得了54.52%的选票，人民行动党赢得43.7%的选票。

2011年大选中，工人党在榜鹅东只赢得41%的选票，人民行动党则赢得54%。这表示，工人党在这场补选中增加了13个百分点的选票，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总得票率再创历史新低，目前已经跌破了60%的心理关口，低于2006年的67%，更低于2001年的75%。李丽连除了成为第二位反对党女议员外，她也成为首位当选单选区的女议员。

目前在新加坡国会里面的9位工人党议员有：阿裕尼集选区的刘程强、林瑞莲、陈硕茂、毕丹星、莫哈默费沙五席、後港单选区的方荣发一席、榜鹅东单选区的李丽连一席，及两席非选区议员余振忠和严燕松。

2011年7月，陈硕茂在脸书上宣布，已经辞去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务。他指，考虑到作为国会议员所需要履行的职责，辞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务，将可让他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服务选民和国家。陈硕茂主动放弃高薪的职位和心仪的法律事业，低就为民为国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此举深得新加坡各界人士的赞赏与极高的评价。

上个月中，陈硕茂可能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份参与来临大选的新闻首度曝光后，他一直是本地媒体追逐的焦点，也是坊间热议的工人党“王牌”。由于党刻意让他保持低调，外界只能从不同的媒体报道中拼凑出其人生轨迹和图像：台湾出生、新加坡成长、英美顶尖大学毕业的法学博士、叱咤国际金融业的商业律师。

千呼万唤始出来。在选举气氛持续加温之际，陈硕茂两天前褪去自身的神秘色彩，正式以工人党党员的身份，接受本报专访。 精通双语的他初次近距离接触媒体，显露些许紧张，两小时的访问，他全程以流利的华语和精确的表达畅谈了个人为何决定踏上回家的路、投身反对党政治的原因，还有加入工人党的心路历程。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穿着整齐的浅蓝色衬衫和黑色长裤，衣服左边别上了印有铁锤党徽的陈硕茂自认比较幸运，有条件作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形容，这是他的“人生下半场”。他笃定地说：“我必须回报社会。”

成长过程得到的社会栽培，包括自己所得到的大学奖学金，让陈硕茂得到启发。英国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是全球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盛名的高级学位奖学金，陈硕茂是受益人，受访时引述罗德遗嘱中一句鼓励的话：“为了普世的奋斗而战”（To fight the worldu2019s fight），为自己参与政治，以另一种方式体现社会承担精神作了注释。

他说：“除了照顾自己，照顾家人以外，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周遭社会，社会里的其他人，还是有义务的。这是我的信念。我当然和大家一样，（之前）把精力都花在工作上。谁不想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下被看作成功？可我（人生）已到了另一个阶段，下一个半场，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打。” 身为自己专业领域的翘楚，也在美国和中国及香港等地的市场里深知资本在一个领域的力量，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到新加坡，投入政治无形资本仍很欠缺的反对党。从商业到政治，从强势到弱势，这显然对他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但他说：“在我这一行里我有机会完成了全世界最大、最复杂，数一数二的项目，不管谁来问我，我已经有得交代。人生下半场应该做一些有其他意义，同样有挑战性的事情。”

这个既有意义又有挑战性的事业，就是参与本地的民主建设：推动建立一个理性务实、受到尊敬的反对党，让它可以扮演有效监督角色，进而塑造一个与新加坡“第一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第一世界”国会。 他说：“今天我们没有实际的选择。82比2（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国会席位分配），由后者来组织政府在短期内是比较难实现的，但这不代表这不是我们的目标。而且更因为我们需要扭转这种劣势，我才觉得大家来加入反对党行列，来投身这个民主建设的工作，是比较有意义的。

“我希望能够跟我的前辈和以后加入的人，一起推动这个民主的运作。最终为的是什么？还是为了民生，希望大家的生活会更好，希望政府会有更好的政策。”

在民生课题向来主导本地大选结果的大背景下，陈硕茂从政治理念的高度召唤选民，能否在基层产生共鸣，还有待选举的检验。不过，从学生时代，他就是一个依靠自身理想驱动的“行动派”，也是一个领袖型人物：在英华中学，他当过副班长；在国家初级学院，他是学生理事会主席；国民服役，他是步兵排长和旅级参谋官；在哈佛大学三年级时，他与几个同学创办了至今还在延续的“新生社区服务计划”（First-year Urban Program），让新生到哈佛附近的贫穷社区服务。

因此，对陈硕茂来说，为了个人信念，以身作则的“行动”是关键。2007年的一天，正在思考加入政治的他走进了工人党总部，由此成为他与工人党结缘的起点。经过一段时间与工人党党员的交流和深谈，在理念契合的情况下，他决定入党，并在回国期间参与工人党的活动，包括售卖党报及选区访问。

