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藜（1934年10月－），浙江省宁波市人，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曾长期在中国国务院的财经部门担任高级领导职务。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首任理事长等职。现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中国石化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刘仲藜曾长期在黑龙江省工作。他从政府部门的普通公务员做起；曾先后在黑龙江省商业厅、计划经济委员会（“计委”）供职，并历任“计委”综合处副处长、副秘书长、副主任、主任等职；还曾于1985年5月出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在黑龙江工作三十多年后，1988年刘仲藜调入财政部，任副部长、兼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机关党组副书记。1992年9月，刘仲藜进入李鹏“内阁”，出任财政部长；并曾与1994年至1998年间，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1998年3月，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后不久，刘仲藜被任命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2000年12月，已经超过正部级干部任职年龄界限的刘仲藜，又被宣布出任刚刚组建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首任理事长。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并于2008年3月届满退休。

 在这种轻松、没有拘束的氛围中，我们聊他历经的财税改革，他与会计的不解之缘，他的为官之道、为人之道、为父之道，甚至是养生之道。

“我不是梨园世家，也不是科班出身，但就是跟会计结下了不解之缘。希望大家把我也算作一位业内人士！”

会场上一片笑声。

75岁的刘仲藜，财政部原部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在演讲台上一改往日的干练严肃，显得温厚可亲。这是今年新春伊始的一天，北京，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表彰大会的现场。

“讲话中没什么官腔吧？”之后刘仲藜有一次问《中国会计报》记者，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爽朗而欣慰地笑了！我们之间的“闲聊”也就在这种轻松、没有拘束的氛围中开始了，聊他历经的财税改革，他与会计的不解之缘，他的为官之道、为人之道、为父之道，甚至是养生之道。

“穿裤衩”的部长捡回了衣裳

了解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往往就能了解这一时代的运行脉络。刘仲藜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人物，一位上世纪90年代中国财税改革的思考者和执行者。

1992年，刘仲藜从国务院办公厅回到财政部当部长时，用“受任于危难之际”来形容他当时的处境一点也不为过。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财政面临很大困难，尤其是中央财政。国家财政整体上呈现“弱干强支”局面。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民生、社会安全、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发展资金严重匮乏。

“到那个时候我算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国库空虚！”刚上任的刘仲藜倍感压力。面对这样的财政状况，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1993年在海南省的一次座谈会上，刘仲藜的幽默比喻给在场人员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部长（财政部原部长王丙乾）在任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裤衩了！”话音刚落，一位参会人员跟刘仲藜开玩笑说：“您可能连背心都没了，只剩下裤衩了。”

要打破一个既有的利益分配机制，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智慧。分税制改革要兼顾中央和地方，既要确保增加中央财力，又要不损害地方既得利益,还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这就需要有“共赢”方案的设计目标。“为了确定增值税率，税政司研究了涵盖全国税额82%的38000家企业3年的财务报表。当时我们认为，增值税是最大的改革对象，也是数额最大的税种，如果把它们的情况弄清楚了，主要税源问题基本就能解决了。但没有经过实践，这只能是一种理想。”

经过3个月的挑灯夜战，刘仲藜带队的财政部方案小组先后做了多套方案，处理了几十万个数据，制作了几千张表格。经过中央决策层的讨论以及与地方的协商，分税制改革终于在1994年初得以实施。

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改革方案设计和执行的领队，刘仲藜心中的担忧开始变得越来越具体了：第一，当时宏观经济环境不宽松，通胀严重，分税制会不会推动通货膨胀？第二，如果改革后的税制不合理，不是了生产，而是打击了生产，那么经济增长率会掉下来；第三，对于新的体制政策，尽管大规模的培训已经完成，但企业财务人员和税收征管人员实际操作能力如何，钱是否能够及时收上来？

在改革推行期的一次财政部党组会议上，刘仲藜公开表示：“真要出现这种情况，我准备下台，准备作出牺牲。”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金人庆紧接着说：“如果你光荣牺牲，我们前仆后继，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

为了防止所担忧的问题发生，刘仲藜找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担忧，要求临时向中央银行借120亿，放在国库先顶一下。“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很快就批了。”刘仲藜一面向银行借钱，一面在春节前的时间里，到各地的企业、基层税务所调查，看看他们是不是在按照新的体制运作。

到了1994年春节前的2月8日，1月份税收数字出来了，税收同比增长61%。得到这一消息时，刘仲藜正在北京慰问财税部门基层职工。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对刘仲藜说：“部长，税收增长61%，180亿元拿到手了，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而此时的刘仲藜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中央银行还钱。

之后的2月份、3月份、4月份，一直到12月份，每个月税收都在增长，全年的税收增长了900多亿元。到1997年、1998年、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每年增加将近1000个亿。

多年以后的2003年，中央领导在一次会上讲话：“分税制改革经过10年证明，是成功的！”听到这句话时，刘仲藜很激动。“改革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党中央的决策，归功于百万财税基层人员，归功于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刘仲藜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主政会计的大手笔

“我和会计有着不解之缘。”刘仲藜曾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场合这样表示。的确，翻开中国会计史，刘仲藜与几件对中国会计事业影响深远的大事都连在了一起。

1988年，刘仲藜刚到财政部当副部长时，就主管会计司。在那期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或许是机缘巧合，多年以后他又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长。

1992年至1998年，刘仲藜就任财政部部长。这期间，《会计法》修订，《注册会计师法》通过，《两则两制》发布，三所国家会计学院开始筹建。

但让刘仲藜感到自豪的并不止这些。

1995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的联合和1999年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等，对其中的过程，刘仲藜至今仍记忆犹新。

1991年，刘仲藜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彼时，因为业务存在交叉，审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市场上“闹得不可开交”，此事也反映到了国务院，刘仲藜成为这件事的协调者。“我认为，两者应该有明确的分工，审计是监督政府、监督财政资金的，而市场应该归会计师事务所。”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主持有关会议并采纳了这一意见。1992年，刘仲藜回到财政部，也把这个任务带了回来，并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规划。

1995年，财政部和审计署联合发出通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实行联合，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其中的一条细则堪称高明：1993年12月31日前，已具备注册审计师条件，由省级以上审计机关批准，经审计署认定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送财政部备案后，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分别发给财政部统一制定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或发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证书。

“要改革，就要尽量保护相关人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一步步退出去，年轻人同样要通过考试获得资格，如此才能平稳过渡。”刘仲藜道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

2000年的世纪之交，《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不约而同地报道了会计领域这样一件大事：“作为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率先在全国完成脱钩改制工作。脱钩改制后的事务所面貌一新，活力大增，注册会计师的信誉正不断上升。”

看到这则消息，最高兴的无疑要属刘仲藜了。虽然当时已调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但他认为，正是在体改办的协调和推动下，会计师事务所才得已彻底与行政脱钩，真正成为社会公正自律的组织。

当时的亚太会计师联合会等国际机构、国际大型会计公司和许多来访的外国会计师职业组织纷纷表示，脱钩改制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

让刘仲藜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与会计的这份不解之缘还能延伸到国际舞台。2006年，刘仲藜当选为国际会计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其实理由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一个是中国正在实行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刘仲藜显然落掉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自己的个人魅力。

这个部长当“官”有一套

走进刘仲藜的办公室，各个角落摆放的照片最能吸引人的眼球，那是他为“官”以来，担任不同职务时在不同场合与各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现在，那已成为他一笔宝贵的财富。

黑龙江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再加上现在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刘仲藜很好地完成了每一次的角色转换。

“财政部的工作是面宽，对方方面面都要了解，都要放在心上；理事会的工作是纵深，股票曲线图中一个带颜色的小方块，可能就要学整整一本书。

“我对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的定位是，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两年时间里，我只签发过一个文件，就是把一个会议的召开时间从u2018明天u2019改到u2018后天u2019。