对于参选，他不愿直接证实，包括是出战单选区或集选区，但他承认曾到过阿裕尼、东海岸及摩绵等区活动。

陈硕茂已做好准备，把工作和生活重心转移到新加坡，在人生下半场可能还有的15到20年里长期参与反对党工作。尽管家人有所担心，但他在帮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他说：“如果当选，服务选民以新加坡为大本营，这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没有当选，意味着要做的事更多，不是更少。那我也会搬回来帮忙处理党务，准备下一轮的选举。”

1992年博士毕业以后，先后两次到香港工作，间中回过美国纽约总部几年，从2007年之后常驻北京，陈硕茂在外漂泊多年，始终还是对新加坡有所牵挂，过去五年每年都会回来四五次。而这一份挂念，对陈硕茂来说，如同当年在还不是公民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参与国民服役一样，是那么自然，只因 “这就是新加坡人做的事情。”

他说：“我一生的路是很平坦的，我觉得以后的路，肯定不是这样的康庄大道，而且不见得我能走到头。 “但这是我的家，（在外）快30年了，不管人在哪里，最终还是要回家。

有反对党 = 买保险 + upgrade（提升配套）？ 新加坡的行政与施政效率有目共睹，在国际上也已是个品牌，一般印象中，多党制政治会影响效率。陈硕茂完全不认同。相反地，他认为一党独大致使整个制度出现不稳定性，选民“还不如将49%的票拿去买保险和upgrade”。

在他看来，行动党既然只需51%的多数票就可执政，选民就无须再“浪费”那剩余49%的票而应投给反对党。 这么做，他认为是给国家买保险，因为支持足够的反对党人进入国会，是给予反对党人机会历练和服务。一旦有一天现有的执政党或机制无法理想运作时，有能力的反对党可以替代。

更长远而言，这也有助推进民主机制。陈硕茂坚信只有当多党的民主机制有效运作后，政府才会有更好的政策，民生也才能更好。 这是陈硕茂本身最关注的课题。他说:“你要给自己有选择的话，那你需要付出一点代价，你需要培养这个反对党。除非你愿意把一切的一切都交给一组决策者。

“但我觉得，第一，这不是世界主流价值观。第二，的确你看看周遭，生活里不管是哪一面，都是有竞争才有进步的。没有理由在执政方面有什么不同。” 至于支持反对党就是为行动党政府加了个提升配套，陈硕茂强调货比三家的重要性。因为有了竞争，执政党才会感到压力，并更努力地服务选民。这么一来，民众就可以获得 “提升配套”服务。 以外来劳工政策为例，陈硕茂认为政策实施前的讨论不够，以致新加坡一时无法应对该政策带来的拥挤和本地人工资无法提上来等问题。

当然要提出批评很是简单，陈硕茂也不否认反对党目前的条件与资源都不足，“欠的还不只是东风”，所以要将政见付诸行事并不容易，但他相信一切都有个开始。 他笑说：“抱怨、投诉、发牢骚可不是反对党的专利，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全民运动。但话说回来，这些反对党员，愿意站出来竞选，他们已是在采取行动。要当选了才有更多的资源、时间和合法性去进一步采取行动，为民主建设工作做出奉献。

“就如《大学》里说的u2018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u2019。没有人先把生小孩、养小孩都学好了才去嫁人的。有些东西必须先做了才能有所推动。” 他就希望，自己加入反对党能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学习前人勇敢投身反对党、推动改革的同时，也以身作则鼓励更多后人加入这个行列。而他要学习的前辈就包括内阁资政李光耀，他说：“人民行动党也曾经是反对党啊。”

出身名校、家庭美满，又是业界的佼佼者，乍看下如此完美的履历让人联想到行动党候选人。但陈硕茂却为了他看来“更有意义的事”，选择靠向反对党。行动党在每一届选举推出的不少新候选人，不论在学业或工作成就上都能让人眼前一亮。来临大选被视为“重量级”的五名候选人——王瑞杰（49岁）、陈振声（41岁）、陈川仁（42岁）、王乙康（41岁）、黄循财（38岁）——各个都是奖学金得主，不仅留学英美著名学府，而且在自身服务的公共机构里都担任要职。

他们被点名为第四代领导层核心阵容的成员，尤其是王瑞杰曾经担任金融管理局局长达六年，属于高级常任秘书级别的“超重量级”候选人。 另外，黄循财和王乙康则曾先后担任过总理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过后分别出任过法定机构的总裁。陈振声少将（41岁）与陈川仁准将（42岁）则出身新加坡武装部队陆军系统，他们离职前分别是陆军总长及陆军训练及军事准则处司令。

陈硕茂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成绩单同样引人注目，足以媲美有分量的行动党候选人。他是1979年高中A水准会考的全国状元，先后入读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同时也是罗德奖学金得主。投入法律界后，他也依旧光芒四射，目前已是全球顶尖的商业律师之一。

陈硕茂同窗中有一些杰出人才甚至已当上部长。这包括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维文医生和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吕德耀。他们三人同龄，曾同时期在英华中学求学。陈硕茂和维文也是同一届的国初毕业生。