“中央部门领导和省政府领导的职能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

这些都是刘仲藜对自己为“官”之道的精辟总结。从副省长到正部长，刘仲藜对“正副手”的理解更是颇为独到，“当副手最重要的是维护团结协作，维护一个集体的荣誉。当一把手要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更要敢于负责，如果见好的就揽过来，不好的就往外推，不下两次就会名誉扫地。”

在日常的工作中，刘仲藜号称“777”，早上7点到办公室，晚上7点下班回家，星期天坚持加班。刘仲藜解释道：“早上7点到8点是最好的工作时间，肃静、没有会议、没人打扰，能处理很多文件。下班后，可能刚开完会，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处理零零碎碎的事。”密件太多，不把文件带回家，不在家接待客人谈公事，这也是刘仲藜恪守的两大原则。

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刘仲藜还有个嗜好，那就是散步，早上半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在他看来，散步不但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让他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思考：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些什么。另外，游泳、打篮球都是他缓解工作压力的好方法。

他常说，当“官”这些年，自己问心无愧，在离开每一个岗位时，那儿的人不是放鞭炮庆幸他走了，而对他多少还是心生留恋和不舍。

他说为“官”如为人，诚实尤为重要。多年以后的今天，刘仲藜还记得刚到财政部时，一位财政部老领导对他说的那句悄悄话：“在国务院开会时，你不发言就表示同意，所以有什么意见就要说，但不能多说，被咨询的人不能滔滔不绝。”

传奇人生的平淡归宿

“往昔即苦难”的回忆模式显然不适合刘仲藜，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总结自己的过去：“我这辈子平平淡淡，能记起来的都是些快乐的事。”

事实上，他的人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宁波孩子，商贾出身，幼年举家搬迁至上海，18岁考进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从此走上仕途。他抡过锄头，也炼过钢铁。“我还打过山火呢！”他说的“山火”是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场大火。那一年，已经是黑龙江省副省长的刘仲藜受命控制大兴安岭的西线火势，阻止火焰蔓延至内蒙。“当时，西线120公里，每50米一个战士，火势几次差点突破我们的防线。”说起当年在山上蹲守的1个月零两天，刘仲藜丝毫不提苦和累，而是把它当成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刘仲藜自称“半个东北人”。1952年至1987年，整整35年，刘仲藜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留在了那片黑土地上。“应该说，我真正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和自己的逐步成长是在这个阶段，长知识和懂得人生也是在这个阶段。调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以后，离中央更近了，使我更有机会受到教育和锻炼。”

东北人的豪爽和宁波人的细腻，刘仲藜兼而有之。生活中的他大大咧咧，通常日记只保持两到三年之后就销毁，美其名曰：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

他爱好书法，却总说自己不是内行，练字的目的只是为了签文件时字能好看点。他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亲逼他背诵朱伯庐的治家格言：“不饮过量之酒，不贪意外之财；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现在，刘仲藜如是总结自己的为人之道：规规矩矩做人、勤勤恳恳工作、快快乐乐生活。

同一个院里的人都羡慕：老刘家真幸福。每周六，是刘仲藜和儿女们的家庭聚会日，戏称“吃中央财政”，这一天刘仲藜会大展厨艺。为此，他和老伴总要提前打电话询问儿女们，这周想吃点什么。然后在某个清晨，老俩口会穿行于肉铺、菜摊之间，为周末的大餐进行采购，时而与老街坊们聊上两句，时而逗逗路边玩耍的孩子，悠然自乐。

回头想想，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最欣慰的事情很简单：工作很顺利，家庭很和睦，身体还可以。他总说，要感谢自己的老伴，这么多年来一起奋斗，一起幸福；要感谢自己的儿女，他们深刻领会到了他的“身教”，如今正在服务于社会。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他就像一台烦恼筛选机。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心里，现在只留下了快乐和欣慰。

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