陈硕茂坦言，自己打算从政时，确实也考虑过加入行动党。他有好些关心政治的朋友都是行动党员，所以他对执政党多少“有接触过、考虑过”。他也坚信不论是加入行动党或反对党，都能够为新加坡服务。 他说：“我那些参与行动党的朋友的确比我更有能力在短期内为社会作出贡献，因为他们能参与制定政策和施政。所以我相信他们在短期可能对民生有更直接的影响。譬如他说这个收费能低一点，那真的是造福很多人。

“这个我们（反对党）做不到。不过，还有另外一块工作，即推动民主机制、栽培反对党，还需要人做，而且可能是个更艰难的工作，也是更吸引不到人参与的工作。可是长期来讲可能对新加坡更重要，更能改善民生。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做这个更有意义，更值得做。”

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相较于行动党至今推出的五大重量级候选人都出身公共服务的同质性背景，陈硕茂跨越经济与法律领域的私人企业资历和全球经验，正是我国政治领导层所比较欠缺的。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陈庆文受访时说：“以陈硕茂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成就来看，一般人都会把他和体制联系起来，如果他是行动党候选人，不会这么引人注目；可能因为他是反对党候选人，所以让人格外关注。” 而无论竞选成败，他认为陈硕茂很可能是主流精英加入反对党政治的先行者。只要陈硕茂参选，必然会对其他具有同样特质的人产生启发作用，推进本地反对党政治的发展。

他说：“近来有些有所经营的反对党，已塑造了严肃认真的形象。陈硕茂很有可能成为这类反对党政治的旗手（poster boy）。关键是，他是否会继续逆流而上。如果落选，他会不会参与下届选举？” 这点，陈硕茂受访时已表示，即使落选也会留下来，帮忙党准备下一轮选举。

● 个人理念

我个人的理念比较简单：有竞争，才有进步。最终你要透过反对党的茁壮，才能对政府起民主监督的作用。在我们的制度下，我相信要有具备组织政府能力的反对党，新加坡民主机制的运作才会完善。就好像你买东西，今天的报纸说“买一送一”（指张志贤说的投选行动党人，让反对党人做非选区议员的概念），那我就提醒大家，最好还是能“货比三家”。今天只有一家店独大，你要“货比三家”就比较困难了，没有实际的选择。

● 民主条件

跟很多国家比起来，我们要实现宪政民主，条件还是比较成熟的。有些国家要变成一个宪政民主，它的制度得改，我们是制度已经在了，体制已经在了，我们有选举，大家也基本接受它的合法性，我们有国会，民主机制在了，机器在了，问题是没有人运作。我们的民主没得运作。所以我们出来，给选民提供一个选择，让整套机制有机会运作，这是很值得做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好主意，这也是很多人的诉求。

● 下半场人生

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这段路程还没有走完。行百里者半九十，最难的应该是后面这一段，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要能够朝这样的目标挺进，就是建设第一世界国会的方向努

力。建设新加坡过程中PAP的成就我们也不否认，可是我们需要进行下一段建设，让我们的民主机制可以运作，让我们真正走入第一世界。

● 私人企业经验带来什么视角？

长期在外国居住和工作，让我认识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当了律师又能为选民带来什么。我想一些职业的特征，就是当律师的会比较谨慎一点。而他因为常受客户委托，也就习惯代表客户去争取利益，不会“为人谋而不忠”。律师习惯扮演这种角色，而这也是国会议员所需要扮演的角色。我是商业律师，我们是帮人家把生意做成的，所以我想也习惯了察言观色，比较善解人意。如果当选，我想这些素质对服务选民都是有帮助的。

● 如何看待增加非选区议员这新架构

这是执政党的如意算盘，满足人们希望见到有人在国会里批评政府政策的意愿，可是却由执政党来代表所有的选民。我觉得选民必须做一个决定。如果说，我们要反对党起到民主监督的功能，并相信这会带来进步，那是怎么样的安排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是有个多党的国会，还是国会里头有一些非选区代表就够了？非选区代表不代表任何选民，我认为如果单靠他们，那我们离以后让有能力组织政府的反对党来监督执政党的目标就更远了。是不是国会里有非选区的反对党就够了？还是更干脆一点，不要国会，就设一个大邮箱，大家对这个政府有什么不满，就直接寄信投诉。但这是不是更好？是不是能激励执政党做得更好？

● 民主缺乏效率？

一党独大办起事来是很快，但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近几年我们最重要的政策是什么 是对外开放劳工。让外劳进来，是为了拉高经济成长，也没去关注以前谈到的生产力。这个政策是造成了粗糙的经济成长，代价又是什么呢？是新加坡人的就业、就学、房价、生活空间、运输；这一切都是代价。这政策推行之前，我们做过什么样的讨论？曾听说过会以650万人口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依据，但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的政策，这么重要的政策，和大家讨论过吗？难道不知道这对新加坡人的生活会有大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个讨论是不够的。即使多党的国会真的影响到效率，因为通过重大政策前你需要在国会里辩论，即使是这样，值不值得我们付出这个代价？我觉得是值得的。执政党的工作能做得更好，反对党也能做得更好，有机会得到历练，更有效的完成民主监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